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
一聲脆響，一個精美的茶杯這下真的悲劇了，魏王李泰原本就肥胖的一張臉，此時已經變得漲紅，一雙小眼怒視著杜楚客道。
“那個杜睿真的是這般說。”
杜楚客好歹也是朝廷的四品大員，但是面對李泰這個小毛孩子，卻顯得戰戰兢兢，道：“確實如此，臣將其中的利害關系皆與他講了，但杜睿此人”
“哼！”李泰冷哼一聲，道，“當真是不識抬舉。”
在一旁的蕭德言忙道：“殿下不必動怒，便是那杜睿不肯依附，又有何慮，想來也不過是個少年郎，便是有些才學，也當不得大用，如今殿下要緊的便是討得圣上的歡心，只要圣上心向殿下，余者皆不足慮。”
李泰這人雖然才華橫溢，少年聰慧，卻畢竟不諳世事，聞言思慮了片刻道：“說的也有些道理，對了！肖蕭大人！上次你說的那個稻生雙穗的祥瑞在哪里，明日本王要親呈父皇！”
眾人再一打岔，李泰便將杜睿扔到了腦后，他為人自負，于自己的才學甚是自信，對旁人多少存了幾分輕視，讓杜楚客去延請杜睿，不過是存了比試的心思，倒不是真的如何看重，在他眼中杜睿所寫的那些個詩詞，小說，不過是小道而已。
這也是當今這個時代文人們的價值觀，如今社會上盛行的還是魏晉時期那辭藻華麗的賦，對于詩詞卻不大看重。
李泰沒當回事，杜睿卻不敢大意，如今居然連李泰都召來了，也容不得他不多心，當初他也不是沒考慮過李泰，只是左思右想之下，還是對那個胸有錦繡文章，腦中的政治韜略卻完全是個不及格草包的小胖子，實在是不看好，再加上那么一個揚言要“殺子傳弟”的人，肖楚跟著他鞍前馬后的奔波，到頭來能留個全尸就要念阿彌陀佛了。
出了李泰這么檔子事，杜睿變得更加低調了，每日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只是老老實實的待在家中，給李承乾上上課，給家中的幾個妹妹，侍女開開蒙，要不就是讀書寫字。
當然有件大事卻是不能再拖了，按照如今太宗和李承乾對他的態度，成年之后，步入朝堂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如今再不將那《鴻篇巨著》弄出來的話，可就來不及了。
不成史，無以為大家。
歷朝歷代的文人學者，辭賦名家何其多，但是真正能留下名字，為世人皆知的又有幾個，李白，杜甫，白居易雖然名聲響亮，但是真的要說和史學二司馬相比，卻也差之千里。
《史記》是沒有辦法了，太史公如今都成了一捧黃土，那么剩下就是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了，雖然這事玩起來，杜睿也有不小的心理負擔，但是為了能在這個時代更為逍遙的生活下去，他也顧不上那么許多了。
《資治通鑒》，簡稱“通鑒”，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告成。它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如今杜睿要寫自然不能全抄，他準備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一直寫到隋末便停筆，前世對于《資治通鑒》，他也曾通讀二十幾遍，于其中的文字也是記憶猶新，想來抄起來，也費不了什么時間，但卻也不是一時能成。杜睿估算著，如今變開始起筆，等到十六歲成年時，六年的時間，怎么也能寫得完。
杜氏的《資治通鑒》，杜睿準備寫成《周紀》五卷、《秦紀》十一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對于《秦紀》描寫的并不詳實，大概是因為秦以法治國，與儒家相悖的原因，但是在杜睿看來《秦紀》與《漢紀》相比，于治國方面更有參考價值，變將原書中的三卷擴展為了十一卷，準備從河西之戰一直寫到秦王嬴政統一六國為止。
前世的《資治通鑒》之所以被后世歷朝歷代的君王都當成治國要典，關鍵原因便是《資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系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資治通鑒》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資治通鑒》的價值雖然巨大，但是其中也不免有些瑕疵，陳垣在《胡注通鑒表微》就曾評價說：“《通鑒》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余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鑒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從今日來看，“臣光曰”充滿封建色彩，黃盛雄將其歸納“誠”與“禮”，“禮之綱紀”這個概念，可謂貫穿《通鑒》之核心。張須在《通鑒學》云：“《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為綱維。名分既壞，則綱維以絕，政權崩潰，恒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與七國之分立，而又系論以見托始之意。”
可見司馬光本人的思想并沒有跨越時代，故其論述沒有太大價值。例如：司馬炎因守三年之喪被司馬光稱贊是“不世之賢君”。事實上，司馬炎在中國歷史上并不能與唐太宗，漢武帝等相提并論。
此外《資治通鑒》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資治通鑒》本身也有不少錯誤。
如后世的史家嚴耕望曾指出《資治通鑒》對云臺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兩《唐書》將“特勤”誤為“特勒”，《資治通鑒》對此并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鑒》卷一64：“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
《通鑒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
另外《后出師表》并非出自諸葛亮文筆，而《資治通鑒》卻也全文照錄。
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為《資治通鑒》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又如唐代宦官魚弘志，《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舊唐書》偶有誤為“魚志弘”，《資治通鑒》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魚志弘，《資治通鑒》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相互混淆。
《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鑒》記載為“大安”。
再如《資治通鑒》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司馬光舍《史記》的編年，未據《紀年》詳加考查，只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跡相同，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據今人考證，實際上為齊宣王七年，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
又如《資治通鑒》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通鑒》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內無戊戌。后人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鑒疑年錄》歸納出《通鑒》紀時所發生錯誤，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鑒》之類多矣。”
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鑒》，著有《資治通鑒補》，列舉通鑒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鑒》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無害其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玩弄文字游戲。岑仲勉還寫有《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稱糾正《通鑒》的謬誤，共670余條。
但是無論如何《資治通鑒》在文學上和政治上的意義卻是不容抹殺的，司馬光也曾為這部史書耗盡心血，以致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
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實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具有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的歷史價值，雖有瑕疵，卻也瑕不掩瑜。與司馬遷的《史記》，可并列為中國史學的兩大不朽巨著，正所謂“史學兩司馬”。
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顧炎武也曾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鑒》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贊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后世不可無之書。”
杜睿如今要剽竊的便是這部歷史鴻篇巨著，雖然他的文學功底與司馬光不可同日而語，但畢竟有了后世的經驗教訓，以及眼光，卻也有自信將這部書當中的一些瑕疵抹去，使《資治通鑒》更加完美。
“從今日起，本少爺要閉關修煉了，沒有要緊事，誰也不要來打攪我！”
宣布完這件大事，杜睿一轉身便進了書房，只剩下一眾人等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然后各自散去，忙自家的事情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