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綱吉和其兄長、前代將軍家綱一樣生性奢靡，毫無節制的花錢導致幕府金庫枯竭，盡管幕府后來通過改鑄金銀，以劣幣取代良幣的辦法撈取了一大筆不義之財，怎奈何天災接踵而來而綱吉大手大腳的習慣依舊不改，終于支撐不下去了。
無計可施的幕府終于把目光盯上了諸藩和百姓的腰包，就以極度荒謬的“生類憐憫令”為例，元祿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綱吉在江戶郊外的中野拓地十六萬坪作為犬類收容所，其中建筑了二百九十棟“御犬小屋”，蓄養了野狗八萬余條。
“生類憐憫令”明明是綱吉為了自己福報向神佛上蒼做的貢獻，卻硬將這大約二十萬兩白銀的工程以“御手傳普請”的名義攤派給丸龜藩主京極高或和津山藩主森長成，至于野狗們每年近十萬兩白銀的伙食費則由幕府天領的農民和江戶町人另繳附加稅來解決。
這就不能不引起各地大名和日本百姓的不滿，但僅僅如此還不至于動搖幕府的根基。可怕的是這一時期社會風氣出現了極大的變化，幕府各級官員無不以各種名目收受賄賂，早就了一個沒有錢就不能辦事的元祿世道。
幕府不是沒有認識到問題的所在，也知道一切問題的根源是金銀大量流出，可真正要解決卻有心無力。為此幕府中某些清醒人士便把仇恨的目光投向在貿易中賺取了額利潤的鄭藩、華夏朝，再加上華夏方面又策動阿芙蓉走私進一步加日本金銀外流的度，所以導致幕府強硬派再三要求斷絕日夏貿易。
可對于掌握日本經濟命脈的三都商人來說，徹底中斷日夏貿易對他們不啻是滅頂之災，已經在幕府改鑄貨幣中損失非小的他們說什么都愿意幕府通過這樣的政令。不過對于三都商人而言，若是能籍此壓迫華夏讓出巨額利潤卻是好事，因此盡管在結果上持反對意見，但在輿論上三都商人卻站到了強硬派一邊。
可惜的是三都商人的這番媚眼算是拋給瞎子了，已經與荷蘭方面達成協議的華夏朝無意讓出實質的利益，就連阿芙蓉的走私貿易也不可能停止下來，自是引起了日方的徹底不滿。
為此，華夏武成三年、日本元祿十四年五月初二，經席老中柳澤吉保批準，幕府正式通報華夏在長崎的商館，頒布《元祿日夏貿易式樣》，限制華夏船來日貿易，其限定數額為每年四條，多余者一律捕獲罰沒。
除了限制商船規模以外，《元祿日夏貿易式樣》還禁止合法貿易的華夏船在長崎售賣紙張、筆墨、書籍、珍珠、香木、漆器、瓷器、水銀、蘇木、硫磺等四十二項商品，并規定絲綢、生絲價格上限，更為惡劣的是幕府還規定華夏船前次售賣商品貨價必須在下次來航時才能結算，且支付等價物僅為條銅和寬永銅錢。
五月初三，幕府又下令在日本全國檢舉鴉片館，并對懷疑涉嫌參與走私的中小型商社及商人聯盟進行抄沒，一時間日本國內哀鴻遍野，就連托庇在大藩強藩之下的某些御用商人組織也膽戰心驚，阿芙蓉走私暫時為之斷絕。
“日本蕞爾小國居然敢頒布如此荒謬的政令。”日本的消息轉回武昌之時，江南、浙東等地的海商已經群起騷動，為此實施重商主義的華夏朝廷不得不格外重視。“若是朝廷不做反應泰西蠻夷會怎么看待朝廷。”兵部尚書林賢怒不可遏的言道。“所以必須兵嚴懲。”
“林大人稍安勿躁。”從贛州等處都督任上調任禮部尚書、內閣大臣的黃良弼以前也是見慣尸山血海的武人，不過他歷任中樞和地方的民政，對戰事有了新的觀點。“本官以為能不打還是不要打的為好，且不說日本本是前明不征之國，就算本朝以水師定疆，這海路遙遙，異域萬里，可不比朝鮮那邊有支應的，還請先讓總督衙門卻談一談，先禮后兵嘛。”
所謂總督衙門的全稱是總督蕃洋列國及通商事務衙門，對日通商出現問題，正合著這個單位主管，因此黃良弼這話是符合程序的，然而他好心沒好報，總督衙門的會辦大臣柯鼎開卻持著跟林賢一樣的強硬立場。
“黃大人所言雖然合乎慣例，但就與德川幕府談判一事還是有所不知。”
柯鼎開是鄭成功的駙馬儀賓，也算是鄭克臧的叔父一輩，再加上本身又是前內閣參贊、如今弼德院大臣柯平的子侄，地位應該是然的，但是誰讓他之前跟黃良弼曾競爭過內閣大臣的位子，所以即便雙方都前進一步了，但彼此之間還隱約有些敵意。
“幕府并非一時興起才提出如此苛刻的條件的，早在幾年前就對我朝多番威逼，只是我朝堅決不同意日方的勒索，才勉強維持了對日貿易，如今見到從我朝手中得不到利益，日人狗急跳墻了，才會頒布如此暴杰之法度。”柯鼎開頓了頓，接著言道：“所以本官同意林大人的意見，必須給日方一個教訓，或許才能打開日本的國門，方便我朝商賈經營。”
內閣參贊大臣兼掌鹽鐵衙門會辦大臣張日曜搖了搖頭：“出兵日本用度浩大，朝廷財力這些年一直是緊巴巴的，根本沒有余錢支撐如此大規模的作戰呢。”
武成三年年頭上，華夏朝對中樞體制做了一次調整。
其中人事方面，老一輩的總理大臣鄭英平、參贊大臣柯平等轉為弼德院大臣，原大審院正卿林良瑞、度支部尚書張日曜、兵部尚書林珩等接任總理大臣、參贊內閣大臣的職務；
而在組織架構方面，原來鹽鐵部、度支部、水部分別降為鹽鐵衙門、度支衙門和水利衙門，另外馬政、泉貨、國庫三個衙門分別并入上述三個衙門，從而在外朝——華夏朝的政治分內、中、外三朝——形成了六部六衙門和大審院、監察院三權分立的新格局；
在華夏朝的中朝，最重要的是兩院，其一是樞密院，這個自然不用累言；
另一個則是通政院，通政院又叫銀臺，主內外文書的傳遞，別看只是一個中間機構，但地位非常緊要，其主官正卿雖然不能直接升任內閣大臣及地位更高的內閣參贊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卻可以與監察院正卿一樣參加所有的內閣會議，并在會議中監督內閣中書記錄，會后還要審核抄件副本，并將其中一份呈遞內朝；
同在中朝的格致院、太醫院、秘書監的地位就相對較低，不過由于鄭克臧的重視，因此相較之前的歷朝歷代而言卻地位提高了訓多，而且鄭克臧有心將太醫院升格為外朝的厚生衙門，只是朝臣們并不理解且華夏朝財力有限，因此才暫時擱置了下來；
至于內朝并非指的是鄭克臧的后宮內廷，而是由弼德院和翰林院組成，前者是鄭克臧優撫老臣的咨議機構，后者充當的是類似另一個時空秘書的工作，以便取代明代司禮監負責起草詔書和整理內閣意見的責任。
“正是沒有錢才更要打一仗。”武成三年的中樞改制中還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那就是在內閣總理大臣之下，設置了一名不管部的參贊大臣，前兵部尚書林珩就是第一任專職參贊。“日本雖然有大量的金銀流出，因此危及到了幕府統治，但畢竟死死的駱駝比馬大，日本國內的金銀儲量還是極其驚人的。”
林珩的語氣中多少帶有些貪婪：“因此無論是從迫使日本接受金銀流出還是從獲取高額賠款來說，都要跟日本打一仗。”
鄭克臧之前沒有人認為打仗還能賺錢的，但是這些年夏軍在安南、越南甚至朝鮮身上都嘗到了不少戰爭紅利，有軍方背景的參贊大臣自然樂意從事更大的戰爭。
“除了錢，朝廷還要迫使日本放棄鎖國令，至少要同意讓留在海外的日本人回國，如此才好向多年支持本朝的海外日人交代。”
華夏朝體制內的日裔的確是個問題，但怎么解決，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林珩觀點的，所以總理大臣林良瑞輕咳一聲：“林參贊，關于鎖國令的問題另外再談吧。”
既然不說鎖國令的問題，林珩便要求表決，結果兩個參贊大臣支持出兵和反對出戰各占一票，而另外三個內閣大臣中，贊成對日開戰的有兩票，于是皮球就踢到林良瑞的腳下。
“林大人，”林良瑞沉吟片刻，目光看向林賢。“日本可是大國，樞密院這邊可有完全計劃？”林賢給了明確的答復，說起來對日作戰的計劃早在數年前就擬定了妥當了。“那就上報圣上，請求圣斷吧。”林良瑞倒是好二傳，一腳又把蹴鞠踢到了鄭克臧的腳下，不過這也很正常，畢竟征伐大事是皇帝親掌，因此他作為人臣自然不敢擅專的。“請陳大人立刻通報，我等要即刻面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