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景色隨著馬車的行進而不斷變幻，車廂內的空氣略顯沉悶，只有馬車輪子在泥濘路面上發出的沉悶聲響。
雪地寒風如刀割，掠過馬車的車窗，發出清脆的風聲。
馬車停在了一座雪地小山上，給人一種冰冷的壓迫感。車窗上的雪已經消除了陽光的余暉，只剩下零星的雪粒在玻璃上閃爍，發出刺耳的聲響。
亞瑟還在對外交部的人事任命侃侃而談，然而布萊克威爾的手卻伸進了公文包的口袋，取出了一個泛黃的信封。
私人秘書小心翼翼地問，語氣中有一絲未曾掩飾的擔憂：“爵士，您看過這封信了嗎？”
亞瑟的聲音很清冷，他的腦子里還在思考著如何處理好高加索的問題和赫爾岑的案件：“是關于什么的？外交部的新政策？”
“與外交部的政策無關。”
“那就先放在一邊吧，我晚上回去再看，目前的工作重點還是得先放在戴維·厄克特爵士的身上。”
“雖然這封信與外交部政策無關，但是……爵士，我感覺它很有可能導致內閣改組或者首相下臺，并進而引起外交大臣人選的撤換。”
亞瑟的手指在文件邊緣驟然收緊，羊皮紙在手套里發出細碎的呻吟。他緩慢地抬起眼簾，睫毛上的冰晶折射出銀針般的寒光：“亨利·布萊克威爾先生！”
布萊克威爾身上的汗毛都立起來了：“爵士，我在。”
亞瑟的懷表突然發出金屬與皮革摩擦的刺響：“原諒我不是古典文學專業畢業的，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你剛才的話是不是打算告訴我，這封信從倫敦寄出至今……”
馬車在雪坡上突然打滑，車廂傾斜的瞬間，亞瑟的銀質手杖重重撞向地板：“已經整整過了兩個星期？”
布萊克威爾當然明白他的頂頭上司是什么意思。
這個年頭，從倫敦往俄國寄信，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都需要大約1015天的時間。
平均而言，信箋的傳輸速度正是兩個星期。
對此，布萊克威爾心里也是有苦說不出。
因為在彼得堡的駐俄使館里，這封信其實并不算是什么加急情報，只是對倫敦近期局勢的簡要報告罷了。
因此，辦公室的隨員就沒有特意向布萊克威爾強調還有這封信箋。
但問題在于，亞瑟對于情報重要性的定義顯然與使館隨員的定義不一樣。
這份倫敦局勢簡報雖然未必會影響英俄之間的外交關系，但是卻很可能會影響到亞瑟·黑斯廷斯爵士在人生規劃方面的宏圖大計。
“閣下，當時您正在莫斯科休假，而且您還遭到了暴徒的襲擊，目前正在養病……”
布萊克威爾看見亞瑟大衣領口的貂毛正在簌簌顫動。
“那就應該讓它出現在我的手術臺旁邊！就算是要我死，我也希望自己能死的明白點！”亞瑟說到這里戛然而止，他并沒有選擇繼續大發雷霆，而是很沒有風度的從秘書手中搶過了信。
這位駐俄文化參贊對于政治生命的關心明顯超過了對私人秘書失職的怒火，雖然內閣倒臺給他帶來的威脅明顯沒有倫敦塔下的子彈那么直接，但是卻一定更為劇烈。
如果換做平常，布萊克威爾多半會再補上一句俏皮話來打趣這位約克耐殺王，但今天他很顯然不敢這么干。
因為他明白，亞瑟看完信之后，他面臨的很可能是一場狂風暴雨式的襲擊，他沒有必要特意給自己的腦門上再插一根引雷的天線。
信箋并不長，其中包含的內容也很簡單。
首相格雷伯爵自從1832年帶領輝格黨完成議會改革后，便一直乘勝追擊，繼續在社會的各個層面推動改革。
其中包括了：
規定工人每日的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要求安排童工每日受教育時間，并制定了工廠衛生安全標準的《1832年工廠法》。
在英國及海外殖民地完全廢除奴隸制度的《1833年廢除奴隸制法案》。
承認了工會合法性的《1833年工會法案》。
強化了對貧困人口的管理和限制，強調通過設立工作屋來控制貧困人口救濟的《1833年新濟貧法》。
雖然上述四條改革法案在頒布的過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力，但由于議會改革后托利黨在下院已經不成氣候，所以立法過程總體上還算順利。
但是千不該萬不該，格雷伯爵將下一個改革目標放在了那塊與英國政客命中犯克的地方——愛爾蘭。
往前推一個世紀，往后再推一個世紀，在不列顛的歷史上，愛爾蘭都是每一位有志于青史留名的英國政治家繞不過去的話題。
但是，能夠在愛爾蘭問題上全身而退并的，卻唯有一人。
那就是英國最偉大首相的有力競爭者，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的締造者，簽署了《英愛合并法案》，并通過各類財稅改革和外交手段使得英國奠定了歷次反法戰爭中勝利基調的‘皮特小子’——小威廉·皮特。
只不過，小威廉·皮特雖然將愛爾蘭成功合并進了大不列顛王國的版圖，但是他設想的天主教解放卻由于阻力太大，未能在任內成功推行。
那個最終推動《天主教解放法案》的家伙，正是因為此事惹得一身騷的威靈頓公爵。
雖然威靈頓公爵本人心里未必有多認同這個法案，他更多的是從一位統帥的角度出發，基于現實主義的角度，認為天主教解放問題已經深刻威脅到了不列顛的安定繁榮，所以才冒天下之大不韙，頂著身敗名裂的風險強行按著議會和國王的腦袋推動了這份決議。
而格雷伯爵呢，他從年輕時便一直是位自由主義者，早在1807年擔任海軍大臣期間，他便企圖引入法案，容許天主教徒在皇家海軍出任最高級別職務，并推動廢止奴隸貿易。
由于他的這些行動遭到了時任國王喬治三世的大力反對，格雷伯爵在當時內閣垮臺后，他在此后的23年間一度消失在了大眾的視野中，并多次謝絕了重返內閣的機會。
而在威靈頓公爵由于《天主教解放法案》導致托利黨內部分裂，其內閣也迅速垮臺后，蟄伏了23年的格雷伯爵卻戲劇性的獲得了空前強大的支持，人們好像都忘了這位輝格黨的元老也是一位力主天主教解放的人物。
但事實上，格雷伯爵并沒有忘記他的初心和愿景。
只不過他非常聰明的將愛爾蘭和天主教問題這塊最難啃的骨頭放在了時間表的最末端，先是議會改革，然后是工廠法和完全廢除奴隸制等等，在做完了這一切之后，他終于開始向愛爾蘭動刀了。
《愛爾蘭捐稅法案》的提出無異于在英國政壇引爆了一顆重磅炸彈。
這份法案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首先，英國政府將減少對愛爾蘭國教會的財政撥款，并將愛爾蘭的國教主教數量從24個削減為12個。
其次，占據愛爾蘭人口80的天主教徒將無需再向愛爾蘭的國教會繳納捐稅。
最后，愛爾蘭國教會占據的土地也將會被重新分配和管理，以確保其資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
單是看這幾個條款也知道國教的教士們會產生何種程度的應激反應。
財政支持大幅削減，愛爾蘭的主教席位被砍一半，捐稅少了八成，就連吃到嘴里的土地租金也得吐出來。
按照教士們的話來說：像是格雷伯爵這樣不虔誠的人，將來是一定要下地獄的。
身為保守派的托利黨成員們自然是對此表示了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這一改革削弱了國教會的傳統地位，并且給國家帶來了宗教改革的不穩定性。俗話說得好，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與格雷伯爵這么一比，好像老首相威靈頓公爵的《天主教解放法案》也沒有那么不可接受了。
甚至不止是托利黨，哪怕是代表了自由派的輝格黨內也有許多人站出來提出了批評意見，他們認為首相的新法案看起來疑似有點太自由了。他們雖然是輝格黨人，但與此同時也是虔誠的國教徒，對于任何國教支持者來說，這種形式的讓步都被視為對教會權威的挑戰。
至于國王威廉四世，那更是不用提了。
作為國教圣公會的宗教領袖，他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奉他為領袖的教會受到如此嚴重的打擊的。
威廉四世現在成天對外放話，雖然國王的言論有不少，但總結起來只有一個意思：議會改革也便罷了，現在又搞《愛爾蘭捐稅法案》，你們這幫人他媽的是不是想造反？
國王犯了疑心病，而格雷伯爵的內閣也因為這份法案出現了分裂。
在首相再一次向內閣成員申明了他推動改革的意志決不動搖后，財政大臣德比伯爵、海軍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戰爭及殖民事務大臣里士滿公爵和掌璽大臣里彭伯爵都向首相表達了強烈異議，并向首相集體請辭。
掌璽大臣里彭伯爵甚至公開撂下狠話說，如果格雷伯爵執意如此，那他只能用退黨來表達抗議。
就因為這份法案，輝格黨頓時陷入了幾年前托利黨那副四分五裂的境地，而格雷伯爵也品嘗到了威靈頓公爵當年在上下兩院遭到集體包圍的滋味兒。
雖然他在幾位大臣請辭后，便立刻著手尋找愿意填補他們空缺的人選。
但是正如議會改革前夕，威靈頓公爵組閣屢屢碰壁一樣，所有在輝格黨有頭有臉的人物都明白，這時候內閣大臣可稱不上是什么好差事。因此，那些有資格出任大臣的人物紛紛婉拒，而愿意搏一搏的年輕人又沒有能力服眾。
如果事情按照這個軌跡發展下去，那么只能說明一件事——格雷內閣的垮臺已經進入倒計時。
一旦內閣垮臺，就算執政的還是輝格黨，那么新首相必定會是一位對《愛爾蘭捐稅法案》持反對態度的溫和派輝格黨人。
或許對于大部分人來說，這會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對于亞瑟而言，這個消息簡直壞到不能再壞了。
因為溫和派輝格黨人就意味著，他在選取內閣成員、做出人事任命決定的時候，勢必不會考慮布魯厄姆勛爵、達拉莫伯爵這樣的激進分子。
雖然亞瑟同樣不喜歡激進分子，從政治立場的角度出發，他甚至可以算作一位溫和的保守派人士。
但奈何他端的飯碗便是那群輝格黨的激進分子們給的。
如果內閣改組，俄國這邊再鬧出亂子，工作失誤的達拉莫伯爵勢必會遭到雪藏，而新任的外交大臣又會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他這位布魯厄姆勛爵與達拉莫伯爵的得意門生呢？
或者，把事情想的不那么糟，就算俄國沒有鬧出亂子，《愛爾蘭捐稅法案》珠玉在前，難道新首相便會放心大膽的把一個激進分子的學生調回倫敦任職了？或許他們會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就讓亞瑟陪著達拉莫伯爵一起爛在俄國算了。
站在亞瑟的立場上，與其讓溫和派的輝格黨人當選，倒不如請威靈頓公爵這樣的純正托利黨人重新出山呢！
畢竟亞瑟流的血，威靈頓公爵可是看在眼里了。
此時此刻，亞瑟只感覺印度馬德拉斯專員的位置好像在向他招手了。
寒風吹得亞瑟猛地一陣哆嗦，然而，品慣了腥風血雨的英國紳士知道，越是這種生死存亡的關頭越是要冷靜的頭腦。
但是難免的，他還是有些‘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的念頭。
他本想著妥善處理好高加索的任務，在白廳的面前好好地露上一手，以便在他那光輝的履歷簿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但如果露一手的代價是繼續留在俄國，又或者是被打發去印度或者澳大利亞，那么為了減少變數，鋪平回倫敦的路，那么他也不是不能考慮以退為進、降職使用等等非常規手段。
戴維·厄克特爵士為了惡心俄國人，能夠舍棄駐君士坦丁堡領事這樣的位置，他這個駐俄文化參贊的職務倒也沒什么可特別留戀的。
只不過，在被免職或者主動請辭之前，亞瑟得最大化的利用手頭的資源和權力，盡可能的榨干這個職務的價值，來替將來的復起留下點可以說道的遺產。
就好比戴維爵士雖然因為深入高加索失去了外交部對他的信任，但是憑借他這次行動取得的名聲，他將會收獲國內反俄派和自由派人士的好感，因此今后回國參選議員肯定是大有希望的。
至于亞瑟嘛，他肯定沒有戴維爵士那樣強硬的家世背景和上層人脈關系，雖然他稍微有些財力，但是對于議員這樣投入極大且不穩定的差事，他并無太大興趣。
因此，他不能像是戴維爵士那樣把事情干的太過極端，讓系統內部給他扣上個‘不可靠’的帽子。
暫時的離開只是為了更好的歸來，同時順道惡心一手與利物浦爆炸案有牽連的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子爵。
一想到這兒，亞瑟心底的路線圖漸漸清晰了起來。
他忽然向布萊克威爾開口問道：“你剛剛說，在奧斯曼經商的商人們正在收買《布萊克伍德》等報紙雜志渲染俄國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