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的一月，是一個忙碌的月份，也是一個悲傷的月份。
方明遠一方面接待著上國直志，另一方面也在處理著方家在國內的諸多事務。雖然說二弟方明真和三弟時海濤都已經大學畢業，但是要讓兩人獨擋一面，卻是還為時過早。根據兩人自己的志向，他們被安排進入了潼宜市政府和秦西省政府工作，這也算是方家和時家在仕途上后繼有人了，令方老爺子和時文生都很高興。
一月七日，科威特在任二十七年多，經歷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主張中立和不結盟政策，強調科威特不同任何國際陣營結盟，實行純粹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曾經多次接見過方明遠的第十三任國家元首，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九歲。方明遠做為中東很多王室的朋友，也立即從平川動身前往中東，參加他的葬禮。
方明遠在中東地區停留了足足有十天，因為了另一場葬禮又不得不從中東地區飛往日本。一月十八日，參加了日本侵華戰爭，并經歷過江寧大屠殺的日本老兵東史郎在日本京都的一家醫院里因病去世。日本支援東史郎案審判實行委員會秘書長長內小夜子，將這一消息通知了他。
東史郎在日本國內外都是一個很知名的人物，方明遠也和他見過多面，對于一個參加過當年侵華戰爭，又經歷過江寧大屠殺的日本老兵，方明遠當然是不會有任何好感的，當年日本投降的時候，侵華的很多日本軍人，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根本就沒有對他們的罪行給予應有的懲處,就將他們都遣送回了日本了，這也使得很多日本軍人壓根就沒有對自己的罪行進行真正地懺悔。
這也是為什么后來日本沒有像德國一樣，對當年的侵略戰爭給予清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末期，日本的右翼分子越來越活躍，甚至于發展到了否定江寧大屠殺，否定侵略戰爭的地步。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東史郎，做為一名親身經歷過侵華戰爭和江寧大屠殺的老兵，站了出來，公開了自己當年所寫下的日記，也就是《東史郎日記》，向華夏人民謝罪。并且揭露日軍當年在侵華戰爭中的諸多殘暴行徑！
東史郎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起，到他去世，共有七次親自前來華夏，為自己當年的罪行向華夏人民謝罪，并且講述了諸多當年日軍在華夏國土上的燒殺搶掠的罪行，以實際行動來表示自己對親身參與那一場戰爭的懺悔和反思。因為他的這一舉動，東史郎在日本引起了右翼分子們的極大憤怒，從哪以后，時常會有人責問、恐嚇還有威脅他。罵他是“叛徒”、“舊軍人的恥辱”、“罪該萬死”、“賣國賊”等等等等。
甚至于有《東史郎日記》中當年日本軍人的后代，將他告上了法庭，認為《東史郎日記》中的內容絕大多數是胡編亂造，尤其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江寧大屠殺。是對他們的先人的褻瀆。日本的東京法院，經過多年的審理最終還是判東史郎敗訴——雖然說他提供了很多的證據證明自己的日記并不是在胡寫。東史郎雖然向東京法院提出了上訴，但是卻被駁回！
方明遠在日本站穩了腳跟之后，和東史郎也有過接觸。《江寧大屠殺》電影劇本中還有很多資料都是東史郎提供或者說提供的線索。東史郎在家鄉京都是一名從八十年代末期他公開向華夏人民謝罪之后，就一直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騷擾，而且那一場官司也牽扯了他的大量精力和付出了大量的金錢，但是在身體許可前，他還是一直每天為推銷他的機床而四處奔波。但是即便是方明遠，也不能夠公開地在經濟和精神上大力支持他，因為方明遠的國籍，因為方明遠一直以來的態度，公開支持東史郎，只會令他更被那些右翼分子攻擊，也會令更多的日本人懷疑他是接受了方明遠的好處才會站出來向華夏人民認罪。
所以方明遠給予他的支持大都是在暗地里，而且是非經濟性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公開的，比如說方明遠就曾經有數次通過香港錦湖電影集團公司或者說日本的一些左翼媒體，向東史郎表示感謝，感謝他對《江寧大屠殺》劇本的完善做出的貢獻。而這也使得不少日本右翼分子有所忌憚。畢竟如今方明遠的身份非同小可，不僅僅是好萊塢名人，還是諸多大企業的所有人，與日本的不少核心大企業也有著合作關系，在日本國內也有著大量的粉絲，更重要的是他們一直都搞不懂方明遠為什么會對天災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而這一點對于日本這個位于地震帶上的島國來說，有著格外的意義。神戶大地震、寶島地震、土耳其大地震、以及印度洋海嘯這一連串事件上的“巧合”，令原本就普遍信仰宗教的日本人怎么能不重視！但是方明遠心里也很清楚，自己在日本所作的這一切，對于自己的這個個體和方家來說，確實是有著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國與國之間，尤其是有美國在背后推動，所能夠起到的作用就只能說是微不足道了，時代車輪的巨大慣性又豈是那么容易改變的。
東史郎的遺體告別儀式是在他在京都的家中舉行，儀式很簡單，主要是親族參加，這種方式在日本被稱為家族葬。東史郎有五個子女，均已經成家，分居在日本各地，對于父親的謝罪行為，家人給予了理解和支持。
雖然說是家族葬，但是也有近百人參加，還有一些關系比較特殊的人士前來參加，比如說華夏駐日本的領事李國洪，日本支援東史郎案審判實行委員會秘書長長內小夜子，“華夏人民戰爭受害索賠要求”日本律師團團長尾山宏和干事長小野寺利孝等人。還有華夏駐大阪領事館總領事、江寧市政府、江寧對外友好協會、侵華日軍江寧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日本支援東史郎案審判實行委員會、日本旅日華僑華日友好促進會、日本紀念江寧大屠殺全國聯合會、日本東鐵路工會、香港實業家陳君實夫婦等多個單位和個人敬獻的花圈擺放在了院內，祭場的正中央懸掛著東史郎的遺像，前面擺放著東史郎親朋好友送來的數十個花籃。東史郎安詳地躺在鮮花叢后面的木棺內。
“東史君的去世，讓很多人恐怕暗地里松了一口氣吧。”尾山宏輕嘆了一口氣道。
日本的一些媒體在今天以訃告的形式發布了東史郎去世的消息，大多數只有寥寥幾句，文中介紹東史郎身份時，大部分稱其為“作證江寧大屠殺的原日軍士兵”、“告發原日軍野蠻行徑的作者”……
日本有名的右翼報紙《產經新聞》則是用“出版江寧事件著書的原日本兵”來稱呼東史郎，在訃文中提到了東史郎被戰友告上了法庭并被法院判決敗訴，卻一字不提東史郎向華夏謝罪的事情。一些激進的媒體更是稱東史郎為“賣國奴”！
小野寺利孝也長嘆了一口氣，隨著日本政壇右翼化，也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經歷過二戰的日本老兵大批過世。而戰后出生的日本人在政府的洗腦教育下，對于當年的那一場戰爭已經越來越沒有負罪感。他們這些人也在日本社會中越來越受到孤立，東史郎所受到的那些威脅和不公待遇，他們這些人也同樣經歷過。
“要勇于懺悔自己國家的罪行，那才是真正的愛國心；一個有良心的國家應該正視歷史、進行道歉、做出賠償，而非極力否認、設法掩蓋；唯此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在這一點上，德國人就是這樣做的。”尾山宏沉聲道，“而我們現在卻完全是走在相反的道路上。我們終究是一個亞洲國家，但是我們卻與我們的鄰國們鬧得不可開交。雖然說我們在經濟上與他們有著密切的來往，但是卻總會聽到他們的批評聲，這樣下去，日本在亞洲就會被完全孤立。”
“家永教授過世了。東史君也過世了，我們的道路上，人越來越少了。”小野寺利孝苦惱地道，“年青人們根本就不知道當年自己的國人們給亞洲這片土地帶來了多少苦難。他們只記得自己是核武器的受害者，卻忽略了自己給他人所帶去的更為沉重的苦難！這樣繼續下去，又讓亞洲其他國家的人如何來看待我們？”
“如何來看待我們？他們只會認為軍國主義已經在這片土地上復活了！”尾山宏沉聲道。“那群政客們時不時地去神社里參拜，就是在不斷地刺激著我們的鄰居們。”
“小野寺先生，尾山先生！”長內小夜子神色鄭重地走了過來道，“外面有些不對勁，出現了不少陌生的年青人。東隆史覺得他們像是黑道中人。”東史郎晚年的居住地是京都的一處小鎮，全鎮居民只有三四千人，所以陌生面孔在這里還是比較礙眼的。
尾山宏和小野寺利孝立時挺直了腰板，兩位已經六七十歲的老人站了起來道：“走，咱們出去看看！”日本黑社會勢力龐大，右翼分子又多和這些黑社會組織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這也是從一戰前就已經存在的傳統。東史郎生前和社會上的右翼分子多有摩擦，他去世之后，之所以采取家族式的葬禮，也是為了避開那些瘋狂的右翼分子，不想在東史郎的葬禮上出現什么事情。想不到即便是這樣，這些家伙仍然不放過。長內小夜子扶著兩位老人向院門口走去，與此同時，領事李國洪也走向了門口，四人站在了東史郎家的院門外，向四下里打量。果然道路兩端不遠處，各有十幾個身穿統一西服的壯年日本男子。
“真是一群敗類！”尾山宏恨恨地道，在上了年紀的日本人的眼睛里，黑社會成員的那種“氣質”可以說就如同黑夜中的燭光一般顯眼。所以尾山宏只看了兩眼就可以確定，這些人肯定是黑社會的成員。只是日本的黑社會組織眾多，他也一時分辨不出來對方是哪一個組織的。
“報警吧。”李國洪沉聲道。雖然路兩端只有不到四十人，但是考慮到前來吊祭東史郎的這些人里，年紀大的不是少數，真要讓他們闖進來，恐怕還真攔不住。真要讓他們把祭場擾亂了，不說過程中可能會傷到人，就是事情本身，傳揚開來都是一件丑聞。日本人和華夏人一樣，對于葬禮還是很注重的。
“就怕警察都已經……”尾山宏輕嘆道。不到四千人口的小鎮，警察的數量肯定是有限的，而且這些人既然來了，肯定也會想到警方的問題。要么就已經“安撫”了小鎮警方，要么他們就肯定有辦法引開警方的注意力。這種手段，這些組織的成員們早就已經是輕車熟路了。
李國洪看看了四下，雖然說他可以亮明身份堵住正門，但是院墻并不高，這些人想要進入院子可走的地方太多，堵住了正門也沒有什么用。雖然說并沒有抱太大的希望，長內小夜子還是拿出了電話，打算向小鎮警方報警。
就在這個時候，只見從道路的東面駛來了一支車隊，足有七八輛，與此同時，那些人里有人也一邊接電話，一邊招呼著眾人紛紛退向了路邊，消失了身影。在四人的關注下，車隊一直駛到了院門口，這才停了下來，沒等司機下車打開車門，一個年青人走了下來。
“方君，你怎么來了？”一眼看到他，長內小夜子不禁失聲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