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4年9月17日，大清帝國光緒20年甲午年農歷八月十八日大東溝
經過一夜的緊張忙碌，銘軍的8個營共四千人已經全都登陸完畢。早上七點，旗艦定遠上，管帶劉步蟾請示提督丁汝昌是否掛出龍旗準備返航，在得到丁汝昌同意后，旗艦定遠號掛出了龍旗開始返航，同時進行上午訓練。
當北洋艦隊演習常操的時候，日本聯合艦隊的12艘軍艦，也正在向大東溝方向搜索敵艦，并在航行中進行訓練。
11點時，定遠艦右翼中營游擊李鼎新突然發現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幾簇黑煙，于是大聲通報。
丁汝昌登上甲板用望遠鏡眺望，發現是日本聯合艦隊。于是立即下令各艦升火、實彈準備，并做好接敵準備。頓時，戰斗喇叭長鳴，響徹整個操練海域。各艦在接到命令后立刻著手準備戰斗，頓時煙囪吐出濃煙，各艦相繼進入戰斗狀態。
由于前不久的豐島海戰，日艦火力兇猛一事已經通報給了整個水師官兵，出于未雨綢繆，丁汝昌又將他那套陸軍打法搬了上來。于是各艦與戰斗無關的木器、索具、玻璃等物品，全部扔掉。各艦沿艙面要害部位周圍堆積沙袋，用以阻隔炮彈，窗戶與防水門全部鎖死。所有乘員全部進入戰斗位置。
這時旗艦管帶右翼總兵劉步蟾上前說道：“丁大人，我北洋各艦在旅順并未能補充可與日艦對敵的開花炮彈，而從威海衛出發時也因航速過慢未攜帶大批開花炮彈，若是與日本聯合艦隊主力遭遇，后果堪憂啊！”
“子香不必過于擔憂，我觀日艦此次前來的只有三四艘快船，必不會上前與我北洋主力交戰，就算日本艦隊主力前來，以我定鎮二艦之威力，量其也會畏懼。”丁汝昌不慌不忙的說道。
然后，丁汝昌同北洋水師總教習洋員漢納根、泰萊（WilliamFerdinandTyler，原是英國海軍下級軍官，一八九四年加入北洋艦隊，擔任北洋水師總教習洋員漢納根的顧問兼秘書，并為北洋艦隊的旗艦定遠號的副管帶）一起登上天橋觀察日艦。眾人商量后覺得不可掉以輕心，為了發揮各艦艦首主炮的威力，于是下令把陣形改為犄角雁行小隊陣。這樣以來可以發揮全艦火力。
“由于日艦火力和船速都比我們快，全艦隊一定要集合到一起，不要被敵人沖散！只要我們抱成團，日艦也拿我們沒有辦法！”丁汝昌對眾人說道。
具體分隊情況是：旗艦定遠和鎮遠兩艘巨艦居中，為第一隊；致遠、靖遠為第二隊在左；經遠、來遠為第三隊居右；濟遠、廣甲為第四隊在左，超勇、揚威為第五隊在右。由于兩翼的第四、第五小隊艦速較慢，所以變陣后的艦隊形成一個扁字形。
這時，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旗艦吉野號先發現兩縷黑煙，接著就在望遠鏡里看到了更多的煙柱。于是艦長河原要一立刻判斷為北洋艦隊主力，同時向本隊發出信號“東北方向發現四艘以上敵艦，初步判斷為清國北洋水師主力！請司令官伊東佑亨閣下決斷！”。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見到信號，立即傳令改為魚貫縱陣。于是，第一游擊隊居前，本隊六艦繼后，西京丸和赤城移至本隊左側，作為非戰斗行列。
雙方艦隊距離越來越近，在日本軍艦上用望遠鏡已經能清楚地看到，中國軍艦上官兵已經全部進入戰斗狀態。
此時伊東佑亨見到北洋艦隊的陣形，決定避開定遠和鎮遠兩艘巨艦，以快速的第一游擊隊先攻擊敵人最薄弱的右翼。于是，行駛在一字陣前部的第一游擊隊加速向右轉舵，漸漸地與本隊拉開了距離。
此時定遠艦天橋上的丁汝昌、漢納根和泰萊分別從望遠鏡里看見日艦隊主力12艘軍艦，均露出緊張的神色。
這是秘書泰萊分析道：“從日本艦隊的航向、攻擊企圖等看，日艦似欲橫越吾等之前，而攻最弱之翼，即右翼。所以各艦向右移轉四十五度是為上策！”
丁汝昌和漢納跟覺得泰萊的分析很正確，于是采納。由于丁汝昌不懂海戰指揮，所以自己留在天橋繼續觀察，漢納跟和泰萊前往劉步蟾處傳達命令。
然而，當定遠艦發出命令各艦向右移轉四十五度的訊號后，泰萊站到了□望塔的入口處，催促劉步蟾下令向左轉舵。
然而此時日艦已進入定遠主炮射擊范圍內，只有6000米左右了，原本就膽小的劉步蟾，此刻極度的害怕。竟然沒有聽到泰萊的命令，而是哆嗦的不停。于是漢納跟讓他先回船艙呆一會兒。
見劉步蟾慌張的進了船艙，二人相視無奈，于是泰萊返回天橋報告丁汝昌。一會兒，劉步蟾出了船艙，可能是自己都感覺到了丟人，這時卻鎮定了許多。
然而這時正炮弁孫景仁報告說敵艦已經進入主炮射程，劉步蟾下意識的出口命令道：
“開炮！”
于是在中午12點50分時，雙方艦隊接近至5300米時，北洋艦隊旗艦定遠首先開炮。
然而此時丁汝昌和泰萊正在天橋上，巨大的主炮后坐力直接將天橋震塌，使二人受重傷。
據高千穗艦記載：“定遠的炮座吐出一團白煙，轟然一聲巨響，其30公分半的巨彈沖開煙霧，飛過日艦頭頂，落在駛在最前面的吉野艦側100米處，海水頓時騰高數丈。”定遠的第一炮，也是全隊發動進攻的信號，“是為黃海海戰第一炮聲，蓋此炮聲喚起三軍士氣也。”［橋本海關：《清日戰爭實記》］
《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載：當定遠艦發出命令各艦向右移轉四十五度的訊號后，泰萊站到了□望塔的入口處，催促劉步蟾下令向左轉舵，劉陽奉陰違。泰萊怒不可遏，“奔赴丁提督所”，“旋巨聲轟發，蓋已令發十□炮，而丁與余方立于飛橋正在炮上之部分也，此橋之名甚佳，以其竟飛，而丁與予亦隨之飛。鴨綠江之戰以是開始”。“提督與予立于十時炮上飛橋，劉總兵不能不見，乃忽于此時開炮，此事后來如何解釋，予絕不知之，亦絕不聞論及之”。
《東方兵事紀略》載：“是役也，德員漢納根予戰事，偕汝昌駐定遠艦，……戰事頗賴漢納根指揮。管帶總兵劉步蟾聞戰惶懼，漢納根勸入艙避，旋色定復出，亦能始終戰事。”
丁汝昌在給李鴻章的海戰報告中，關于劉步蟾盲目發炮問題只字未提，諱莫如深，但其它人的著作卻有所揭露。
伊東佑亨的奏報載：“零時五十分，距敵約五、六千米，敵方先向我第一游擊隊發炮。我第一游擊隊大抵進至距敵三千米內外，始發炮猛轟其右翼。”
一八九七年刊印的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我距敵約及十里，遽開炮一排，無一彈中者。”（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見叢刊：《中日戰爭》，第一冊67頁。）時丁汝昌猶立于“望樓”。
一八九六年刊印的《中東戰紀本末》載：“華艦先開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艦者九里，不中宜也。”開炮時，“丁軍門與向在海關收稅今來海軍助戰之西員戴樂爾同立天橋。”（蔡爾康編：《中東戰紀本末》。見叢刊：《中日戰爭》第一冊167頁170頁。）
一八九五年刊印的《冤海述聞》：“洎開仗時，與倭船相距四咪（即八千碼之遙），我督船即令開炮，以致相距太遠，旋即炮煙漫天，無從測杪命中矣。”（叢刊：《中日戰爭》第六冊88頁。）
以上諸種史籍，對劉步蟾臨敵懦怯，距敵尚遠即慌張發炮皆有記載，足以證明泰萊所記，是有事實根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