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寫了十個小時，十分滿意。）
《四書》中的圣人之語，都是微言精義。微言精義的另一層意思，就是信息量太少，以至于無法精確的把握真意。
尤其是講儒家世界觀、思想觀、善惡觀、方法論的《中庸》、《大學》，更是玄之又玄。
比如中庸第一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學問淺的人，看了都是一頭霧水，學問深的人則有自己的理解，且不盡相同。
是以雖然有圣人經典在前，人們仍無法精確把握儒家的哲學思想，便需要有人來譯注經典，為圣人和凡人之間搭起一座橋梁。朱熹定《四書》，作《章句集注》，就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
朱熹以此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致的思想體系，終于完成了宋儒的夙愿。儒家哲學也終于登上了頂峰，成為整個國家讀書人的共同思想，繼而成為整個國家的集體意識。從骨子里改變了中國人。
單從這一點說，朱子確實了不起。
陳恪對《四書》的詮釋，便完全仿照朱子的體例，甚至內容也以朱子的《四書章句》為主體。但是在最根本的世界觀上，他卻動了手腳。
因為朱子的一套，原是極好的，只是在世界觀上出了岔子。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所以儒家思想越到后來，就約成為‘禁錮思想、阻礙科學發展’的罪魁。
在世界觀上，程朱理學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根本和本體，‘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
在朱熹的認識里，太極是天地萬物的根柢和樞紐，是決定一切和派生一切的精神實體。也就是所謂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這個世界的一切，都是從太極中來的。
那么如何認知這個太極呢？朱熹說‘太極只是一個理字’，當你一旦通理，便明白了太極，自然盡知天下萬物萬事，胸懷寬廣，寵辱不驚，無懼無畏，可修身，可齊家，可治國，可平天下！
那么這個‘理’到底是什么東西呢？朱子說，呃，直接告訴你印象不深，用處不大。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
好吧，那如何去認識這個理？
這次朱子告訴你了，須得‘格物窮理’！
‘格物致知’是儒家大學之道的基石。
在先秦時代‘格物致知’這句話，大概并不是特別深奧的語言，故而用不著做什么解釋。
但是漢代以降，由于文化斷層等原因，人們對它的解釋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由此導出的方法論，也就千差萬別。
朱熹將‘格’解釋為推究、窮盡的意思，所以朱子之學的方法論，就是窮理。
那么如何窮理？朱子說了，就是多讀書討論、應事接物。當然最根本的還是讀書，讀什么書？儒家經典。因為儒家把孔孟當成掌握了道的人，或者說孔孟就是道。他們追求的便是‘孔孟之道’。
所以理學的格物窮理，說白了，就是去多讀圣賢之書，體悟所謂的圣賢之道。
如果僅是修身齊家，這倒也無妨。因為圣人乃萬世師表，照著學肯定沒錯的。然而儒家是入世的，還要治國平天下的，得解決人世間產生的具體問題，比如國家的財力枯竭，比如治理黃河、比如如何去應對外敵。
這就出事兒了。后人都知道，每個問題都要具體分析，在現實中尋找解決的辦法。
而且很多時候，問題都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出現的，那么解決的辦法也一樣，必須要不斷創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時，還是井田制的小國寡民，生產關系與后世完全不同，當時圣人對具體問題的看法，放在宋朝來看，就已經完全過時了。
何況，就是在春秋時期，孔夫子那套也被證明是行不通的了。拿著那套在春秋行不通的東西，放在千年以后，難道就能行得通了？
程朱理學的謬誤之處就在這里。他們罔顧事實，不在現實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在古人的書籍里找注解，找答案。什么事都要看古代先賢是怎么解決的，然后照搬就是。
這一套顯然是行不通的。
朱熹陷入到這個怪圈中，無可厚非，因為他終究不是老子、孔子、亞里士多德那樣的真圣人，只能算是大學問的賢人。
他無力開辟出正確的世界觀，自然也就發展不出正確的方法論。他的世界觀，其實是來自于周敦頤，而周敦頤的理論根基《太極圖》，是源自陳摶老祖的《無極圖》，從那里確立了天人感應，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欲等等理學主張的源頭。
而‘太極’玄之又玄，根本就是不可認知的，所以他研究來研究去，都究不出這個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那套修行方法。因此理學其實是糅雜了佛道的實用主義儒學。這就注定了它會沾染上佛道的消極主義和封閉主義，最終變成一種禁錮。
陳恪要做的，便是樹立另外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
回到《中庸》首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陳恪的解釋為‘理性是人類的天性，通過理性的思考，可以發現道，圣人以此探求大道以教化萬民’。
他將‘天命’解釋為‘道’，道者，絕對真理和客觀規律也。他說這個世界便是在絕對真理和客觀規律之下運行的。真理和規律，隱藏在表象和事件之下，規矩著事件和表象的發展。所以認識真理和規律，就可以預見事物的變化，把握正確的方法，即所謂‘明心見性’，然后可修齊治平也！
真理和規律是可以認知的。修道，就是認識真理和規律的過程。而修道的方法，便是‘格物’。
對于‘格物’，陳恪與朱熹的說法基本相同。他說‘知在我，理在物’，連接物我方法就是‘格物致知’。
他們同樣訓‘格’為至、為盡，至：謂究至事物之理。同樣訓‘物’為事，其范圍極廣，包括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亦包括心理現象和道德行為規范。
‘格物’就是窮盡事物之理。認為上至宇宙天地，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蟲，皆有理，都要去格，物的理窮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廣。由格物到致知，有一個從積累有漸到豁然貫通的過程。
要貫通，必須花工夫，格一物、理會一事都要窮盡，由近及遠，由淺而深，由粗到精。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重重而入，層層而進，以求道理。
所謂‘窮理須窮究得盡，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得深奧是里也。’人們必須經過這樣由表及里的認識過程，才能達到對理的體認。
以上的方法論，基本上都是朱子觀點，陳恪幾乎原封不動的照搬。但在不同的世界下，此方法論便與程朱理學有了分際，變成了‘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運用理性思維，從現象中升華出理論，以實踐檢驗理論。經過這樣的過程便可得一理。’
當你通曉萬物之理后，便可從諸多理中，升華出道。
當你認識了道，則萬事萬物在你眼里都沒有秘密，你便成了道。
則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贊天下之化育；可以贊天下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陳恪的這套學說，因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問世便顯得精致完整，令人信服。
加之他已經樹立起經學大師的形象，所以他僅在經筵上講了一章《中庸》，便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去年他考證《尚書》乃偽經，士大夫們還只把他當成是學問淵博、明辨深思的才華之士。今年聽了他講《中庸》，才知道原來大宋朝繼道學、新學之后，又誕生了一門學說。又誕生了一名大儒！
而且這門學說一經問世，就如此完整，如此可行可信，遠超其它仍在摸索附會中的學說。
只是陳恪實在太年輕，讓士大夫們實在無法接受，幾代人苦苦尋索而不得的真諦，竟被這個三十歲不到的小子，給道破了。
于是疑問鋪天蓋地而來，許多根本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結果后半程的經筵，成了陳恪為捍衛自己的學說，舌戰群儒的場景。
但是如論如何，誰都承認，在嘉佑五年秋的經筵中，誕生了一門充滿生機的儒家學說。它所蘊含的生命力，必將沖擊這個世界！
因為陳恪出身蜀地，所以通常稱之為‘蜀學’，但他自己更愿意稱為‘理學’……一來向貢獻了八九成內容的朱子致敬，二來，這本就是道理之學，稱為理學最恰當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