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一六章日本威脅論！
自南洋華人立國之戰打響后，“影子內閣”就中止了每月一次的例會。()這與備戰行動的完滿結束，以及南華戰后重建計劃全面展開有著莫大的關系。
同時，這也象征著琉臺南三地政府已經走上了正軌，不再需要千里之外的大學島過多干預了。
“影子內閣”徹底淡出海外華人的政治生活，是梅貽琦等人由來已久的打算。但拿得起放得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又談何容易啊？
盡管大學島給琉臺南三地量身定做了一系列法律，規劃了政治、經濟、軍事發展的藍圖，但琉臺南三地政府的歷史太短，國際國內局勢又瞬息萬變，老狐貍們怎么也無法做到真正的放手。
李老板讓朱明帶回的“華人大腦集中營”企劃書，讓梅貽琦意識到組建一個獨立的跨學科研究機構，或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辦法。與傅斯年、王世杰等人一番討論后，梅貽琦毅然決定召集琉臺南韓三地政府決策者，以及各高等院校校長、院長，各研究所所長和琉球科學院華人院士，召開“影子內閣”擴大會議。
毫無疑問，即將召開的這次會議，是亞元區歷史上與會人員級別最高、涉及面最廣、影響最深遠的一次會議。為了加強亞元區內的交流，“影子內閣”一致同意會議安排在釜山舉行。
鑒于會議的規格和規模太過驚人，為了不引起國際社會的猜疑，亞元區國家和地區對此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宣傳，這次史無前例的會議被冠名為“亞洲經濟發展論壇”。
1948年11月的最后三天，海外華人互助會代表團、南華政府代表團、臺灣省議會代表團、琉球共和國代表團相繼抵達釜山。
這可是大韓民國政府成立以來，以東道主身份承辦的第一次國際性會議。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繼加入聯合國、參加奧運會之后，又一次提高韓國國際地位的機會，韓國政府上下對此投入了巨大的熱情。了迎接各國代表們的到來，已成為韓國第一大城市的釜山到處張燈結彩。不但加強了保安措施，甚至連市容市貌都因此得到了大幅改觀。
12月1日上午8點，韓國總統崔用德、外交部長金得西、財政部長李在旭、教育部長樸喜皓等人，分部將下榻在三個酒店里的琉球總統曹樸、南華總統林群賢、臺灣省議長吳炳國、海外華人互助會秘書長胡文虎、海外華人基金會主席榮一心等人人，迎接至南浦洞不遠處的龍頭山公園。
而早在一個小時前，韓國警察總局局長金貞烈就親自率領一隊便衣警察，將梅貽琦、胡適、傅斯年、蔣夢麟、王世杰、陸志鴻、陳垣、李季谷等人幕后大佬們，秘密護送進了會場。
琉臺南韓四地大佬們在龍頭山會場外的草坪上，分別對記者們熱情洋溢的發表了一通對亞元區未來經濟發展的演講后，才魚貫走進了戒備森嚴的會場。
不得不承認，會場的布置別出心裁。近千張桌椅圍成了一個巨大的圓弧，將演講臺圍繞在會議廳的中央。而與會人員則按照政府、科技教育、經濟金融、軍事四大塊就坐，盡最大可能的促進琉臺南韓四地官員之間的交流。
見眾人都與身邊的異國朋友打完了招呼，韓國外長金得西站了起來，走到會議廳中央的講臺邊，宣布會議正式開始，并邀請琉共和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琉日友好協會理事、琉球共和國駐日代表劉曉忠發言。
“尊敬的崔總統、林總統、曹總統、吳議長，以及韓南臺三地政府的朋友們。受大會組委員會的委托，我很榮幸地給大家介紹下日本的最新情況。”劉曉忠司長繞著演講臺給眾人禮貌的點頭致意后，侃侃而談道：
“對日研究一直是我們亞洲司工作的重中之重，其間我們得到了韓國政府駐日代表處、琉日友好協會、日本華人互助會以及日本臺灣商業協會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謹代表我國外交部向上述部門和團體表示衷心的感謝”
看著得意弟子成長為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剛從國內解放區歸來的邵華強教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盟軍最高統帥部為日本制定的《和平憲法》，我想大家早有耳聞。可以說這部憲法將決定著日本的未來，這也是我們研究的重點。”劉曉忠司長頓了頓之后，異常嚴肅的說道：“在新憲法制定的過程中，日本成人教育學校和夜校老師聯盟，成功說服文部省、最高統帥部和國會，主張教育不能僅僅使精英人士收益，取消之前的六年制義務教育規定。他們的游說顯然成功了，新憲法里明確規定日本今后將實行六三制九年義務教育。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嚴峻的挑戰，要知道日本國民的受教育程度，本來就比亞元區國家和地區高出許多，就算對教育投入最大的琉球和臺灣，迄今為止也才實行了六年制義務教育。
如果教育上我們不迎頭趕上，那亞元區的整體教育水平、亞元區的人民素質，將被日本拉開更大的差距。這將危及到亞元區的安全，以及亞元區未來的經濟發展。”
對日遏制，是琉臺南韓四地政府的既定政策。不管琉臺南華人還是韓國政府，都不愿意看到日本再次強大起來。崔用德總統沉思了片刻后，在曹樸耳邊低聲說道：“總統先生，看來我們必須要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了。”
曹樸重重的點了下頭，深以為然的說道：“是啊，再窮不能窮教育，我們決不能輸在起跑線上。”
就在眾人竊竊私語之時，劉曉忠司長繼續說道：“語言在日本新憲法中，體現了最為民主的一面。和平憲法規定日本今后的法律法規、公務、教材都必須用口語體書寫，這一變化具有極大的實踐和象征意義，它表明法律和其他公務，不再僅僅屬于特權階層掌握的領域。畢竟日本之前的憲法以及其他法律文書，都是以文言文書就，那種古舊晦澀的文體，一般民眾是很難理解的。
新憲法的采用，迫使最高統帥部與日本政府都慌忙行動了起來。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親族法、皇室典范、全部被迫進行實質性修改，并以口語體重新起草。
同時，日本臨時政府展開了規模空前的宣傳教育運動。新憲法生效的當天，政府就發行了兩千萬冊《新的憲法，光明生活》的小冊子。這一驚人的發行量，是為了確保每個日本家庭都有一冊。”
這又給亞元區的國家和地區，發出了一個普法的挑戰。琉臺南韓四地的政府官員們，頓時皺起了眉頭，一邊記錄著，一邊考慮應對之策。
“日方在翻譯盟軍最高統帥部制定的憲法草案時，玩了一個將滯日外國人排除在受保護之列的文字游戲。日方使用關鍵詞“國民”來翻譯對應憲法草案的“thepeople”（人民），這不僅意味著日本政府要削弱人民主權的含義，而且還要將國家保障的權利局限于日本國民。”
劉曉忠司長走到政府首腦席前，異常嚴肅的說道：“當美國人試圖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確規定反對基于人種的歧視時，佐藤及其同僚卻通過玩弄語言游戲抹去了這些保障。將給日本政府成功否認包括華人，尤其是朝鮮人在內的六十多萬在日外國人的平等公民權，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據。
“這種露骨的種族主義性質修正條款，在日本國會的審議中以“用語上的修正”為名加以強化。如果我們不拿出切實可行的應對措施，那六十多萬日本華人、韓國人的權利將無法得到保障。”
這個情況讓所有人都大吃了一驚，要知道這可涉及到幾十萬在日僑民的利益。讓那些僑民留在日本，不但能減輕國內的壓力，而且還能或多或少拖拖日本發展的后腿。而日本方面耍的這個花招，無疑是逼那些僑民卷鋪蓋走人。
根據大會組委會的規定，今天的會議只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則留在今后三天里討論。對此最為擔憂的崔用德總統，不得不強壓著心中的怒火，臉色鐵青地靜聽劉曉忠接下來的發言。
劉曉忠司長走到各學科專家教授席前，繼續說道：“為了給國際社會一個交代，也為了讓日本盡快融入國際社會，日本臨時政府拋出了‘一億總懺悔’，以此表達他們愿意承擔戰爭責任。
而事實上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總懺悔’，比喻成烏賊遭遇緊急情況拼命逃生時噴出的黑色煙霧。盡管一些團體和個人認真對待個人的責任，并進行嚴厲是自我批評，但這只是極少數。官方版的‘總懺悔’早就煙消云散，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一般國民與軍部和官僚負有同等責任。
一些人激憤的呼喊：‘這場戰爭在我們一無所知時開始，又在我們相信即將勝利時敗北，那些背信和欺騙國民的人才有懺悔的必要。’一億人中的另一位則聲稱：‘如果一億總懺悔意味著戰爭當局企圖向國民分配責任的話，那就太卑怯了’。
劉曉忠司長長嘆了一口氣后，凝重的繼續說道：“戰敗之后，如何告慰亡靈？在大多數日本人去理解和接受戰爭責任、罪行、懺悔和贖罪時，是一個回避不了問題。而非勝利者將從道德和法律方面如何處置他們，進而占據他們的內心。
我們關注的是日本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卻是被對自己死去同胞的悲憤和內疚所壓倒。
有這種想法是自然的，不是因為文化的差異，而是戰敗之后，世界變了。當我們質問誰該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負責時，絕大數日本人卻在思考，誰應該為戰敗負責？
劉曉忠司長的這番話，無疑指出了日本國民對侵略戰爭的認識。很顯然日本人的態度無法讓大家滿意，他們竟然不對剛結束的那場戰爭進行反思，反而在找日本戰敗的原因。
不等眾人提出疑問，劉曉忠司長繼續介紹道：“首先，他們把戰敗歸罪于軍部的無能，把所有責任都推到了東條英機為首的將軍們身上。這一點從兩年前東條被宣布逮捕時的自殺未遂中就能看出，日本人普遍認為東條英機應當毫不遲疑的自殺，畢竟1942年東條上任陸軍大臣時，他曾頒本了有名的《戰陣訓》，訓諭軍人“不可生受囚虜之辱”。
東條英機在被捕前夕，收到了無數封敦促他自殺的信件，據說還有人給他送了一口棺材。可是他鼓起勇氣赴死時，卻選擇了懦弱的方式，使用子彈而不是武士刀自裁。包括他沒有死成這一點，都超出了悲傷的愛國者們忍耐的限度，進而坐實了軍部無能，導致戰敗的普遍觀點。”
這一點大家還是早已耳聞的，連日本知名作家高見順都發表文章，簡潔的表達了這種厭惡感：“茍且偷生，隨后又像外國人那樣用手槍自殺，還沒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為何東條大將不能像阿南陸相那樣連夜自殺？為何東條大將不能像阿南陸相那樣用日本刀自殺？”
想到這些，胡適回過頭來，在梅貽琦耳邊低聲說道：“月涵兄，看來指望日本像德國那樣反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正如博文所說的那樣，日本人從不認為中國是戰勝國。如果我們不能自強，總有一天他們還會伸出罪惡的魔爪，畢竟地理環境的資源等因素，決定了他們必須要向外發展。也許是軍事上的，也許是經濟上的。”梅貽琦沉思了片刻后，憂心忡忡的說道。
劉曉忠司長看了一眼手中的資料后，繼續說道：“日本精英的共同陰謀論，將日本戰時的舉國領導者，打上了集體癡呆癥的標簽。將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添油加醋的定義為被軍閥所蒙蔽。
正如渡邊一夫的《旋風二十年》所言：基于畸形精神主義教育的非合理、非理性的暴力沖動滲透軍部上下，與現實的乖離使他們的策劃和指揮能力成了笑柄。這種非理性露骨的體現了大東亞戰爭指導上極度的非科學性。”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整個軍隊司令部都應該被關進精神病院，都認為東條英機是巨大的愚人之船船長。
集體非理性的命題，自然而然的引申為非常具有說服力的科技進步的推論。也就是說日本之所以戰敗的最終證據，在于未能意識到日本科學和應用技術上的落后。這種科學與戰敗責任之間的關聯，已經成為了日本現在普遍的戰敗觀念。在最廣泛的象征意義上，這通常與美國扔下的那兩顆原子彈聯系在了一起。
核武器的駭人力量被證明既恐怖又魅惑，因為沒什么比它更能具體展示美國優越的科學、技術和組織能力。戰時最后一任首相鈴木貫太郎在投降時就聲稱：‘這次戰爭最大的欠缺就是科學技術’。”
劉曉忠司長這充滿憂患意識的開場白，終于把主題引到了科學上。讓琉臺南韓四地的近千名與會者們，自然而然的重視起科學來。看著眾人緊鎖眉頭的樣子，梅貽琦對組委會的安排、琉日友好協會以及琉球外交部亞洲司的準備滿意到了極點。
因為他有理由相信，本次會議結束后，琉臺南韓四地必然會把科技和教育，當成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對他們這些致力于教育興國的人而言，沒什么比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了。
“從美國刊物翻譯過來的一篇文章中稱，山下奉文大將在菲律賓受審時，唯一使用的英語單詞也是“科學”。
退任的文部大臣發表聲明，他感謝學生們在戰爭時的艱辛努力，并激勵說長此以往，學生們的任務就是提高日本“科學力和精神力”到最高水準。新上任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門，更是多次重申了戰后教育體系將“盡力關注基礎科學”的說法。”
劉曉忠司長清了清嗓子，繼續說道：“現在的日本，“科學”成了幾乎人人都喜歡的概念，被用來規劃未來發展藍圖的同時，還被用以解答日本為何會戰敗。
吉田內閣已經將“養成科學的思考能力”，定為“建設文化日本”的關鍵盡管臨時政府的財政狀況非常糟糕，但他們還是撥出5億日元專款，用以“促進一般生活的科學化”。”
韓國教育部長樸喜皓再也忍不住了，立即站了起來，急不可耐的問道：“劉司長，美國對此就視而不見？難道他們愿意看到昔日的敵人再次發展起來？”
日本占領朝鮮期間，對朝鮮除了掠奪還是掠奪，并未像對臺灣那樣進行“皇民教育”。這導致琉臺南韓四地當中，韓國的科教最為落后。而科學教育又不是短時間能追得上來的，樸喜皓部長有此反應，劉曉忠并不感到奇怪。
“樸部長，日本這種定義戰敗責任的實用主義作法，無疑是保守的和以自我為中心的。”劉曉忠司長沉思了片刻后，苦笑著解釋道：“正如拆開織物的松脫線頭一樣，這種作法正是拆開日本帝國架構的線索。首要的是欺騙國民，雖然敗在了‘鬼畜美英’手上，而造成本質上落后、非理性、壓抑體制和戰敗的，卻是不負責任的領導者。
從而使上當受騙的意識深植人心，潛移默化的讓人們傾向于多元化、平等、民主、負責任而且理性的體制，而這正是美國政府所期望建立的社會。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美國總統杜魯門聲稱原子彈的發明，反映自由民眾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時，他發現日本民眾竟然樂于接受這樣的觀點。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科學只有在自由精神之下才能得到發展。而日本上下倡導的科學，又需要民主和自由這個大前提。可以說這與美國的對日政策是一致的，我們實在找不到美國政府反對的理由。”
劉曉忠剛剛說完，胡適就從專家教授席上站了起來，接過工作人員遞上的麥克風，異常凝重的說道：“日本科學家中絕大部分學成于歐美，他們拍手歡迎‘科學’這一新的信念。戰敗后首批派往日本的美國科學家，就能切身體會到這一絕妙的感受。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教授朋友，接管東京海洋研究所時，在研究所大門上看到的一份通知就能說明一切。直至今天，通知的內容我仍然記憶猶新，日本科學家們是這樣留言的：
這是一所具有六十年以上歷史的海洋研究所。
如果您是從東海岸來的，您可能會知道woodshole、mt.desert或者tortugas。
如果你是從西海岸來的，您可能知道pacificgrove或者pugetsound生物研究所。
這里是像他們一樣的場所。
拜托您細心照料這個地方，保護我們繼續和平研究的可能性免遭破壞。
您可以毀掉武器和戰爭設施，但請為日本研究者保留民間設備。當您在這里完成了工作，請通知大學，讓我們回到我們的科學之家。”
可怕的民族可怕的國家
他們現在的信念已從之前的武士道，成功轉型為了科學。其重視程度和基礎，都不是琉臺南韓四地可比擬的。令人更為擔憂的是，這么個可怕的豺狼國家，離韓國和琉球又是那么的近。眾人赫然發現，如果不奮起直追這么個前科累累的國家，那后果將不堪設想。
如果說北朝鮮當局是眼前的威脅，那日本將是未來的威脅。不但直接威脅到隔海相望的韓國和琉球，甚至還會像歷史上一樣威脅到臺灣。
慘痛的歷史教訓，客觀的地緣，讓琉臺南韓四地官員們想不接受“日本威脅論”都不行。充滿極度憂患意識的第一次正式會議，就高度統一了與會者們的思想，為亞元區的科教發展計劃和遏制行動掃清了一切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