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時間內，鄭朗先是將兩個養子調回京城，又將小女婿調到京城，再就是將鄭蘋母子一起喊回京城，一家團聚。
不知道真相的以為鄭朗是以權謀私。
但不是。
大戰開始，朝廷動用的禁軍就達到了二十五萬人，余下的禁兵更多，但河北河東要駐扎了近兩十萬兵力，巴蜀、兩廣、兩荊、兩淮、兩江、兩浙又分去近十萬禁軍。
也就是說，京城的禁兵只有幾萬人。
還有幾十萬保丁，保丁不能說不起作用，一是濟貧，阻止了兼并奪佃蔓延，維護了京畿地區的穩定。二是全民練兵，可以抽調出一些勇士進入禁軍，提高禁軍的戰斗力，擴大禁兵家屬郊區化，減少禁兵家屬的生活成本。三就是聯防捕盜。當然，在迫不得己的時候，如果將他們征集起來，多少會發揮一些作用。
然而保丁就是保丁，戰斗力不可能達到正規軍隊的水準。
鄭朗西去，手中擁有各種兵力幾乎達到六十萬，外加二十多萬民夫，幾乎擁有全國六成的兵力，一旦有不好的心思，宋朝亡也。因此將其家屬全部調到京城來，以免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說閑話，騷亂后背。
但這個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岳飛就做了傻事兒，對趙構說，俺們將家屬一些做人質扣在京城了，你這個老兒為什么還不放心。下面就不大好說了，四大節度使除了部分軍隊是來自朝廷的，余下的全部是各自從江淮征來的兵力，說是岳家飛，實際大半就是岳飛的私兵，甚至供給都是各自想了辦法來解決的。
當然，岳飛死因很復雜，即便他那個責問讓趙構很難堪。在群臣面前下不了臺，盡管他參與了太子一事，盡管他想要將劉光世的軍隊兼并到手中，將徽欽二帝迎回，反對趙構議和，可是趙構仍給了他太尉、宣撫使兼營田大使，甚至前所未有的一品官職開府儀同三司（開府指能有開府衙權，三司就是三公，乃是名義上最尊貴的使相，在岳飛之前只有趙普、呂夷簡、王欽若、韓絳、文彥博、蔡京等少數十幾人擁有的頭銜）。實際十二道金牌召回后。趙構打算對付的還是張浚，非是在廬山守孝與文人唱和的岳飛。
岳飛之死與鄭朗無關，但前后車之鑒不得不防的，更不能讓十二道金牌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鄭朗還嫌不夠，讓高遵裕擔任此次出行的副帥。不是讓高遵裕指揮這幾路軍隊，高遵裕也沒有這個膽量與鄭朗搶指揮權，而是讓他起一個監軍作用。
小心駛得萬年船。
正是因為鄭朗這一生的小心，才取得這樣的功績。
一隊隊鄉兵抵達，是真的講武閱兵。各隊鄉兵訓練了一年時間，仍然不夠，借著閱兵的借口，再次整編。隨后又打著前線乏糧的旗號。當成民夫押運著糧草去西北了。
契丹仍在迷惑之中，前方西夏人與宋人僵持很久了，運送糧草頗為正常。他們雖注意了鄉兵這一建制，因為待遇比較差。又鼓勵半兵半農，再加上一些不好的將領不重視鄉兵，仍讓他們參加了一些勞役。再者宋朝本身各種民兵軍隊，比宋朝的政治更混亂，因此沒有太注意。甚至為了迷惑，十幾天前，宋朝還在大肆講銀行監擴股一事。拖得久了，不過西北在戰爭，那有錢來擴股。這么做，主要還是防止契丹的。
隨著這支軍隊離開，鄭朗也要離開京城。
四月到來，重臣們于都堂參加都堂會，也是鄭朗最后一次的都堂會。有可能他告老還鄉后，宋朝政府還會向他詢問國策，但不可能到都堂來與大臣們講了。
大臣們坐下來，趙頊宣旨，讓鄭朗擔任陜西河湟二路宣撫經略使。
到了這時候，圖窮匕現。
知道真相的大佬一個個靜默不言，但更多的人不知道真相，甚至與老百姓、契丹西夏人一樣，認為宋朝是想撈好處，吞并河西四州，不會想到宋朝想的是吞滅整個西夏。
甚至還有人私下里奇怪，鄭朗說辭去相位，為什么一年過去了，未辭去相位呢？
這道任命宣布，一起會意。
擔任知制浩的王安禮說道：“陛下，太過憂民。”
因為熙寧改革，鄭朗做了部分妥協，矛盾沒有史上的嚴重，改革本身是由鄭朗帶頭發起的，王安禮雖用了，但沒有史上突出。
“和甫，王韶說用兵過多，郭逵說兵力要多，否則會成李信之敗也，章楶沒有表態，并且兵者，不是越多越好，史上以少勝多的戰役很多很多，而且兵力越多，對主帥的指揮能力要求越嚴格，故韓信對漢高祖說，你只能率十萬兵，而我則是多多益善。但我心中多有考慮，西夏人狡猾，反反復復，李繼遷未起勢之前，太宗陛下派五路伐李，兵不可謂不多也，將不可謂不勇也，然而我朝無功而返。仁宗時伐夏，有狄青四大名將在世，史稱唐明皇晚年窮兵黜武，但那時一年兵費僅是一千五百萬緡，慶歷之戰卻花費了近兩億兵費，等于是唐明皇晚年十幾年的兵費，以至民間盜賊四起，可仍不得功，僅自保互有勝負爾。因此，我贊同了郭逵意見。”
兩人不是講能不能伐夏，而是說兵力多所帶來的浪費。
章楶從涼州反饋來消息，說計達近五萬蕃兵回鶻兵要求參戰。這使得伐夏實際兵力就達到了六十萬人，許多糧草物資是送到了前方，但非是前線，在渭州、原州、涇州、延州、麟州。從這幾州府將糧草運到前線，還有一段漫長的道路，甚至深入到西夏后，道路更長，又沒有很好的水路運輸，只能一車車地慢慢推到前線軍營里。
就是將十一萬河北鄉兵當成民夫，還是不足的，還得要從陜西征來二十萬以上的民夫，才能保持糧食不能耽擱。因此實際參戰的就達到了八十多萬人。是史上最大的兵力調動。這么多人與馬，一天所消耗的糧草最少就達到兩萬多石，而想滅西夏，沒有四五個月時間是根本辦不到，前線糧草消耗可能就要四百萬石。
不僅是糧草，還有武器、帳蓬、車輛、牲畜、工具，兵士吃的喝的，因此前線需要四百萬石糧草，后方就得供給四千萬石糧食。這只是伐夏時所需的糧草，河西走廊打到現在。再加上其他數路的僵持，將兵士一起調到前線，糧草就得運到前線，伐夏后，宋朝還得要安撫百姓，以及駐軍，還得要奸滅部分的反抗部族，還得要糧草。
僅是糧草一項就是一個天文數字，這么多糧草不是產在陜西本土的。而是從兩荊兩江兩浙兩淮與河北京東，從百姓手中一擔擔地挑到官府，再從官府一步步運到京城，再從京城運到陜西。
若是商品糧罷了。但這是官糧，即便為了不擾民，給了少許補助與薪酬，但相對于這個天文數字。不但擾民，甚至都會嚴重影響到今年的農業生產。
因此王韶在前線說不用那么多兵力。那怕少十萬人，對于后方將會產生大量的松壓。
然而鄭朗不放心。史上宋朝五路伐夏，兵力是三十五萬，民夫二十萬，用人數五十五萬，但它失敗了，不管什么原因失敗的，鄭朗不想重蹈覆轍。
鄭朗又說道：“我朝非是象秦朝那樣窮兵黜武，此戰只能勝不能敗，況且還有一個強大的契丹在邊上虎視眈眈，因此征用了重兵，以雷霆之勢催毀西夏。甚至為了不發生淝水赤壁悲劇，提前幾十年前就做了安排，而且我還會讓章楶做為副帥，協助我指揮這次伐夏行動。”
但是御史臺的十幾個言臣急了，鄭朗改制后，給了言臣極大的權利，但也做了一些限制，也就是言事可以，要實事求是，可現在發生了這么大事，無論御史臺或者諫院，卻不知道半點風聲，如何了得，并且出兵多少，不與諸臣商議，卻同前線三個將領商議，祖宗家法何在？
實際也就是民主與集權所產生的矛盾。
趙頊也正準備問這個問題。
這些年言臣給鄭朗帶來極大的麻煩，但也確實起了監督作用。
包括章惇案，大理寺彈劾章惇父子章俞與章惇叔叔沈邱縣主薄章愷侵占民田。開封府官員畏懼章惇的勢力，各懷僉書觀望。事情鬧到御史臺哪里，紛紛彈劾。主要還是章惇個性太強橫，得罪的人多，鄭朗雖看重了他的才華，也不能包庇，而且侵占民田也是鄭朗最痛恨的地方。因此朝廷做了重懲，牽連的兵曹參軍吳潛勒停職，開封知府錢藻罰銅，開封府判官虞大、熙展磨勘一年，推官胡宗師、沖替，司錄參軍路昌衡磨勘二年，戶曹參軍劉陟、士曹參軍王本、倉曹參軍蔡旻竝差替。
章俞當杖一百，以年八十勿論，章愷勒停。御史臺再接再力，又彈劾成都府轉運判官周之道隱瞞章惇誤著朱服一事，袁默妄言為章惇逃脫罪名，周之道徒一年，默杖一百。
章惇自辨，錯肯定他也有錯了，但侵占民田一事，他并不知曉，況且章家那么多人，他的好友親朋更多，如果這些人犯了錯，全部讓他承擔，也不大公平。
最終還是將他外放。
對此鄭朗看法很公正，雖牽連廣有重判之嫌，但也不是沒有好處，多少會使重臣約束家人與親戚，否則這些人仗著背景雄厚，為非作歹，影響會很大。也就是利大于弊。
但在這時候，章惇外放，無疑是一個損失。
面對言臣指責，鄭朗淡淡說道：“諸位，征夏準備過程中，是陛下領手的，諸位相公皆知道，也參與了謀劃，因為害怕契丹人參與其中，因此沒有對諸位公布。之所以問了前方王韶三人，乃是因為他們身在前線，對西夏熟悉，對軍事善長。各位，不要再糾纏了。”
這是委婉的說法，話外之意就是問了你們，你們懂不懂？
沒有給他們機會再羅嗦，鄭朗又說道：“臨行前我送兩個字給諸位。”
說著舉出第一個字：平！
“將軍百戰平天下，天下平定殺將軍。”鄭朗道。
一句話讓大家瞠目結舌，敢情是這個平啊。
“蜂房只有一只蜂皇，雄蜂工蜂分工明確。由是壯大。若是每只蜜蜂都要做蜂皇，必走向滅亡。唐室衰微，武將把持著財政軍權，由是滅亡，五代更替，十國動蕩，民不聊生。這才是祖宗抑武重文的由來。但想要國家安定，不一定非要殺功臣，光武不殺功臣，國家也大治。唐太宗看到尉遲敬德橫行霸道，僅是敲打，由是敬德成為唐朝良臣。祖宗立國更是在制度崩壞之時，也沒有殺功臣或者誣蔑功臣。若是害怕功臣掌控兵將，可以挑明了給虛位，給富貴，若是誣蔑來打擊有功將領，將士必然心寒。狄青若不是飽受誣蔑，何來英年早逝？即便成功滅夏。還有更強大的契丹，外敵未除，過份打壓有功的將領，我朝必成武則天之禍（指武則天殺死王方翼、黑齒常之、程務挺等勇將。武周一朝外戰多大敗的歷史）。平非是平天下，還有公平之意。”
鄭朗的話有些偏頗，宋朝不能說它是重文輕武，首先軍費。宋朝每年軍費支出是所謂窮兵黜武李隆基時的五倍以上，雖然許多兵士家中生活困苦，但比漢唐那種役兵制呢？那會更苦。鄭朗說冤殺武將。漢唐也有。再說武器，宋朝比那一朝一代都重視武器研發，還有軍校——武學。民間習武的氣氛也很濃厚，弓箭社、馬社、刀社、萬馬社彼彼皆是。武術更是宋朝常見的娛樂活動，比如角抵、使棒、舞刀槍、舞劍、射弩、舉重，甚至有婦人穿著大背心大褲衩子，在街頭公開與男人摔跤比賽。有些士大夫們還有著一身好身手，比如前朝賢相王曾就是一個武林高手，若打架，一個王曾能放倒十個鄭朗。武術也在宋朝發揚光大，甚至在前期柳開、陳堯咨等士大夫愿意自動轉為武將，投筆從戎。
之所以看上去重文輕武，一是宋朝缺少騎兵，數次大敗，用兵成本又高，形成的內斂格局。二就是士大夫打壓武將的權限，自趙禎朝始，掛帥的非是武將，而是士大夫、外戚、宦官，有武將，武將在軍中僅是一個傀儡。
但這個問題鄭朗也不好說明了，那么會成為文人的公敵。
因此只說一個平，讓大家自己反思去。
又舉起第二個字：正。
“何謂正，從一而止，一為天下定于一，天下一統，止則是止步，故正原義是謂征戰止步天天下統一之時。戰爭來臨，將士慘戰，家人破離，百姓疲苦，故真宗陛下體恤百姓，那怕契丹大軍已困在河北，也不惜屈辱地與契丹搭成和議，仁宗陛下雖多場大捷，依然與西夏拿出錢帛和解。可實際效果呢？西夏人反反復復，朝廷不得不在陜西駐扎大量軍隊。契丹雖比西夏好一點，慶歷戰爭勒索我朝增加歲幣，改獻為納，熙寧大旱，再次勒索了河東大片閑田地區。朝廷不得不在河東河北駐扎了大量兵士。非正！”
和平是好事，可這個駐兵，同樣害苦了宋朝的百姓，宋朝的經濟。
因此這所謂的花錢買安，也不是一個好方法。
“我朝西有西夏，西夏過后還有回鶻，就算滅了西夏，與回鶻未必能太平相處，況且吐蕃高原上乃是人間不可攀登之途，西南有大理，南方有交趾，遼東有契丹女真高麗，海外有倭國，北方更有契丹與漠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這些游牧民族即便是漢唐花費了無數人力錢力，也只能做到國力最盛時短時間的征服。想要融兵器于九鼎，放馬于南山，那是不可能了。但是征服了西夏，西方無強敵威脅。若在條件允許下，再收回幽云，北方門戶關起。那么兵費將會減少三成以上，甚至四成，若是我朝政治再象現在這樣清明，國家繼續產生大量盈余。兩稅就可能會全部免去，甚至放開鹽酒專營，去除各種雜稅，降低商稅。如國庫有充足的積余，可以輕松地倚據關墻之險，退可守，進又可以不苛民的反攻，到了那時，才是我朝的正，才會接近夫子所說的大同境界。”
鄭朗又重重地說了一句：“伐夏，僅是以正我朝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