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  九百二十章 平與正

類別: 歷史 | 兩宋元明 | 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 | 午后方晴   作者:午后方晴  書名: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  更新時間:2024-06-08
 
在這段時間內,鄭朗先是將兩個養子調回京城,又將小女婿調到京城,再就是將鄭蘋母子一起喊回京城,一家團聚。

不知道真相的以為鄭朗是以權謀私。

但不是。

大戰開始,朝廷動用的禁軍就達到了二十五萬人,余下的禁兵更多,但河北河東要駐扎了近兩十萬兵力,巴蜀、兩廣、兩荊、兩淮、兩江、兩浙又分去近十萬禁軍。

也就是說,京城的禁兵只有幾萬人。

還有幾十萬保丁,保丁不能說不起作用,一是濟貧,阻止了兼并奪佃蔓延,維護了京畿地區的穩定。二是全民練兵,可以抽調出一些勇士進入禁軍,提高禁軍的戰斗力,擴大禁兵家屬郊區化,減少禁兵家屬的生活成本。三就是聯防捕盜。當然,在迫不得己的時候,如果將他們征集起來,多少會發揮一些作用。

然而保丁就是保丁,戰斗力不可能達到正規軍隊的水準。

鄭朗西去,手中擁有各種兵力幾乎達到六十萬,外加二十多萬民夫,幾乎擁有全國六成的兵力,一旦有不好的心思,宋朝亡也。因此將其家屬全部調到京城來,以免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說閑話,騷亂后背。

但這個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岳飛就做了傻事兒,對趙構說,俺們將家屬一些做人質扣在京城了,你這個老兒為什么還不放心。下面就不大好說了,四大節度使除了部分軍隊是來自朝廷的,余下的全部是各自從江淮征來的兵力,說是岳家飛,實際大半就是岳飛的私兵,甚至供給都是各自想了辦法來解決的。

當然,岳飛死因很復雜,即便他那個責問讓趙構很難堪。在群臣面前下不了臺,盡管他參與了太子一事,盡管他想要將劉光世的軍隊兼并到手中,將徽欽二帝迎回,反對趙構議和,可是趙構仍給了他太尉、宣撫使兼營田大使,甚至前所未有的一品官職開府儀同三司(開府指能有開府衙權,三司就是三公,乃是名義上最尊貴的使相,在岳飛之前只有趙普、呂夷簡、王欽若、韓絳、文彥博、蔡京等少數十幾人擁有的頭銜)。實際十二道金牌召回后。趙構打算對付的還是張浚,非是在廬山守孝與文人唱和的岳飛。

岳飛之死與鄭朗無關,但前后車之鑒不得不防的,更不能讓十二道金牌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鄭朗還嫌不夠,讓高遵裕擔任此次出行的副帥。不是讓高遵裕指揮這幾路軍隊,高遵裕也沒有這個膽量與鄭朗搶指揮權,而是讓他起一個監軍作用。

小心駛得萬年船。

正是因為鄭朗這一生的小心,才取得這樣的功績。

一隊隊鄉兵抵達,是真的講武閱兵。各隊鄉兵訓練了一年時間,仍然不夠,借著閱兵的借口,再次整編。隨后又打著前線乏糧的旗號。當成民夫押運著糧草去西北了。

契丹仍在迷惑之中,前方西夏人與宋人僵持很久了,運送糧草頗為正常。他們雖注意了鄉兵這一建制,因為待遇比較差。又鼓勵半兵半農,再加上一些不好的將領不重視鄉兵,仍讓他們參加了一些勞役。再者宋朝本身各種民兵軍隊,比宋朝的政治更混亂,因此沒有太注意。甚至為了迷惑,十幾天前,宋朝還在大肆講銀行監擴股一事。拖得久了,不過西北在戰爭,那有錢來擴股。這么做,主要還是防止契丹的。

隨著這支軍隊離開,鄭朗也要離開京城。

四月到來,重臣們于都堂參加都堂會,也是鄭朗最后一次的都堂會。有可能他告老還鄉后,宋朝政府還會向他詢問國策,但不可能到都堂來與大臣們講了。

大臣們坐下來,趙頊宣旨,讓鄭朗擔任陜西河湟二路宣撫經略使。

到了這時候,圖窮匕現。

知道真相的大佬一個個靜默不言,但更多的人不知道真相,甚至與老百姓、契丹西夏人一樣,認為宋朝是想撈好處,吞并河西四州,不會想到宋朝想的是吞滅整個西夏。

甚至還有人私下里奇怪,鄭朗說辭去相位,為什么一年過去了,未辭去相位呢?

這道任命宣布,一起會意。

擔任知制浩的王安禮說道:“陛下,太過憂民。”

因為熙寧改革,鄭朗做了部分妥協,矛盾沒有史上的嚴重,改革本身是由鄭朗帶頭發起的,王安禮雖用了,但沒有史上突出。

“和甫,王韶說用兵過多,郭逵說兵力要多,否則會成李信之敗也,章楶沒有表態,并且兵者,不是越多越好,史上以少勝多的戰役很多很多,而且兵力越多,對主帥的指揮能力要求越嚴格,故韓信對漢高祖說,你只能率十萬兵,而我則是多多益善。但我心中多有考慮,西夏人狡猾,反反復復,李繼遷未起勢之前,太宗陛下派五路伐李,兵不可謂不多也,將不可謂不勇也,然而我朝無功而返。仁宗時伐夏,有狄青四大名將在世,史稱唐明皇晚年窮兵黜武,但那時一年兵費僅是一千五百萬緡,慶歷之戰卻花費了近兩億兵費,等于是唐明皇晚年十幾年的兵費,以至民間盜賊四起,可仍不得功,僅自保互有勝負爾。因此,我贊同了郭逵意見。”

兩人不是講能不能伐夏,而是說兵力多所帶來的浪費。

章楶從涼州反饋來消息,說計達近五萬蕃兵回鶻兵要求參戰。這使得伐夏實際兵力就達到了六十萬人,許多糧草物資是送到了前方,但非是前線,在渭州、原州、涇州、延州、麟州。從這幾州府將糧草運到前線,還有一段漫長的道路,甚至深入到西夏后,道路更長,又沒有很好的水路運輸,只能一車車地慢慢推到前線軍營里。

就是將十一萬河北鄉兵當成民夫,還是不足的,還得要從陜西征來二十萬以上的民夫,才能保持糧食不能耽擱。因此實際參戰的就達到了八十多萬人。是史上最大的兵力調動。這么多人與馬,一天所消耗的糧草最少就達到兩萬多石,而想滅西夏,沒有四五個月時間是根本辦不到,前線糧草消耗可能就要四百萬石。

不僅是糧草,還有武器、帳蓬、車輛、牲畜、工具,兵士吃的喝的,因此前線需要四百萬石糧草,后方就得供給四千萬石糧食。這只是伐夏時所需的糧草,河西走廊打到現在。再加上其他數路的僵持,將兵士一起調到前線,糧草就得運到前線,伐夏后,宋朝還得要安撫百姓,以及駐軍,還得要奸滅部分的反抗部族,還得要糧草。

僅是糧草一項就是一個天文數字,這么多糧草不是產在陜西本土的。而是從兩荊兩江兩浙兩淮與河北京東,從百姓手中一擔擔地挑到官府,再從官府一步步運到京城,再從京城運到陜西。

若是商品糧罷了。但這是官糧,即便為了不擾民,給了少許補助與薪酬,但相對于這個天文數字。不但擾民,甚至都會嚴重影響到今年的農業生產。

因此王韶在前線說不用那么多兵力。那怕少十萬人,對于后方將會產生大量的松壓。

然而鄭朗不放心。史上宋朝五路伐夏,兵力是三十五萬,民夫二十萬,用人數五十五萬,但它失敗了,不管什么原因失敗的,鄭朗不想重蹈覆轍。

鄭朗又說道:“我朝非是象秦朝那樣窮兵黜武,此戰只能勝不能敗,況且還有一個強大的契丹在邊上虎視眈眈,因此征用了重兵,以雷霆之勢催毀西夏。甚至為了不發生淝水赤壁悲劇,提前幾十年前就做了安排,而且我還會讓章楶做為副帥,協助我指揮這次伐夏行動。”

但是御史臺的十幾個言臣急了,鄭朗改制后,給了言臣極大的權利,但也做了一些限制,也就是言事可以,要實事求是,可現在發生了這么大事,無論御史臺或者諫院,卻不知道半點風聲,如何了得,并且出兵多少,不與諸臣商議,卻同前線三個將領商議,祖宗家法何在?

實際也就是民主與集權所產生的矛盾。

趙頊也正準備問這個問題。

這些年言臣給鄭朗帶來極大的麻煩,但也確實起了監督作用。

包括章惇案,大理寺彈劾章惇父子章俞與章惇叔叔沈邱縣主薄章愷侵占民田。開封府官員畏懼章惇的勢力,各懷僉書觀望。事情鬧到御史臺哪里,紛紛彈劾。主要還是章惇個性太強橫,得罪的人多,鄭朗雖看重了他的才華,也不能包庇,而且侵占民田也是鄭朗最痛恨的地方。因此朝廷做了重懲,牽連的兵曹參軍吳潛勒停職,開封知府錢藻罰銅,開封府判官虞大、熙展磨勘一年,推官胡宗師、沖替,司錄參軍路昌衡磨勘二年,戶曹參軍劉陟、士曹參軍王本、倉曹參軍蔡旻竝差替。

章俞當杖一百,以年八十勿論,章愷勒停。御史臺再接再力,又彈劾成都府轉運判官周之道隱瞞章惇誤著朱服一事,袁默妄言為章惇逃脫罪名,周之道徒一年,默杖一百。

章惇自辨,錯肯定他也有錯了,但侵占民田一事,他并不知曉,況且章家那么多人,他的好友親朋更多,如果這些人犯了錯,全部讓他承擔,也不大公平。

最終還是將他外放。

對此鄭朗看法很公正,雖牽連廣有重判之嫌,但也不是沒有好處,多少會使重臣約束家人與親戚,否則這些人仗著背景雄厚,為非作歹,影響會很大。也就是利大于弊。

但在這時候,章惇外放,無疑是一個損失。

面對言臣指責,鄭朗淡淡說道:“諸位,征夏準備過程中,是陛下領手的,諸位相公皆知道,也參與了謀劃,因為害怕契丹人參與其中,因此沒有對諸位公布。之所以問了前方王韶三人,乃是因為他們身在前線,對西夏熟悉,對軍事善長。各位,不要再糾纏了。”

這是委婉的說法,話外之意就是問了你們,你們懂不懂?

沒有給他們機會再羅嗦,鄭朗又說道:“臨行前我送兩個字給諸位。”

說著舉出第一個字:平!

“將軍百戰平天下,天下平定殺將軍。”鄭朗道。

一句話讓大家瞠目結舌,敢情是這個平啊。

“蜂房只有一只蜂皇,雄蜂工蜂分工明確。由是壯大。若是每只蜜蜂都要做蜂皇,必走向滅亡。唐室衰微,武將把持著財政軍權,由是滅亡,五代更替,十國動蕩,民不聊生。這才是祖宗抑武重文的由來。但想要國家安定,不一定非要殺功臣,光武不殺功臣,國家也大治。唐太宗看到尉遲敬德橫行霸道,僅是敲打,由是敬德成為唐朝良臣。祖宗立國更是在制度崩壞之時,也沒有殺功臣或者誣蔑功臣。若是害怕功臣掌控兵將,可以挑明了給虛位,給富貴,若是誣蔑來打擊有功將領,將士必然心寒。狄青若不是飽受誣蔑,何來英年早逝?即便成功滅夏。還有更強大的契丹,外敵未除,過份打壓有功的將領,我朝必成武則天之禍(指武則天殺死王方翼、黑齒常之、程務挺等勇將。武周一朝外戰多大敗的歷史)。平非是平天下,還有公平之意。”

鄭朗的話有些偏頗,宋朝不能說它是重文輕武,首先軍費。宋朝每年軍費支出是所謂窮兵黜武李隆基時的五倍以上,雖然許多兵士家中生活困苦,但比漢唐那種役兵制呢?那會更苦。鄭朗說冤殺武將。漢唐也有。再說武器,宋朝比那一朝一代都重視武器研發,還有軍校——武學。民間習武的氣氛也很濃厚,弓箭社、馬社、刀社、萬馬社彼彼皆是。武術更是宋朝常見的娛樂活動,比如角抵、使棒、舞刀槍、舞劍、射弩、舉重,甚至有婦人穿著大背心大褲衩子,在街頭公開與男人摔跤比賽。有些士大夫們還有著一身好身手,比如前朝賢相王曾就是一個武林高手,若打架,一個王曾能放倒十個鄭朗。武術也在宋朝發揚光大,甚至在前期柳開、陳堯咨等士大夫愿意自動轉為武將,投筆從戎。

之所以看上去重文輕武,一是宋朝缺少騎兵,數次大敗,用兵成本又高,形成的內斂格局。二就是士大夫打壓武將的權限,自趙禎朝始,掛帥的非是武將,而是士大夫、外戚、宦官,有武將,武將在軍中僅是一個傀儡。

但這個問題鄭朗也不好說明了,那么會成為文人的公敵。

因此只說一個平,讓大家自己反思去。

又舉起第二個字:正。

“何謂正,從一而止,一為天下定于一,天下一統,止則是止步,故正原義是謂征戰止步天天下統一之時。戰爭來臨,將士慘戰,家人破離,百姓疲苦,故真宗陛下體恤百姓,那怕契丹大軍已困在河北,也不惜屈辱地與契丹搭成和議,仁宗陛下雖多場大捷,依然與西夏拿出錢帛和解。可實際效果呢?西夏人反反復復,朝廷不得不在陜西駐扎大量軍隊。契丹雖比西夏好一點,慶歷戰爭勒索我朝增加歲幣,改獻為納,熙寧大旱,再次勒索了河東大片閑田地區。朝廷不得不在河東河北駐扎了大量兵士。非正!”

和平是好事,可這個駐兵,同樣害苦了宋朝的百姓,宋朝的經濟。

因此這所謂的花錢買安,也不是一個好方法。

“我朝西有西夏,西夏過后還有回鶻,就算滅了西夏,與回鶻未必能太平相處,況且吐蕃高原上乃是人間不可攀登之途,西南有大理,南方有交趾,遼東有契丹女真高麗,海外有倭國,北方更有契丹與漠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這些游牧民族即便是漢唐花費了無數人力錢力,也只能做到國力最盛時短時間的征服。想要融兵器于九鼎,放馬于南山,那是不可能了。但是征服了西夏,西方無強敵威脅。若在條件允許下,再收回幽云,北方門戶關起。那么兵費將會減少三成以上,甚至四成,若是我朝政治再象現在這樣清明,國家繼續產生大量盈余。兩稅就可能會全部免去,甚至放開鹽酒專營,去除各種雜稅,降低商稅。如國庫有充足的積余,可以輕松地倚據關墻之險,退可守,進又可以不苛民的反攻,到了那時,才是我朝的正,才會接近夫子所說的大同境界。”

鄭朗又重重地說了一句:“伐夏,僅是以正我朝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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