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貨幣
貨幣的產生，有它古老的歷史。它開始表現為具有使用價值的實物，后來才逐步確定為一種等價物的形態，進而有金屬貨幣的出現。秦漢時期，是金屬貨幣的重要發展期，它把黃金與銅錢固定為金屬貨幣的復本位制，并稱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把珠玉、古代的龜幣、貝殼及銀、錫等金屬，都排除在法定貨幣之外，只能作為珍寶與器飾看待，幾乎從此確立了整個封建社會的貨幣制度的基礎。
黃金和銅錢
據云夢秦簡所載，秦國時的貨幣還是黃金、銅錢與布三本位制。金布律規定：“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這說明銅錢和布，都是秦國的法定貨幣本位。又出土秦律講到對犯人罰款時，有“賚錢如律”的話；當時計算各種實物的價值時，也往往以若干錢計算；這說明銅錢確是法定的貨幣。金布律又規定：“錢十當一布”、又規定每“一布”，是“袤八尺，幅廣二尺五寸”的標準星，這表明法令對每“一布”的規格和它同銅錢的兌換率或比價，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此外，法律答問簡文中，還幾次提到給追捕逃犯有功者以獎勵黃金“二兩”的規定，如“當購二兩”、“人購二兩”、“購人二兩”等。這里的二兩，顯然是指黃金而言。因此，黃金也是法定貨幣的本位之一。故秦國實行的是黃金、銅、布的三位制貨幣體系，即尚未完全擺脫以實物作為等價物的狀況。從前引“毋敢擇行錢、布”的規定，表明人們逐步傾向重錢而不重布，故有此規定。再結合封診式簡文中關于懲辦盜鑄錢幣者的案例考察，說明秦國的銅錢鑄造權是屬于國家的，私鑄銅幣是違法的。
由三本位制貨幣完全過渡到金屬貨幣的二本位制，是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實現的。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統一全國后，下詔“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其中就包括統一貨幣制度。所謂統一貨幣，其內容應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統一貨幣的形制。據太史公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龜貝。”①據考古發掘，還有刀幣、鏟形幣。總之，形制不一，不利于商品流通。故秦始皇廢除各國不同形制的貨幣，統一于圓形的銅錢。二是統一貨幣的二本位制和取消以實物“布”及銀等為貨幣的本位。漢書·食貨志云：“秦兼天下，幣為二等”，即黃金與銅錢，從而確立了黃金與銅錢的二本位制，取消了秦國時以“布”為貨幣的制度，明確規定這些只能作為“器飾寶藏，不為幣”②，從而完全確立了金屬貨幣制度。三是統一重量：“黃金以溢為名，為上幣；銅錢曰半兩，重如其文。”③每一溢黃金，重二十兩。但黃金與銅錢的兌換率不明。
漢承秦制，在貨幣方面也基本如此。漢代也以黃金與銅錢為主幣。但改黃金的計量單位為斤，不再稱鎰。凡云“一金”，即黃金一斤，故史記·平準書云：漢以“黃金為一斤”。至于銅錢，漢初，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④，名曰榆莢錢，重三銖，較秦半兩錢重十二銖者，四錢當秦一錢而已⑤。黃金與銅錢的兌換率，為每斤黃金當錢一萬。漢武帝曾鑄黃金為麟趾馬蹄形金，故顏師古說：“今人（指唐人）往往平地中得馬蹄金，金甚精好，而刊制巧妙。”直到今日，仍有地中得馬蹄金者，由此可見武帝時已正式鑄造了金幣。又由于每個金幣的重量一定，都為一斤，故每一斤黃金，又稱為“一金”，百斤黃金則稱“百金”，千斤黃金則稱“千金”，余以類推。是以西漢史籍中屢見“百金”、“千金”等詞，既省“斤”字，又去“黃”字，其實皆黃金，往往用于賞賜、交易、罰款，也用于計算財產和貯藏，表明漢代的黃金確已具備了作為貨幣的流通手段、貯藏手段與支付手段等職能。奇怪的是，在西漢時普遍使用的黃金貨幣，到東漢時已極少見，而且日益退出了貨幣領域，變成了稀罕之物。
漢代變化較多的，是銅錢問題。如前所云，漢初以秦半兩錢難用，改鑄每錢重三銖的榆莢錢。由于錢太輕，加上“不軌逐利之民”的囤積居奇活動使物價上漲，“米至石萬錢”①。于是，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行八銖錢”②（按漢書·高后紀注，應劭認為“八銖錢”，本秦半兩錢，但古今注謂秦半兩錢重十二銖，與此矛盾）。但到了六年（公元前182年）六月，又“行五分錢”，應劭認為是恢復漢初榆莢錢③。到“孝文五年（公元前175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④。史記·平準書載此事作：“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據此，益知高后六年所“行五分錢”，確為“榆莢錢”。到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銖錢”。⑤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⑥又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作建元五年，“行三分錢”。元狩四年（公元前125年），又“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⑦。次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⑧自此以后，無改易五銖錢者。觀上述鑄錢的輕重，變化不已，最后才定于五銖。直到平帝元始中，先后共鑄造五銖錢共二百八十億萬余。①下及東漢，仍如舊鑄五銖錢行于世。至東漢末期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鑄四出文錢”②，而其重“猶五銖兩”，只是在形制上作“四道，連于邊輪”而已③。“四出文錢”之名即由此而來。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六月，“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④五銖錢之通制才被破壞。
漢代貨幣制度變化最大而且種類繁多的時期，莫過于西漢武帝時期與漢末王莽時期。以武帝時期而言，不僅如上述在銅錢重量方面變化不已，而且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實行了一次幣制大改革，增加了以銀、錫造的“白幣”和以皮革造的皮幣兩大類貨幣，并提高其與銅幣的兌換率，其目的既在解決財政困難，也在于經濟上打擊大量貯藏緡錢的富商大賈以及諸侯王的勢力。漢書·武帝紀云：“（元狩）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河西、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武帝采納了這一建議，“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后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元，其文龜，直三百。”這一變革實行后，盜鑄者不可勝數；商賈也“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更有大農顏異，代表王侯宗室的利益，認為“今王侯朝賀以蒼璧，值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因而引起武帝不悅，張湯便利用此事以腹誹之罪處顏異死刑。民間仍反對新幣，致“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余終寢不行”①。由此可見，盡管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慎陽侯嗣）侯買之“坐鑄白金棄市，②，官府嚴格推行白金、皮幣之新幣制，仍然不能奏效。
在武帝實行新幣制的過程中，“郡國鑄錢，民多奸鑄，錢多輕”，于是，“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所謂“赤仄”，即“子紺錢”，系“以赤銅為其郭也，令錢郭見有赤者”③。由此可見，所謂“赤仄”，即以赤銅加于黃銅之上，以別于民間偽鑄官錢。然而，不久“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最后，只得以取消各郡國的鑄錢權而全統之于“上林三官”的辦法以防盜鑄④。
另一次幣制的大變革在王莽統治時期。西漢之末，王莽改制，其中也包括對錢幣制度的改變。其主要作法是：“以周錢有子母相權，于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錢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并行。”王莽正式建立新朝后，又一次改變幣制，一方面“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另一方面又大造新幣。分為“金貨”、“銀貨”、“錢貨”、“龜寶”、“貝貨”、“布貨”六個種類，每類又有不同名目，一共達二十八品，總稱為“寶貨”。以金貨而言，規定：“黃金一斤，直錢萬。”以“銀貨”來說，又分二品：“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
以龜寶而言，“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以“貝貨”而言，“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至于“布貨”，又分“大分、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①如此繁雜的幣制，又加上復古傾向，彼此之間兌換率不均等，必然是行不通的。故“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為市買”，最后不得不“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并行”而已，“龜貝布屬且寢”②。
以布帛充貨幣如前所述，秦漢的貨幣不論是上幣黃金還是下幣銅錢，都是金屬貨幣。
但是，并不絕對排斥布帛谷物為貨幣者。如孝文帝時，賈山為至言以言治亂之道，其中講到文帝曾“出帛十萬余匹以振貧民”①，此官府以帛充賞賜，則帛也起著貨幣的作用。又武帝“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并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②。這顯然也是以帛充賞賜，其作用與錢、金相同。又董偃為館陶公主散財以交士，“并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③這里的“帛”，同錢、金并列，同起貨幣的作用。由此可見，布帛等實物并未絕對排除于貨幣之外。因此之故，元帝時貢禹主張“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幾布帛及谷”④，貢禹的主張雖未被采納，但如果布帛及谷物已根本無貨幣的職能，他的建議未免過于荒唐。到了東漢，情況就有了較大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實物的貨幣化傾向又有明顯增加。如東漢光武帝初年，因“王莽亂后，貨幣雜用布、帛、金、粟”⑤，馮衍于建武末年上疏，道及其“家無布帛之積”⑥，顯然布帛有貯藏手段的貨幣職能。鄭均曾“為傭，歲余，得錢帛，歸以與兄”⑦，這是帛有支付手段的職能。還有夏馥其人，“自剪須變形入林虜山中，..為治家傭”后，其弟夏靜“乘馬車，載縑帛追之于涅陽市中”⑧。更有獻帝時，詔“賣廄馬百余匹，御府大農業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廄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⑨所有這些事實，都說明布帛的貨幣作用。正因為如此，章帝時，張林主張封錢不用，“一取布帛為租”①；而且國家稅收中，以實物繳納的部分日益增多。
貨幣鑄造權
關于漢代貨幣的鑄造權問題，前后也有頗大的變化。如前所云：從秦簡得知，秦的錢幣是禁止私鑄的，故有懲辦盜鑄者之律。及乎漢初，從史記·平準書所云：“漢興，..于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的話來看，表明漢初即已允許民間私鑄幣。又漢書·吳王濞傳謂“孝惠、高后時”，吳國因有豫章銅山，劉濞則招致天下亡命“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可見劉濞之鑄錢煮海，早在惠帝高后時便已開始了。到了孝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除錢律，民得鑄錢”②，漢書·文帝紀也有同樣記載，可見文帝之時，不僅縱民冶鐵、煮鹽，而且進一步明確規定允許民間私鑄錢幣。正如鹽鐵論·錯幣所云：“文帝之時，縱民鑄錢、冶鐵、煮鹽。”然而，錢幣一旦允許私鑄，一定會出現規格不一、質量不純和重量不足等問題，從而會使錢幣貶值，出現物重錢輕、價格上漲等現象。因此，文帝時的賈誼，就堅決反對允許民間私鑄錢幣，認為由民間私鑄錢有“博禍”，由官府鑄錢可致七福③。因此，到武帝時期就開始由國家控制錢幣的鑄造權，各郡國銅官亦可鑄錢，但仍然不免于盜鑄與偽濫，最后，只得將鑄幣權全部收歸中央，以上林三官主之。終西漢之世，未曾變更。東漢時期，史書雖缺乏關于錢幣鑄造權的記載，續后漢書·百官志也僅言大司農掌錢谷，而不言鑄錢的官署。證以出土古物，知東漢鑄錢由太仆卿屬官考工會主管。簠齋金■所收建武時期的五銖錢范，其背刻文云：“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三月丙申，太仆監椽蒼，考工令通，丞或，令史鳳，工周儀造。”又隸續卷十一耿勛碑文云：“又開故道銅官，鑄作錢器，興利無極。”東漢的錢范出土雖不多，但可以確信東漢的鑄幣權是由官府控制的，不同于鹽、鐵之允許民間煮鑄①。
一、兩漢時冷兵器的種類和功能
在中國古代軍事史、兵器史上，漢代是一個大的轉折期。在這一時期，殷周以來長期居于軍隊主力地位的戰兵車，終于讓位于騎兵和步兵。而在兵器上，其品種、形制、性能、組合等方面，也都呈現出與前代不同的面貌。這一轉折的出現，是當時社會生產發展和社會關系變更的必然結果。
騎兵已逐漸取代戰車兵而成為軍隊主力。這是因為漢朝在抗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擾的戰爭中，騎兵得以不斷的發展壯大。又因騎兵的迅速發展，適用于跨馬作戰的兵器，防護裝甲、馬具也得以發展、改進，因而漢代兵器無論從形制還是性能上都較之前代發生很大變化。如鐵制兵器逐漸取代了青銅兵器；適用騎兵劈斬技法的直刀逐漸取代了車戰近剌的劍，遠距離沖刺作用突出的戟、矛，基本取代了車戰時勾，啄兵器——戈等。矛，戟，刀，弩等適用于騎兵的兵器占絕大多數。
而漢代兵器如此大的變化，主要是因為冶鐵工業的發展和煉鋼技術的更新，從而使鋼鐵兵器質量不斷提高而得以普及，因而結束了殷周以來以青銅作為主要兵器材質的歷史。
1、鋼鐵生產技術的進步及其意義
漢武帝時期，漢的國力空前增強，鋼鐵冶煉技術有了較大的提高。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鹽鐵官營，保障了鋼鐵制造所需要的大量礦石資源；其次，冶煉設備更為先進，燃料問題解決，不但出現馬排，牛排，東漢初年更出現了水排，并且用煤做燃料，既可提高溫度，又可延長燃燒時間；第三，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在戰國塊煉鐵的基礎上，增加鍛打次數，使夾雜物減少，鋼的成分均勻，組織致密，強度增高，從而躍進到“百煉鋼”階段。并出現了“炒鋼”法，如1994年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的發掘中，出土的鐵矛，經金相鑒定為由炒鋼疊打制成。炒鋼技術被譽為繼鑄鐵發明后鋼鐵發展上的又一里程碑；最后，在淬火工藝上，使用在刃部局部淬火的技術，既增強了刃部的鋒利程度，又保留了背脊部較好的韌度。如河北滿城漢劉勝墓曾出土一柄鐵劍，經化驗，其原料是塊煉鐵，經反復加熱滲碳，多次折疊鍛打而成，屬于“百煉鋼”工藝的早期產品，而其刃部經淬火處理，硬度極高，而脊部未經淬火處理，韌性保持較好。
鋼鐵生產技術的進步，使鋼鐵兵器得以大量裝備軍隊，并迅速取代青銅兵器，成為主兵器，從而使我國軍隊真正進入鐵制兵器時代，并促進了騎兵的發展。
2、遠射兵器
弩：漢代騎兵發達，“強弩長戟”是主要裝備。用于遠射兵器的弩，在漢代有了長足發展，先秦的弩機，牙，牛，懸刀由栓塞直接裝在弩臂的機槽內，很容易劈裂，不能承受更大的張力。而從漢長安武庫，山東淄博臨淄齊王墓等出土的弩機來看，西漢以后，在弩機外加了一個匣狀外殼“郭”。弩機的各種機件，用栓塞按一定組合關系裝入郭內，再把郭裝在弩臂的機槽內，可容納張力更大的弩機。另外，漢弩加高了機牙上的望山，并在其后側增加了刻度。如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十六件弩機，一件就是在望山后有刻度的。射手可以根據目標的遠近，按不同的刻度瞄準，準確性大大提高了。
鏃：從樣式看，西漢初箭鏃的樣式仍沿用秦代，如其剖面呈正三角形的秦式銅鏃（“羊頭”簇），占滿城汗墓同類器的93%。而后期，漢鏃加長，并且東漢時，箭鏃上出現放置毒藥的小凹槽以提高殺傷力，且鏃身多呈長鋌圓柱形，并有四棱鏃出現。
3、長格斗兵器
格斗兵器可分為扎刺兵器，劈斬兵器，砸擊兵器等。此時，長格斗兵器多為扎刺兵器。（長格斗兵器中用于劈斬的大刀，砸擊的大錘，狼牙棒等多盛行在唐以后）“漢代長兵，似側重戟與矛，漢矛以近于后世之長槍，漢戟亦與周戟異形，且有雙戟之制，介于長兵短兵之間。漢初雖偶用銅戈，大抵前世之造，其式仍如戰國式，為斜體內長有后刃之戈”①
戈：戈是中國古代特有的兵器，有秘（桿）和橫裝的戈頭組成。主要用于勾，啄的格斗兵器斗由于戈不是刺殺兵器，在以騎兵為主的西漢軍隊中作用不如戟大，故逐漸被淘汰而成為飾物。如山東淄博臨淄齊王墓出土的金龠銅戈，長22.5CM，高12CM，造型華美，形制與戰國相仿，但已是儀仗飾物，而非實戰兵器。
戟：是由戈與矛結合在一起而發展成的一種兵器。漢以前，戟多為“十”字形。而漢代為了適應騎兵作戰需要，主要用于勾，割的“內”消失，從而成為“卜”字形。戟適于騎兵刺殺，且向前弧曲的小枝可叉可鉤可刺可挑可斫可擋，具有較強的殺傷力。這種“卜”字形戟在漢墓中多有出土，如在滿城漢墓，杭州古蕩漢墓和盱眙東陽漢墓出土的長柄鋼鐵戟，“卜”字形，全長226－－－250CM。另外戟在漢代不但是實戰主要兵器，而且也是一種主要的儀仗兵器。漢書·東方朔“武帝坐未央前殿，東方朔持戟立”。在南陽英莊出土的持？（罩以赤黑綢布的戟衣）戟吏的畫像石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見這種儀仗化的戟－－－戟
矛：是一種直而尖利的扎刺兵器，漢代矛多為鋼鐵矛，其較前代更為窄長尖銳，利于刺扎。其葉和鋒都呈扁平壯，長度不斷增長，長漢城武庫鐵矛長22—25CM，福建崇安漢矛殘長58CM，而四川金堂焦山東漢鐵矛竟長達84CM。漢代步兵用矛稱鎩，騎兵用的矛稱槊。
4、短格斗兵器
劍：釋名·釋兵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劍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稱，其在中國人心目中具有別的兵器無法比擬的崇高地位。漢代的劍，最大的變化有兩點：鋼鐵劍徹底取代了青銅劍；劍體日益窄長且劍鋒更尖銳。漢代劍經歷了由防身自衛武器到近戰格斗兵器的轉變。從而實戰功能提升，成為一種重要的格斗兵器。如陽陵出土鐵劍140把，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銅劍4把，鐵劍25把。這些都可看出西漢早期，劍這種短格斗兵器的重要性。而且漢劍較之前代，多為鋼鐵劍其延伸性強，故長度增加，劍體變窄。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劍殘長1.46m，為已知出土漢劍中最長的。鐵制的長劍在西漢前期就完全取代了戰國以來的青銅短劍。從出土實物看，漢劍劍長在1m以上，劍寬多在5cm左右，劍身平直而薄，劍鋒更尖銳，劍格多于劍身一體。但由于劍身單薄，重量較輕，劈斬效果受到限制，不利于騎兵作戰，故在西漢后期逐漸被厚背直刀的環首刀所取代。
刀：西漢時由于騎兵戰術的發展，這種利于劈斬的近戰格斗兵器迅速發展起來，從而取代了劍而成為后代近戰的標準兵器。漢代刀，刀體修長，厚背直刀，長度多在一米左右。柄的后端作為扁圓的大環，故稱為“環首刀”。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環首刀，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中的隨葬品，通體殘長62.7cm，由刀身、刀莖、刀首三部分組成。刀身細長，刀首環形。東漢時冶煉技術的進步，使得制作更為精良的環首長刀得以出現。1974年山東蒼山東漢墓中發現的環首刀，長111.5cm，刀身寬為刀背厚度的三倍，刀身飾有精美的錯金火焰紋，刀身上有“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大刀吉羊宜子孫”十八個錯金銘文。永初六年是公元112年，卅即將炒鋼鍛造后反復鍛打三十層。經金相鑒定，其含碳量僅為0.6—0.7%刃口經淬火，相當鋒利。經100倍顯微鏡觀察刀的斷面，可看到硅酸鹽夾雜，均勻分布為三十層左右。通過出土漢代實物和相關畫像石來看，漢代刀刀柄多用木片夾起來，外纏粗繩，但無護手。但從中國兵圖說第140頁圖3來看，此時似乎已出現吞口。
5、防護兵器及馬具
鎧甲：鎧甲由保護頭部的胄和保護身體的各部位的甲組成。漢代時鎧甲使用已相當普遍，稱之為玄甲。通過對滿城漢墓一號墓、廣州象崗山二號墓及山東臨淄齊王墓出土鐵甲分析，可以看出漢代鐵甲重5公斤至20公斤，由早期的秦式札甲向魚鱗甲過渡，由身甲，垂緣，披膊，筒袖等部分構成，皆無領，右開襟，以織綿包邊，皮革和絲絹襯里。胄的實物資料有：1980年在吉林榆樹縣老河深村屬于東漢初期的鮮卑墓中發現一頂鐵胄。鐵胄由胄頂和胄片編綴而成，胄頂是半球形，胄片有長短兩種。其形制直到六朝仍沒有明顯的改變。
馬具：從出土的漢代騎兵傭來看，所有馬匹皆配有轡，韉等馬具，但沒有鞍，鐙，說明騎兵在作戰時的能力還尚未得到最大的發揮，所以騎兵傭還得排為嚴整的方陣，整齊出戰。
武器裝備是戰爭的工具，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漢代的武器種類在先秦弓矢、殳、矛、戈、戟“五兵”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軍士使用的武器已是多種多樣。長兵器有殳、戈、矛、戟；短兵器有刀、劍；遠射兵器有弩、弓；防護兵器有盔甲、盾牌；攻守的兵器有鉤鑲。此外還有錘、撾、杖、鉞、斧等劈砍、錘砸兵器。在各種兵器之中，鐵兵器所占比例越來越大，漢初晁錯所列的弓彎、短兵、長戟、劍盾、矛鋌等多是質量精良的鐵制兵器。近年來考古發掘的長安武器庫所出兵器，除少量仍為青銅制造外，絕大多數均為鐵兵器，刀、劍、戟、矛、斧、骸、盔甲一應俱全，僅鐵鏃就達1000余件。
漢代軍中的武器不僅品種多，而且質量高，遠遠優于匈奴的兵器。正如晃錯所言，漢軍的精兵良器用于戰斗，“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匈奴之兵弗能當也”，“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漢軍的精良武器是由多系統、多部門制造的。考工令是西漢中央兵器制造的主要部門之一。“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考工令一人，六百石。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考工之外，西漢的尚方令也制造兵器，史載尚方今：“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漢書·韓延壽傳載：“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仿)效尚方事”。另，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載：“絳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循五百被，可以葬者。”司馬貞素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放云工官尚方。”
漢代地方上制造兵器的部門是工官。“地理志：河南、南陽、濟南、太山、潁川、河內、蜀、廣漢等郡，皆有工官。徐天麟按：工官雖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實輸京師。故武帝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也。”漢唐事箋卷六亦載：“漢自郡國至京師，皆有武備，在郡皆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算賦為之，而工官與鐵官，同置產鐵之郡。”可見，漢代產鐵之郡皆設制造兵器的機構。
西漢的武庫不僅負責兵器的貯藏，也具有武器生產的功能。執金吾屆官有武庫令，“主兵器”。這里的主兵器，也應包括武器的制造。雖然西漢武器的制造機構有的在京師，有的在地方，但所造兵器皆藏之武庫。從這一點看，西漢的武器生產權是由國家直接控制的。對于武器生產的規格、質量、數量都應有統一的計劃。
武庫是西漢武器裝備的主要貯藏部門，為了使武器裝備能夠及時地配給軍士使用，西漢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多層次的武庫網絡。中央級的武庫有京師長安的武庫，地方郡級武庫見于記載者有洛陽、河南、上郡、潁川、廣漢、山陽、北海、玄莬武庫，張掖、酒泉、漁陽、上黨等地也建有武庫。縣級武庫見于記載者有陽陵、居延、商縣和武牢等武庫。漢武帝以后全國武庫大增，邊防軍及大將軍幕府多沒有武庫。
漢代武庫規模巨大，位于長安長樂、末央二宮之間的長安武庫，四周有高大的圍墻，考古證實東西長710米，南北寬332米，墻厚1．5米，總占地23萬平方米。武庫內共發現七處庫房遺址，各庫所存放的武器種類不一，有的存放鎧甲，有的專貯弓箭、簇矢。該武庫自漢初興建，終西漢一代始終沿用。地方上的武庫也有相當的規模。遇有戰事，這些武庫網絡便可以及時地為數以萬計甚至十幾、幾十萬的軍隊提供裝備。
西漢王朝十分重視對武器裝備的管理。武庫令(長)和武庫亟等經營武庫之官吏，一般由皇帝親信為之。武庫有嚴格的籍簿登記制度。從居延漢簡可以看出，當時庫藏武器裝備的品種、數量及出入情況都有詳盡的登記，其登記簿冊名為“器物簿”。為了保證武庫的安全，武庫有“庫卒”晝夜巡邏值班，名為“直符”。西漢中期燕刺王劉旦曾對群臣詭稱：“寡人賴先帝休德，
獲奉北藩，親受明沼，職吏事，領庫兵，任重職大。”漢武帝太子為江充陷害被迫起兵時，曾“橋(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皆說明動用武庫兵器必須有皇帝制沼才可行，武庫兵器的發放十分嚴格。武庫控制在皇帝手中，既反映西漢對武器裝備的嚴格管理和使用，也體現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下軍事權力的高度集中。
武器管理兩漢武器以鋼鐵兵器為主。中央由少府所屬的考工主管全國兵器制作。冶鐵業比較發達的郡，設工官、鐵官，主管兵器制造并輸送京師。長安、洛陽及各郡設武庫，由武庫今負責兵器儲存和發放。
子時：23時－－－1時丑時：1時－－－3時寅時：3時－－－5時卯時：5時－－－7時
辰時：7時－－－9時巳時：9時－－－11時午時：11時－－－13時未時：13時－－－15時
申時：15時－－－17時酉時：17時－－－19時戌時：19時－－－21時亥時：21時－－－23時
軍職升遷制度：兵——伍長——什長——都伯——百人將——牙門將、騎督、部曲督等——別部司馬（軍司馬）——都尉（騎都尉）——校尉（但五校幾乎成清貴武職，偏文）——中郎將（五官、左、右、虎賁中郎將類同五校）——裨將軍－偏將軍－雜號將軍（裨將軍、偏將軍應該就是雜號將軍之末，但與其它兩字將軍地位有別）——四征、四鎮、前后左右將軍——衛將軍——驃騎、車騎將軍——大將軍
具體軍職設置：
1、基層主官分別為伍長、什長、都伯、百人將；
2、比較大的編制單位是軍和營；
3、軍的主官應為將軍，營的主官應為中郎將、校尉、都尉等。
4、最基層的編制，5人為伍，10人為什，主官分別為伍長、什長。什到屯之間應該為五十人隊和百人隊。
當時漢朝軍隊編制是軍，部，曲，屯，并沒有營。漢代的兵制是以二與五的倍數為計算。最基礎的單位為伍，即每五個人有一個伍長；兩個伍為什，每十個人有一個什長；五什為隊，每五十個人有一個隊率；兩個隊為一屯，每一百人有一個屯長；兩個屯為一個曲，每兩百人有一個軍侯；兩個曲成一部，每四百人有一個軍司馬。通常每五個部為一個營，即為一獨立的作戰單位，通常統軍者乃將軍或是校尉。校尉到底統領多少個部并無常制，就明確的定義而言，校尉其實只統領一部四百人，漢書.衛青傳顏師古注：「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補后漢書.百官志里各種校尉底下往往只編制一個軍司馬，其義即在此。每部四百人有一個軍司馬，但有的部地位較高，其長官乃校尉與軍司馬各一人，如大將軍營下五部，地位較一般的部高，所以大將軍五部每部長官均是校尉。校尉比兩千石，軍司馬比千石，校尉官職較軍司馬為高，所以一營之中雖然校尉直轄者只有一部，但其他各部的長官軍司馬職位均在校尉之下，故亦聽從校尉的指揮，因此我們看兩漢書與三國志一個校尉出征，往往帶領數千人而非只有四百人就是這個道理。而當時完整編制的一營大致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曲五部兩千人，因此通常一個校尉所統帥的部隊為兩千人上下。這一營即為戰術上的主力部隊。而在戰場上為了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局，有時候要獨立編制主力以外的機動調度部隊，別部司馬即為這種非主力部隊的長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