歷史上有英雄、有名臣、有仁君、有清官、有忠臣，當然，也有小人、有奸臣、有暴君、有貪官、有酷吏。
“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幾千年來，人們一直都清官褒獎有加，但貪官千夫所指。
而李家，自然也曾出現過真小人、偽君子……
雖然清官不等于好官，也不等于有為之官，但清官至少不貪污，不會損害百姓的利益。所以，我們還是喜歡清官，而于永發，則是不折不扣的“宦臣”！
相比較于永發而言，那些真正的清官，則能讓人佩服的五體投地，甚至乃為老百姓，而延續至今！
孫叔敖，華夏歷史上的第一位清官。
春秋時期楚國令尹（相當于宰相）。以賢能、清廉聞名于世。孫叔敖是古代為官清正廉潔的典范。
孫叔敖在任宰相期間，三上三下，升遷和恢復職位時不沾沾自喜，失去權勢時不悔恨不嘆息。
孫叔敖作為宰相，權力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他輕車簡從，吃穿簡樸，妻兒不衣帛，連馬都不食粟。
據史書《韓非子·外儲說左》記載：他為相時乘的是木棧車，駕車的是老母馬，吃的是粗米餅、青菜湯，冬天穿山羊皮襖，夏天穿粗布葛衣，一年四季，面帶饑色。
公元594年，楚莊王二十年前后，孫叔敖患疽病去世，年僅38歲。作為宰相，家里竟窮得徒有四壁，連棺木也未準備。據說他死后，其遺孀和兒子孫安搬出官府，寄居郊外，兒子窮得穿粗布破衣，以農耕為主，靠打柴為生，自食其力。
足見其清廉。
西門豹，戰國時，魏國著名政治家、水利家，曾立下赫赫功勛。我們太熟悉了，西門豹治鄴的故事，至今流傳。
西門豹在鄴縣當縣長的時候，當地有一個讓老百姓深惡痛絕的習俗，叫河伯娶親。西門豹鏟除這股歪風、邪風之后，而西門豹帶領老百姓興修水利，使鄴地百姓逐步富庶起來。
而西門豹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鄴地百姓專門為他在漳水邊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張湯，西漢漢武帝時的著名酷吏。因為治陳皇后、淮南、衡山謀反之事，得到漢武帝的賞識。
當然，如此張湯，下場自然很慘。元鼎二年，也就是張湯擔任御史大夫的第六年，張湯自己被人舉報，罪名是官商勾結，以權謀私，泄露國家機密，破壞經濟改革。
結果，張湯被迫自殺。張湯死后，家里的財產不超過五百金，都是俸祿所得和皇帝所賜，沒有其他產業。
他的兄弟和兒子想厚葬，他的母親卻反對。張湯母親說：我兒身為天子之臣，竟被小人誣陷而死，何必厚葬，又豈能厚葬？
最后，一輛牛車一口薄棺，埋葬了張湯。張湯是清官。
黃霸，事漢武帝、漢昭帝和漢宣帝三朝。史學家班固評論說：“自從漢朝建立以來，要講治理百姓的官吏還是數黃霸第一。”
黃霸斷案卻崇尚仁政，反對酷刑，對疑案堅持從輕處理，主張對犯罪實行外寬內明，教化為先，把重點放在防患于未然上。為了解民間情況，黃霸還常派官員微服私訪，并親自以平民身份，深入民間，關心百姓疾苦。
所以，黃霸為官，百姓擁護，朝廷滿意，屬下悅服。
公元676年，狄仁杰任大理丞，剛正廉明，執法不阿，由于聰明過人，又熟悉典章法度，一年中判決了大量的積壓案件，涉及一萬七千人，而且沒有冤訴者，成為朝野和民間推崇備至的斷案如神、鏟奸除惡的青天。
隨后，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為侍御史，負責審訊案件，紀劾百官。狄仁杰的才干與名望，逐漸得到武則天的贊賞和信任。
以“中華神探”的頭銜聞名中外的狄仁杰，其實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可以說，太宗之后，玄宗之前，稱得上政治家的只有狄仁杰。他作為一名精忠謀國的宰相，一生忠君愛民，謹慎自持、從嚴律己，是武則天最為寵信的大臣。
徐有功，唐代最著名專司審案的官吏，是歷史上罕見的一位以死守法、執正的清官。
徐有功雖長期擔任專職審案官，卻因敢于嚴格守法，犯顏直諫，執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達萬人以上而名留青史。
《新唐史》對他有“雖千載未見其比”之贊譽。有關徐有功剛正不阿、守法護法的事例很多。他任法官前后執正大案六七百件，救人數以萬計。他既不為己謀利，也不為君主之私欲所動搖。正因為他是一位守正不阿清官，才能在種種誣陷冤告中傲然挺立。
公正、忠誠、無私、才干和勇氣，是徐有功成為古代最優秀法官的主要原因，因此被當時人譽為“自古無有”的好官。
包拯，在華人世界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就連從來不讀書的也知道。龍圖閣直學士包拯，在民眾心中是明鏡高懸執法如山的象征。
據正史記載，包拯權知開封府時，曾大開正門。民眾但有冤情，可以直接上堂控訴。辦事人員做不了手腳，一貫橫行霸道的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紛紛收手。
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包公比閻王爺還鐵面無私。后世將他奉為神明崇拜，認為他是奎星轉世，由于民間傳其黑面形象，亦被稱為“包青天”。
海瑞生于公元1514年，死于公元1587年，享年73歲。海瑞的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歷四朝。海瑞是中國古代最為耀眼和有個性的清官。
海瑞的清廉恐怕中國人都知道。海瑞的清廉舉世聞名，絕對真實，而且清澈見底，清的不能再清。
海瑞晚年，官位很高，右都御史，相當于現在的監察部部長。但海瑞去世時，連喪葬費都沒有。據說他的同事去主持海瑞的喪事，看見海瑞住處用葛布制成的幃帳和破爛的竹器，因而禁不住為之悲泣不已，湊錢為海瑞辦理喪事。做官做到如此，可以說是一清見底了。
而且海瑞是一生堅持他的清廉。他當知縣時，飯桌上的蔬菜都是自己種的，酒肉之類的，則極少食用。
據說有一次，海瑞給母親賀壽，買了兩斤豬肉，這件小事瞬間紅爆朋友圈，海瑞一夜之間成了網紅。當時的總督胡宗憲都忍不住大驚小怪，發朋友圈說：你們知道不知道，海瑞買肉了，買了兩斤豬肉，兩斤耶。嚴嵩點了32個贊。可見海瑞的清廉到了什么程度。
湯斌為官一生，幾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務和漕運的治理上，并注意為百姓減輕負擔、賑災救施、興利除害，從而始終躬身實踐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民本”思想。
湯斌為官清廉，至死僅遺俸銀八兩，連買棺材的錢都不夠，真正可謂是一代清官。
于成龍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舉“卓異”，以卓著的政績和廉潔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愛戴，被康熙帝贊譽。于成龍去世時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別無余物，市民痛哭，塑建雕像祭祀，謚號清瑞。
康熙：“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康熙破例親自撰碑文并題寫“高行清粹”匾額給予褒揚。
古代行政體系是以皇權為核心的，目的自然是維護君主專制。因此，歷朝歷代都會通過分化事權的方法來削弱相權，穩固皇權。但是，分化事權，又導致行政效率低下，國家又不得不適當集權。唐宋時期的中央機構不斷調整，反復在分權和集權之間徘徊，這正是兩者矛盾的反映。
而李安然也很清楚，想要徹底解決麻煩，就得讓李家劃分等級制度！
唐朝初期，繼承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別是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分別掌握草擬、審議和執行，尚書之下設置六部，進行具體的行政工作。三省的形成，就是對相權分化的結果。
在秦代，中央為三公九卿，三公為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分別掌握行政、監察和軍事，其中丞相就是秦代的宰相，在行政上擁有很大的決策權。
漢代時，為限制三公，漢武帝重用身邊的秘書、內臣，形成了內朝，內朝最重要的大臣就是尚書令。內外朝的形成，相權一分為二。到東漢時期，尚書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逐漸成為了最高的行政官員，并設有專門的機構——尚書臺，于是尚書成為了宰相。而三公則淪為了虛職。
到了魏晉時期，將尚書臺改為尚書省。為了限制尚書省的權力，另外設置中書省掌握草擬、詔令，尚書省則淪為了執行機構。南北朝時期，又增加門下省，負責審議詔令，以此來限制中書省。
如此，相權就一分為三了。需要注意的是，尚書省雖然淪為執行機構，但是在唐朝初期的地位還是非常重要的。尚書省的長官左右仆射往往會兼任中書省、門下省的一些職位，如此就擁有了參與決策的資格了。
傳統史學界認為：三省六部制的形成是古代政治制度成熟的表現。
三省六部制中的機構都是國家事務機構，并不涉及皇室事務，而秦代的三公九卿既管國家事務，又管皇室事務，體現了強烈的家天下色彩。三省在權力相互牽制，避免了權臣的出現。
不僅如此，三省六部制名義上還可以限制皇權。三省制出現后，皇帝頒布詔令必須經過中書省，如果繞過中書省直接發號施令就是違法行為，因此“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的說法。而經過中書省的詔令，就需要經過門下省來審核，門下省就有可能駁回皇帝的詔令。
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時有發生的，例如627年，唐太宗發布征召中男（十六歲到二十歲的男子）入伍的詔令，但是該詔令被中書省的長官魏征數次駁回，最終未能實行。
三省相互牽制固然是好，但是造成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行政效率低下。三省的長官可能在一件事情上出現爭執，于是遲遲無法出具體的措施。尤其中書省和門下省，兩者地位重要，共同分享決策權，如果兩高官官意見不合，那么政令就無法出臺了。
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唐朝的皇帝也想了很多辦法。一個辦法就是皇帝舉行朝議，綜合各方面的意見，最終進行決策。參與朝議的主要人物有皇帝及其秘書集團、三省的重要官員，以及三公等其他官員。三公也就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他們早已淪為虛職，主要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些建議。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讓三高官官合署辦公。唐太宗時期，設置了一個新的政務大廳——政事堂，由三高官官在此辦公，如此，三高官官就能夠實現良好的溝通，有利于提高效率。政事堂最初設置在門下省，在唐中宗時期遷徙到了中書省。同時，從唐中宗時期開始，尚書高官官失去參與政務討論的資格。
最初，在政事堂辦公的官員只有三高官官，也就是中書令、侍中、尚書左右仆射。后來，皇帝也自己也派遣一些代表參與其中，也就是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他們和三高官官一起辦公，地位相等，也被視為宰相了。由于皇帝不斷派遣代表駐扎在政事堂，使得政事堂的人越來越多，也就是宰相越來越多。一般而言，唐朝同時存在的宰相有十多名，在710年竟然多達27名。
如此，政事堂的機構越來越龐雜，分權越來越細，皇權自然更加得到了保障。723年，唐玄宗將政事堂改名為了中書門下，并設置吏、樞機、兵、戶、刑禮五房作為其具體的行政機構。這實際上就是將尚書省管轄的六部遷徙到了政事堂，尚書省的執行權就名存實亡了，中書門下成為了最高的行政機構，掌握決策、執行大權，相權再次集中。中書門下的形成，也標志著三省六部制開始向二府三司制過渡了。
唐朝最初的宰相就是三高官官，政事堂形成后，宰相的數量增加，其官職稱號也非常復雜，有參知政事、平章政事、同掌機務、參知機務、參掌機密等，最多時候，名號竟然多達40多個。到了唐肅宗時期，正宰相的名稱確立為了平章政事，此政策一直延續到了宋朝和元朝，一直到朱元璋廢宰相為止。
宋朝初期，繼承了唐后期的制度，最高行政機構就是中書門下，其宰相為平章政事。從唐朝后期以來，由于藩鎮割據和財政危機，因而軍事和財政機構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對宋朝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軍事方面，唐玄宗在邊疆設置了十鎮節度使，集中了全國大部分的精銳部隊。安史之亂爆發后，為了限制節度使的軍權，唐玄宗以宦官擔任監軍去指揮、調動軍隊。唐代宗時期，設置樞密使，同樣以宦官擔任，宦官開始掌握部分兵權。
到了唐后期，利用手中兵權控制了朝政，樞密使也就是掌握全國兵權的人物了。到了五代，設置了樞密院，成為了正式的軍事機構。宋代，繼承了五代制度，樞密院是全國最高軍務機構，和中書門下并稱“二府”。
唐朝后期，北方經濟破壞，財政收入不足。于是唐朝派遣轉運使在江南地區經營財政，并將地方的糧食、錢財運輸到中央；同時，推行鹽鐵專賣，增加財政收入，而管理財政的官員就是鹽鐵使。
因為國家財政的依賴很大，轉運使和鹽鐵使得權力就不斷提高。到了后來，就干脆將管理戶口的戶部、管理鹽鐵的轉運使、管理財政支出的度支合并為一個機構，并稱三司，其長官為三司使，總覽天下財政。而轉運使則是三司在地方的機構。
如此，北宋初期的機構也就分為了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合稱“二府三司”。二府三司體制形成后，中書門下的兵權、財權都已經被剝離，再一次實現了分權。
另外，北宋還在平章政事之外另外設置參知政事作為副宰相，以分割宰相行政權。其他機構內部也同樣分權嚴重，如三司內部時而就廢除三司使，讓鹽鐵、戶部、度支相互牽制；樞密院內有樞密使和樞密副使等相互牽制。比起三省六部制來，二府三司的分權現象更加細致。
然而，嚴重的分權也使得行政效率更加低下。同時，機構冗雜，官員過多，給國家帶來了嚴重的財政負擔。
在宋神宗時期，精兵簡政成為了改革的一大政策而精兵簡政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裁汰官員，減少機構。元豐年間，宋神宗恢復了三省六部實權，如將三司并入了戶部，剝奪了樞密院的兵權。如此，三省六部制又重新復活了，并且一直影響到了明清。
南宋時期，繼續在元豐改制的基礎上進行改革。為了進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南宋又再次讓三省合署辦公。1130年，宰相開始兼任樞密使，到1205年，“以宰臣兼使，遂為永制”，于是宰相就同時掌握行政、財政和兵權了。南宋的精兵簡政，使得機構減少了一半以上，大大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提高了行政效率。
不過，帶來的弊端同樣明顯，南宋就開始出現了北宋未曾出現的權臣，例如賈似道。
唐宋兩代，在中央制度上不斷變革，在集權和分權之間不斷徘徊，最終還是走了一個大大的輪回。即便如此，唐宋的機構變遷對后世還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雖然三省制最終在明朝被廢除了，但是六部最終延續到了清朝，成為了具體的行政機構。在中國古代，權力集中于皇帝是歷史大趨勢，但是行政效率卻是一個問題。例如，明朝將君主集權發展了新的高度，但是行政效率卻下降到了谷底。
如何才能在分化相權的同時來提高效率呢？唯一的方案就是皇帝勤政，清朝不就是這樣干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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