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康杰利用資本和關系的條件壓著房地產產業，也還有另一層因素，就是一旦房地產產業變得爆炸式發展，還會立馬引發一種普遍的社會問題——強拆。
在陳康杰經歷的歷史里面，幾乎全國每個省每個市每個縣甚至每個鄉鎮都普遍的發生過強拆的事情，而且，每年因為強拆而導致受傷甚至死亡事件，那更是數以百計，數以千計，而政府為了現實的利益，或者說為了端起的政績，更有甚者是為了狼狽為奸，幾乎都是一邊倒的站在被強拆人的對立面，從而加劇了矛盾的激化。
房地產業作為一個經濟產業，發展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當他與高房價，與尋租，與強拆，與黑惡勢力結合起來的時候，就會撕裂社會的和諧，不但不能緩和社會矛盾，還會起到極大的反作用，這就是為什么老百姓對房地產商幾乎沒有什么好感，對于房地產商過從甚密的政府官員也沒有好感，最后發展到，大家都產生了一種仇富思想，就好像社會被嚴重劃分成了有錢人和沒有錢的人一樣，大地產商和政府官員被看做是有錢人，而其他老百姓，就是沒有錢的人，這種現象的出現，使得社會的穩定成了一個大問題，群體件成出不窮，公平與正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破壞，這根本就不是國人需要的生活。
從幸福感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經濟發展并沒有真正給老百姓帶來多少幸福。
經歷過七八十年代的人都有一種感受，就是那個時代雖然住房條件不好，物資相對也比較短缺，但是，大家過得很開心，現實生活的壓力沒有那么大，哪家和哪家都差不多，反而是自己的家被拆了之后，幸福感漸漸少了，鄰里之間的人情淡漠了。
這就是為什么很多普通人會抗拒拆遷的原因，是他們不愿意過好日子嗎，相信沒有人不想過好日子，是他們不愿意丟掉生活的土壤，不愿意丟掉那一份鄉愁，陳康杰在修建新世界中心的時候，就遇到了典型例子，那個白勝里老人無論如何都不愿意離開自己的老房子，因為這老房子有他太多的感情寄托，如果強行將他的感情寄托鏟平了，他就等于沒有了精神，哪里還談得上幸福和開心，當然，大部分的人不愿意拆遷，還是因為官商勾結，使得拆遷的補償大打折扣，開發商寧可指使人用推土機壓死一個人再賠償五十萬，也不愿意事先就多給五十萬。
除了這些，陳康杰當然還有更深層次的考量，大規模的房地產建設，會使得很多本身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筑，包括歷史底蘊的老城區被毫無區別的拆除，從歷史文化傳承的角度來說，損失真的很大，這對我們的歷史文化都是一個巨大的破壞，陳康杰看來，建設應該是在保護和傳承的基礎上進行，而不是和“特殊時期”一樣，消滅一切封建的東西，打倒孔家店，多愚蠢啊。
其次，房地產的大規模集聚發展，對整個經濟其實損害是很大的，由于房地產的利潤高的驚人，所以銀行將大量的資金投入到房地產行業，許多做制造業的企業家擋不住誘惑，也將資金移挪出來投入到房地產，老百姓更是將幾乎所有的繼續用在房子上，其結果就是，作為經濟基礎的制造業得不到支持和萎縮，企業研發和創新也動力不足，沒辦法，投幾千萬搞研發還不如投幾千萬炒房，來得更快賺的更多，整個市場的消費力也不足，幾十年的繼續都花在一套房子上了，在其他方面的消費自然要收縮，這沒什么說的。
也許別人會有不同的看法，說房地產其實也帶動了一些相關產業，例如建材，例如家電，例如鋼鐵等等，但是在陳康杰眼里，它帶來的效益遠遠大于它所造成的破壞，陳康杰參與了日本的房地產泡沫，他深知，那種破壞有多么嚴重，曾經的日本可以買下美國，而泡沫破滅之后，是幾十年都爬不起來。
社會上之所以會有很多精英和所謂的磚家為房地產業大加辯解，其實就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
陳康杰是有大情懷的人，其中也包括他不缺錢，所以他在國內涉足的產業，都是基礎性的，對于我們這么一個人口龐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制造業一定是基礎，其次就是科技創新，只要這兩個方面做好了，其他的就會水到渠成，民族的復興才能實實在在，否則，極有可能是水中月鏡中花，他就算成立利民銀行和風險投資基金，也不是為了暴利，還是為了支持制造業和科技創新。
陳康杰不僅僅會在自己的周邊打壓房地產市場，甚至于在必要的時候，他也會利用自己資本的優勢，影響全國的房地產行業發展，他始終認為，這個方面要循序漸進，而不是大躍進的蜂擁而上，而且發展房地產的根本目的是改善老百姓的住房和生活質量，而不是竭澤而漁的將老百姓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那么一點點繼續一次性榨干，不要試圖主觀的將西方上百年的城鎮化進程通過十幾二十年就走完，這是有違一般規律的，人家花了近兩百年走完的城鎮化進程如果我們五十年甚至七十年走完，其實就相當不錯了，并且，西方的城鎮化進程是在產業的帶動下進行，而不是放棄基本產業，為城鎮化而城鎮化。
陳康杰不介意我們的經濟發展再快一點，畢竟老百姓窮了很多很多年了，可是，經濟發展的快速，不能以犧牲環境和老百姓的幸福指數為代價，適當的還得兼顧社會和諧，只有這樣，才是可持續的，只要做到這一點，那速度就算慢點也沒關系，如果壞境慘不忍睹了，如果老百姓很壓抑，如果社會不穩定因素成出不窮，那再快又有什么價值，一將功成萬骨枯嗎，人民享受不到發展的成果嘛，數字好看也是零。
這方面講得有點多了，還是繼續故事的發展吧。
劉紅軍急了就想快速扭轉局面，只是又被全國兩會給耽擱了，兩會期間，各省市的幾乎所有重大議題都會被暫時擱置，省領導們得帶著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到京城開會呢，劉紅軍計劃，兩會完了他就全力推動，順便在開會的時候，好好做一做各方面的工作。
也是在這次兩會期間，陳康杰和劉紅軍才有面對面的正面接觸，陳康杰是人大代表，他也要上京開會，只是陳康杰沒有與大部隊一到，他得兼顧自己的時間，所以他是等到人代會開幕的那一天才去的首都。
與原有歷史不同，這次的人代會開幕的時間晚了六天，從三月五號推辭到了三月十一號，三月十一號是星期六，陳康杰則是三月十號的晚上才啟程前往首都，反正他自己有專機，想什么時候走就什么時候走，而且他的專機又不降落在繁忙的國際機場，而是繼續選擇冷清但是安全得多的西郊機場。
也很有意思，陳康杰本來就想住在夢婷酒店，而恰好這次組委會給他們代表團安排的下榻地點就是夢婷酒店，所以陳康杰根本不擔心到了找不到住的地方或者找不到大部隊在哪里。
陳康杰到了之后，就馬不停蹄的開展工作，他可并不打算來湊個人頭，聽一下會就完事了，既然自己是人民的代表，盡管不是那么盡職盡責，但是該做的工作還是要盡力做好，所以陳康杰這次來開會，不是空著手，而是帶來了兩份議案（政協委員的叫提案），一份是關于古城古跡保護的，另一份就是關于公民產權保護的。
這兩份議案陳康杰沒有怎么去做工作，他又是怎么提出來的呢，這就和長江學會有關了，陳康杰時間有限，忙不過來，所以在過年之前提出了框架和要求之后，他就將任務委托給了長江學會幫他完成。
別以為陳康杰沒有親力親為，他的議案就會缺乏質量，實際上恰巧相反，他的議案包含了相當大數量的實際調查和分析，而且還詳細的列舉了解決的辦法和措施、意見和方案，他的想法是將這兩份議案當成法律案來提，而不僅僅是簡單的建議，在每屆人大會上，大部分的議案都會被當做建議處理，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多數普通代表提出的議案往往只提出問題，而沒有一整套解決問題的系統分析和方法、措施，這是由于單個代表的能力，時間和接觸的范圍都有限，他們雖然是實際工作者，可是對于一個教師，一個環衛工人，一個消防戰士，甚至于一個農民來說，要求他們拿出的議案有宏觀性，有戰略性，有嚴謹性和可操作性，真的是比較難，且不說他們有沒有大量的時間去了解所關注的議題，就是他們的能力，也是有欠缺的。
而陳康杰不同，他有龐大的“參謀團隊”，并且這個團隊都是高素質的，專家教授一抓一大把，當然就不是別人可以比擬的，他請得起，一般人可請不起，其實很多企業家代表的議案也都是類似的方法完成，只不過他們沒有陳康杰這么興師動眾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