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后世的經驗，使華美可以在國家發展的諸多領域實現跨越式先行。當然要實行并落實這一系列國家管理政策，必須兼顧時代特質與成本。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和以大西洋貿易為主導思想的前期資本積累期，穩步的人口政策使華美有時間、精力和預算進行大量的前置式本土發展政策。
在廣袤得幾乎沒邊的地理環境外加人口稀少的客觀狀況下，基于安全管理、社會高效生產的需求，高度城鎮化從一開始就是華美國家發展的核心指導方向。
1645年末，全國人口達到97萬，未成年人達到三分之一，人口結構十分年輕，利于后期發展，其中城市人口超過80%。集中規劃與前瞻性的城市基礎建設會付出更多的經濟成本，許多細節也許并非完全適用于當前年代的城市功能需求，但從長期來講，又避免了城市發展中后期將要面臨的更大的浪費，例如城市給排水與交通系統。
國家基本政治制度走向了資本主義模式，并在表面上吹捧自由資本經濟制度。客觀而言，即便在后世，關于國家主導宏觀調控與完全自由資本市場到底誰更好的爭論也未有最終答案。也正是基于這種論調，華美建國初期的歷屆政府帶著濃烈的計劃經濟思路規劃了幾乎所有城市的經濟發展路線，或者說他們實在找不到自身經歷以外的可操作實例。
由于客觀因素，華美的自由資本市場先天不足，或是說形同虛設，壟斷資本成為實質，并將在相當長時間內影響到國家的各個層面。政府所鼓勵的普通國民的投資，在產業壟斷的大背景下很難得到實質性發展，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工業領域，會面臨資金與技術的雙重門檻。即使部分普通國民借助其他有利條件涉足其中，也會受制于投資規模和來自壟斷資本的金融控制。自由資本在經濟上游的競爭幾乎無從談起，但卻因為國家城鎮化政策使其有了一定且至少是表象的繁榮，商業貿易和城市服務業得以壯大，以配合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商品內需經濟流動。
工業、農業、商業與服務業的發展比重在各地城鎮均有不同，但華美建國初期為盡量節省國力而采取的“沿水沿海”的經營路線，使華美初期城鎮的貿易與水上運輸業獲得了最優先發展機會，也直接促進了相關技術的重點發展。
原始原貌的國土、超前的發展意識與儉省取巧的發展思想結合之下，總有一些比較怪異的發展特點不斷涌現出來。例如華美本土的大多數城鎮都擁有較為發達的水上交通手段，因為它們無一例外都是海港或河港，但陸路交通卻很滯后。一直到1642年，第一條連接聯合市和波特市的宋州國道公路才完工，也是為了今后方便修建鐵路而配套的前置工程。而在之前，兩地的市民探親訪友只能乘坐內河班輪往返兩座城鎮。
按照后世的計算，水上運輸的成本只有常規陸地運輸手段的1/10到1/40，這些或許對于大宗商品物流有利，但卻對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出行卻沒有多大的參考價值。即便是在首都，在羅新鐵路出現之前，80%的市民都很少或者很難前往最近的城鎮，陸上交通不方便是最大的原因。
華美建國初期，其國內工農業經濟發展基本完全針對歐洲市場。歐洲三十年戰爭和世界性戰亂饑荒所特有的時代契機，使華美工農業商品輸出獲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雖然商品生產效率遠不能滿足大西洋彼岸的需求，但至少整整一代人的勞動實踐、職業技術教育與工業投資使華美已經初步實現了最初的構想，逐漸成為一個小型而精致的工業國家。
飽受現代環境污染的華美掌權者們，顯然十分潔癖地選擇了一條自認為優雅、負責而先進的工業發展策略。從需求上講，這種選擇并非是明智的，尤其是在環保技術幾乎還處于原始初創期的時代。
森林、濕地與水資源保護早在1625年就有了第一部法律，華美過于超前的國內工業布局、有限的工業規模和環境保護意識，讓工業發展與環境污染的矛盾壓力幾乎忽略不計。尤其是1640年后國內部分壟斷資本對許多高污染產業陸續進行了投資性轉移，但這不代表華美今后的工業發展就能完全避開環境污染的麻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現階段的工業規模擴張。
和實行原始資本積累的歷史列強一樣，工農業原料和商品傾銷市場是維系華美快速發展的關鍵。地緣關系決定，歐洲作為大西洋彼岸的原料供應地與商品市場是華美工業化發展歷程的最大依賴對象。相較之下，雖然華美的商人和壟斷資本家在中南美甚至是遠東都比較活躍，但無論是原料產出、市場規模還是商品經濟成熟度，以西歐為代表的近代商業圈才是華美最大的資本利益來源渠道。
華美主要的中心城市都擁有大型工業區，蒸汽設備是華美國內現階段最主要的工業動力，但在小城鎮，畜力和應地制宜的水力也依然占有相當比例。電力工業則受限于技術工人的教育培養速度，基本還處于技術積累和嘗試應用層面，但已經有了跨越式發展準備，離真正的電力革命還需要不少時間。但無論怎樣，華美產業工人的人均工業產值、勞動效率和商品質量已經高出世界平均水準幾乎十倍，能夠抵消高額的勞動力成本，從而使各類大眾商品能以較低的價格漂洋過海到達歐洲后還有較高的盈利空間，并由此打垮和摧毀落后國家的近代手工業。
遠洋船舶是華美最最重要的大宗原料和商品運輸工具，從最早的風帆蓋倫船到華美獨有的風帆飛剪商船，再到大規模應用的蒸汽機船，華美以一個海洋國家的自我強制定位在推進遠洋貿易和運輸業的發展。到了1645年，華美全國各大遠洋航運企業有超過200艘蒸汽商船行駛在大西洋上，遠洋商船總噸位超過40萬噸，而造船產業工人群體，也是華美比例最高的技術工種之一。
按照后世美國第三任總統的話說：銀行機構的危險性不亞于一支常備軍。華美的銀行金融系統在資本主義經濟思想還處于發展初期的17世紀顯得異常的突出強大，理財投資、借貸、基金、保險、證券交易，諸多領域的設計者在后世看來也不過是學徒級，但已經足以在當下為華美構建起一個掌控未來百年世界金融霸權的基礎。而它的背后，則是占有華美社會80%社會財富的數百個壟斷資本家族。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也必然會隨著工商業壟斷資本的發展而逐漸突出。
教育是華美國家發展政策的核心，1620年到1645一共經過三次教育改革，建立起全學齡的全民教育結構。有限的教育資源狀況下，職業教育與高等精英教育是兩個重頭方向，以推進工業化進程和培植精英壟斷統治階級。華美掌權者建立起強大的國家機器，并期望借助一套教育模式能夠長久延續下去，由此對身后歷史的強行干涉選擇過重。
雖然根據客觀歷史規律來看，一個移民社會的本地化的深度演進勢必有一天要和華美當前統治階級強行設計的統治制度有所沖突，但總得來說，這并不是最差的選擇，而且大方向終歸趨于樂觀。
國防力量的建設一直是華美建國初期的重點工作，但稀少的人口注定其國防軍事思想趨于建設一支小型精練的常備軍隊，至少在建軍思想和軍備上，已經遙遙領先整個世界。1645年，華美國防軍一共只有4個常備旅，總兵力約7500人，其中2個步兵旅和1個騎兵旅部署在北美本土，1個步兵旅（又稱為東方旅）部署在遠東海外領。但除了東方旅保持著最大戰備編制外，本土的作戰部隊都不滿員。通常一個本土步兵旅僅僅只擁有3個輕型步兵營和若干小規模支持單位，旅編制往往只是為了制度化和聽起來上檔次。這種軍備狀況一方面是為了盡量減少軍費開支，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各地國民警備隊建設步入正軌和預備役制度得到完善。
海軍是華美對外拱衛與拓展國家利益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遠遠超過陸軍，也是在軍費預算和兵員招募上最不受限制的軍種。1645年的華美海軍已經擁有各類艦船70多艘，總兵力超過10000人。蒸汽戰艦已經是華美海軍的核心軍備，自然也就帶來了近代海軍最為頭疼的遠洋后勤保障壓力，海外軍事基地的選址與建設一直是最為慎重的海軍議題，并緊隨著海外蛙跳式戰略擴張的步伐在延伸，至少在目前來看，有限的海外基地和海軍規模讓全球海軍夢想還未實現。
相比小規模的國防軍，受內閣和陸軍司令部雙重管轄的華美外籍軍團，規模一直在逐年擴大。1645年，華美共計擁有3個外籍軍團步兵旅，總兵力超過8000人。其中第1旅（野牛旅）負責北大西洋地區，第2旅（棕熊旅）負責加勒比地區，第3旅（灰狼旅）則負責南非地區。遠東軍事干涉計劃的實施，其實打破了上述部署。野牛旅基本分拆稀釋到了北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區，甚至還參與了江州對包哈坦印第安人的作戰。棕熊旅被調往了遠東，灰狼旅則長期應付南非殖民地層出不窮的土著叛亂。
有限的國內軍事力量和追求高位軍備優勢成為華美軍工發展的潛在瓶頸矛盾，過小的裝備采購需求從而妨礙軍工技術的更迭速度，也遏制了軍工產品的技術更新動力。只是因為歐洲三十年戰爭的時代特殊性，才讓華美的軍工業能夠快速發展壯大，但也僅僅只體現在軍火出口利潤與稅收上。
一名剛剛走出軍校的華美陸軍少尉的薪水，就能夠和一位工作十年以上的高級技工相當，但這不僅僅只是經濟上的優越待遇。常年對外發動各類軍事擴張行動，伴隨著對國家武裝力量的追捧與形象塑造，是華美建國初期最大最重頭的本土社會文化之一，并長期堅持不懈地鼓動與美化。常備軍制度和軍人地位的鞏固提高，使大量中低層國民能夠尋找到一條上升的通道，更是掌權者力圖改變民族歷史懦弱感的一種意識發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