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鐵是國家
2006年底，CCTV放映了系列專題片《大國崛起》。這個據說花費2年多時間拍攝的專題片，講述了歷史上9個大國的興衰的故事，傳達了這樣的理念：制度決定國家，即
無獨有偶，2007年2月21日，日本國家電視臺NHK每周三的固定歷史欄目(《その時(那時)》)，放映了日本是如何崛起的專題片。專題片題目是：鉄は國なり（
讓我們比較一下現代中國人和日本人對歷史的不同看法，鐵還是制度決定國家？所謂的歷史實際是當代史，是當代人對歷史的看法。從中可以看出，為什么中日兩國幾乎同時被西方打開大門，會走上不同的發展軌道，現狀是那么的不同，還可以預見未來的發展。
那是一個英國、德國、美國等
1871年，新成立的明治政府派出了遣歐使節團。作為遣歐使節團的一員久米邦武編的《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實記》中，久米邦武回想到“倫敦市天上有車行駛，地下有輪疾馳”，在他的眼里看到的是“鐵”。在他的回憶錄《久米博士九十年回顧錄》里，陪同使節團到英國Newcastle和Sheffield等地訪問的英國外交官HarrySmithParkes，臨行前，對使節團一行說“英國是歐洲邊陲的一塊貧瘠土地，無論怎么勞作都不可能得到豐富的產出。但是，自從產出了鐵，制造機器，借助蒸汽的力量，興起了工業，就成為了富裕國家”。在久米邦武耳中聽到的也是“鐵”。
我們可以看到當代中國學者的研究中，當年旅歐中國人留下的文獻，中國人所見所聞的是“制度”。可能當時的中國人也看到聽到了“鐵”，但沒有留下歷史的記錄。人會根據自己的世界觀對所見所聞進行取舍，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世界觀。或者雖然有記錄，但這些記錄已經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對歷史記錄進行取舍，則反映了當代中國人的世界觀。所以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無論中國還是日本都是如此，這當代史的區別就體現了中國日本文化的不同。
1874年2月15日，伊藤博文，當時的工部卿，甲午戰爭時的日本首相，提出了鐵的國產化計劃。在計劃書中說，“鐵道、船、一切鐵制品都有必要自立制造”。于是工部省開始了建設官營釜石制鐵所。1880年9月，官營釜石制鐵所試生產出鐵成功，但由于各種困難最終失敗。官營釜石制鐵所的失敗后文會有詳細論述。
日本明治政府封建專制集權腐敗，權利沒有任何制約，完全靠拍腦袋憑行政力量強力推進移植各種西洋工業和工程。政府官僚首先考慮的是政績和形象，成功了自己有利益，還可以名垂青史，確實那些明治官僚后來都名垂青史了，失敗了自己不用承擔責任。這些項目失敗的多，成功的少，經濟效益低下，官營釜石制鐵所則是其中最大的失敗。近代工業項目失敗導致政府財政困難，還導致進出口貿易急劇惡化，因為需要進口大量的鐵做原料。為了轉嫁財政危機，打擊迫害“士”。1877年，士族反抗到了極點，爆發了西南戰爭。戰爭的結果，士族的反抗被鎮壓。內戰使政府的財政更加惡化，只有靠多發紙幣維持，導致劇烈的通貨膨脹，政府處于崩潰破產的邊緣。
為了挽救危機，1882年松方正義出任大臧卿，施行緊縮財政。對內緊縮開支，抑制通貨膨脹，對外則平衡貿易，削減貿易赤字。工部省推行的鐵路、造船等現代工業需要進口大量的鐵，官營釜石制鐵所生產的鐵不能滿足近代工業的需要，這是官營釜石制鐵所失敗的原因之一。“如果放任今日的風潮，會給國家釀成大害，會遭遇不可挽救的危機！”
松方正義緊縮財政的結果，使日本經濟遭遇了很大打擊，但1886年開始日本經濟從谷底奇跡般回升恢復。于是，松方正義緊縮財政是好是壞，史學家們現在都沒有定論。推動日本經濟從谷底回升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很少干預的傳統產業，占總貢獻的95。而政府推動的近代工業則效益低下。市場經濟的高效率在這里可見一斑。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勝，獲得2億多兩白銀的賠款。日本政府突然有錢了，于是1897年決定在福岡縣八幡村創辦官營制鉄所。吸取官營釜石制鐵所失敗的教訓，這次成套引進國外的設備和操作人員，而不是官營釜石制鐵所的土法上馬。1901年，官營八幡制鉄所第一座高爐建立，伊藤博文等日本政府政要出席開業慶典。
1901年11月30日《東京經濟雜志》這么描述同年11月18日開始作業的情況“熔鐵爐的爐門打不開，熔融的鐵不能流出，失敗，兩院議院、當局大臣等都目瞪口呆。”日本只引進了技術，卻沒有改革官辦體制，失敗是必然的，這是“體制”問題。不改革體制是不會成功的，這是中國人的認識。
但日本人卻認為是由于使用外國設備和外國技術者，這些技術實際是“盆栽”技術，“盆栽”的意思是不適合環境氣候，也不能自我繁殖生長，不適合日本的礦石和燃料。
原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野呂景義因為污職辭職，看樣子官僚主義下腐敗是必然的。由于官營八幡制鉄所運轉困難，被招回解決技術問題。終于在1904年7月，改造后的第一號高爐重新點火成功。這座高爐經過了60年的歲月，1961年才被拆除。
官營八幡制鉄所成功制鐵后，并不表示日本已經進入了文明國家的行列。鐵要加工成各種型材，如鐵軌、船板、型鋼等。野呂景義死后，國產鐵軌相繼出現破損事故。野呂景義的弟子們在日本全國調查，收集數據、樣本，戰酷暑斗嚴寒，不斷試驗，改進生產工藝和設備。終于把外國“盆栽”技術轉化成自己的技術。
日本自認為成了現代文明國家。但對外表現卻一點也不文明，憑借著鋼鐵的力量，918占領中國東北。官營八幡制鉄所的技術人員被大量派遣到滿州，修鐵路建鋼廠，積累了大量的經驗、數據、圖紙。官營八幡制鉄所的體制落后，效益低下，需要大量政府的補貼。政府的補貼實際是國民的稅金，民脂民膏，導致日本國民極端貧困，大量的人移民滿州，現在還有殘留孤兒問題。
1945年，日本戰敗，一片廢墟。戰后的復興首先從鋼鐵開始，煤鋼傾斜生產。大量的技術人員帶著資料數據圖紙回到日本，研究設計制造了新干線的鐵軌。在鋼鐵的帶動下，造船、建筑、汽車、新干線，這些鐵制品把日本帶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
節目的末尾展示了野呂景義的名言：“「現代の進歩は表面的なものになってはいないだろうか？鉄というしっかりした幹を持たない産業という樹木が、果たして枝や葉を豊かに繁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しっかりと考えて頂きたいのです」”
譯文：現代的進步是表面的東西嗎？產業樹木沒有鐵這樣牢固的根干，能夠枝繁葉茂，果實累累嗎？請好好考慮。
此節目后不久，陪同中國來的親朋好友從新橋出發，游覽東京灣。新橋是日本第一條鐵路誕生地，有個不起眼的鐵道唱歌紀念碑。一行人對東京灣的景色所折服，這才是現代化的國家。友人說日本還是有錢，還是制度好，中國需要改變制度。看起來，中國從CCTV到普通百姓都是一樣的認識，這是“制度”問題。
我說，這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無論怎么改變制度都解決不了。同樣的景色，日本人看到的是“鐵”，確實能直接看到大量的鐵，正在施工的高樓大廈是鋼結構，正在填海造地的是鋼鐵機器，已經建成的肯定也是鐵。中國人看到的卻是“錢”，如何改變體制掙錢，然后買這些鐵。錢不過是紙，掙錢不過是從這口袋轉移到那口袋，并沒有創造什么財富。掙錢的結果，是中國需要消耗大量的資源買日本的那些鐵，新近購買的高速列車CRH其實就是一堆鐵，對會造的日本人來說。不會造鐵，中國永遠不會現代化。沒有造鐵的文化意識，無論怎么改變體制都是不行的。
與日本官營八幡制鉄所近似的是洋務運動時期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比八幡制鉄還早7年，曾經是亞洲最大的鋼鐵廠。看樣子大清確實很有錢，八幡制鉄實際也是大清“援助”的。它也是遇到與八幡制鉄一樣的問題，洋設備與中國的礦石煤炭不合，生產出的鐵軌不滿足要求，沒有買主虧損嚴重，最后倒閉。中國也想到過制鐵，但卻中途放棄了，這是為什么？制度問題還是文化問題？這里附錄一篇當代主流經濟學家梁小民對漢陽鐵廠的認識，讀者大概可以想象，當年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肯定也是類似的認識。于是，當時中國現代化的道路被中斷了。現在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也被中斷了，因為那是主流觀點。
但問題來了，為什么中國和日本會有這么巨大的認識差距，它的歷史演變是如何的？知道歷史就可以知道現在，知道現在就可以知道未來。下面的章節，主要以日本的近代歷史為線索，探討“鐵·制度·文化”是如何相互影響演進的。鐵·制度·文化的變遷，推動中國日本在不同軌道上發展。這系列文章會很長，資料數據會很詳實。當然，可能需要讀者具備一定的工學知識，我會力求通俗易懂。
附錄：
財經頻道左右間財經評論經濟茶座梁小民：張之洞與漢陽鐵廠2007年02月05日16:23[我來說兩句][字號：大中小]來源：商界－中國商業評論梁小民近代工業化只與市場經濟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動工業化絕無成功之望。
作者簡介：北京工商大學教授
歐美國家的工業化是由資本家啟動并推進的，走了市場經濟之路，最初的投資主要來自原始資本積累。
盡管原始資本積累是“火與血”的過程，充滿了罪惡，但歷史證明，由私人推動工業化是正確的。中國的工業化是由官員啟動并推進的，走的是政府親歷親為的計劃經濟之路。
私人與官員推動工業化的目標是完全不同的：私人投資于工業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這就要按經濟規律辦事，精于成本—收益分析，從而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換言之，私人資本家用自己的錢投資，成功了可以大富大貴，失敗了身敗名裂，非跳樓不可。有這種動力與壓力，做起事來不能不認真。官員推動工業化的目標是強國，只要能辦成，花多少錢都在所不惜。況且，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錢。成功了可以在現時升官，未來名垂青史，賠了也不傷及身家性命，官照當，福照享。這不同的路徑就決定了工業化的不同命運。
洋務運動的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正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推動者。其結果如何呢？張之洞辦漢陽鐵廠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指導思想錯誤
在晚清官員中，張之洞是開放的，他想通過辦工業來拯救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他擔任湖廣總督時籌辦了煉鐵、煉鋼、紡紗、繅絲、鑄造銀元等廠。《清史稿·張之洞傳》說他“蒞官所至，必有共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一位飽讀四書五經，對現代科學、技術、工業、經濟知之甚少的人，用政府的錢去辦工業，會有什么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張之洞想辦鋼鐵業，始于他擔任兩廣總督時。他看到洋鐵之入超，一年達230萬兩白銀，遂寫出《籌設煉鐵廠折》。他委托清政府駐英大臣劉瑞芬與英國諧賽德公司簽訂合約，制造煉鐵大爐兩座，日產生鐵100噸，并隨附煉鐵、煉鋼、壓板、抽條，及制作鋼軌的機器，共83500英鎊。這一計劃中的煉鐵廠原定設在廣州城外的鳳凰崗，而兩廣地區缺乏鐵礦和煤礦，多虧機器運回之前，張之洞調為湖廣總督，繼任的李鴻章以廣東產鐵不多為由不辦，否則失敗是一開始就注定的。這種偶然并沒有改變張之洞辦鐵廠失敗的結局，不過失敗的代價不由兩廣人民承擔，而由湖廣人民承擔。
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之后，煉鐵廠計劃移至湖北，這就有了以后的漢陽鐵廠。張之洞以“務宏大，不問費多寡”的思想來辦漢陽鐵廠，又對鋼鐵業一無所知而自以為是，一切由他決斷，這就使辦漢陽鐵廠從一開始就是一場耗費巨大的鬧劇。錢花得很瀟灑，但結果并不妙。這似乎成了以后一切官辦企業共同的特點。
技術失誤
先來看選址。湖北的鐵礦在大冶，這是光緒元年就由盛宣懷雇的英國工程師勘探出來的，并由盛宣懷賣給了張之洞。張之洞把鐵廠辦在了漢陽，與大冶的運輸距離為120公里，每日產鐵百噸，所需鐵砂的運費就達60多元。而且，漢陽附近無煉鐵所用的焦煤。馬鞍山的煤雖產量大，但所含灰份與磺質太多，無法使用。江西萍鄉的煤是盛宣懷接手漢陽鐵廠后才發現的。這就只能用河北開平或國外進口的焦煤。加上運輸費用，每噸焦煤要白銀16～17兩，而進口鐵在上海的售價才白銀30余兩。
把煉鐵廠選在漢陽已經錯了，張之洞又堅持將廠建在大別山麓。這里地勢低洼而潮濕，必須先墊高地基才能建廠。共填了一丈多高的土，填土用30余萬兩白銀，相當于包括購買機器及運費在內的建廠經費300萬兩白銀的1/10。手筆是夠大的，用錢也相當可觀，哪一個私人資本家會做這等蠢事？
建好了廠要買機器。煉鐵煉鋼用什么設備是有技術要求的。鋼的含磷量超過0.2質量就不高，容易斷，因此，要根據所用的鐵礦含磷量來決定采用哪種設備。當張之洞訂設備時，劉瑞芬公使就打來電報，要求把鐵礦的樣本送至英國檢驗，以便確定制造哪種設備。但這時大冶鐵廠尚未開工，張之洞又擔心運去礦石耗費時間，只想早日開工，竟告訴對方，什么爐子方便就制造什么，我們中國什么礦都有。結果英國運來的爐子不適用，漢陽鐵廠產的鋼鐵易脆裂折斷，不能用于鍛制或鑄造，制造的鋼軌也無法使用。鋼鐵質量差，價格當然就上不去。光緒二十年，漢陽鐵廠的鋼鐵上市。當時進口鋼鐵每噸售價30余兩白銀，漢陽廠的產品每噸23兩白銀都無人問津。
制度之殤
官辦的企業就是官場衙門的翻版。中國社會發展到晚清是官場最腐敗的時候。由張之洞辦漢陽鐵廠，自然又是一個衙門。不懂企業的官員當政，專家就沒有發言權。官員任用私人，公款消費，貪污肥己。一位洋人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洋務是絕對辦不成的，因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辦洋務，而是在發洋財”。無論張之洞個人的品質操守如何，他辦的企業是無法避免低效率和貪污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唐浩明先生的歷史小說《張之洞》。《張之洞》雖然是小說，還是反映出漢陽鐵廠之混亂和貪污成風的狀況。這樣的企業即使沒有選址、選設備這些技術上的失誤，也注定是要失敗的。漢陽鐵廠開爐生產僅僅4年，累計的虧損已經達到100多萬兩白銀。無論強國的動機多么高尚，賠錢的企業只能誤國。這才有以后將漢陽鐵廠轉給盛宣懷官督商辦。
官員辦企業賠了錢自然要政府和納稅人“埋單”。湖廣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二省，財政收入有限，清政府財政又困難，張之洞就用幣制改革來為自己的錯誤“埋單”。當時流通的制錢重一錢，銅元重二錢七，張之洞接受陳衍的建議改制錢為當十銅元（即1枚銅元等于10枚制錢）。僅此一項就獲利1400萬銀元。這種幣制改革大大增加了貨幣量，致使物價上漲了10余倍。
張之洞是以“中體西用”的指導思想來從事洋務運動的。這就是要在維護封建體制的條件下由政府推動工業化。近代工業化只與市場經濟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動工業化絕無成功之望，這就是張之洞創辦漢陽鐵廠失敗的根本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