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睿并沒急著對太宗做出回答，而是就他上書所言三事，條條加以批駁，府兵制度的隱患，太宗已經有所感觸，畢竟當初大唐定鼎天下的過程當中，太宗曾作為天策上將軍，征討四方，對兵事的了解要比李承乾強的太多。
緊接著，杜睿又說起了他所陳三事的第二件一一均田制度。
均田制度起源于北魏太和九年，北魏孝武帝頒布實行“均田制”的詔令，先立戶籍確定人數，之后按照人數授于田地，將全國田畝分為露田和桑田。
露田，即口分田，男十五歲以上給四十畝，女二十畝，奴婢也可以有露田，年滿66歲或身死后須將田歸還官府。露田只能種植谷物和桑麻，不許栽種樹木，并不許買賣。受田的農民每年必須繳納一定數量的租粟、調帛或麻，還必須服徭役和兵役。
桑田，即永業田，男一人二十畝，作為自己的財產，不用還給官府，也可以買賣。
這一制度經歷了北魏，北周，隋朝，一直延續到了大唐年間，就目前的情況來說，均田制度還是好的，有可取之處，在經歷了戰亂之后，中原大地，地廣人稀，土地荒蕪，民生凋敝，均田制度首先一定程度上使無地農民獲得了無主的荒地，農民有了安居樂業的可能，生產積極性提高，同時大片荒地被開墾出來，糧食產量不斷增加，從而積極推動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觸動那些豪門大族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國家征收賦稅和徭役，另一方面也從根本上鞏固了朝廷的統治。
但就像府兵制度一樣，均田制度如果一直這樣發展下去的話，也容易走向一個極端，最終，變得腐朽，進而破壞大唐的根基。
均田制雖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來授受的土地只是無主土地和荒地，數量有限。因而均田農民受田，開始就普遍達不到應受額。口分田雖然規定年老，身死入官，但實際上能還官的很少。
隨著人口的增多和貴族官僚地主合法、非法地把大量公田據為己有，能夠還授的土地就越來越少。
均田令雖然限制土地買賣、占田過限，但均田農民土地不足，經濟力量脆弱，賦役負擔沉重，稍遇天災人禍，就被迫出賣土地，破產逃亡。
地主兼并土地的情況在這一背景下，是必然要發生的。正因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實施以后不久即被破壞。經過北魏末年的戰亂，無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繼起的東西魏、北齊、北周、隋，施行之后又遭破壞。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直到李唐定鼎關中時，人口大減，土地荒蕪，新建立起來的唐王朝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重新推行均田令，為的就是鼓勵農民拓荒，刺激經濟發展，而且成效顯著。
但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漸被破壞。隨著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國有土地通過各種方式不斷轉化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土地還授實際上已不能實行。德宗建中元年，楊炎建議實行兩稅法后，均田制終于瓦解。
簡單說來就是，土地是一定的，但是人口卻在不斷的增長，再加上唐朝的賦稅制度刻板教條，其基點就是人口和土地。如果人口與土地發生了變化，那么所謂的賦稅就失去了征收的基礎。
甚至在唐玄宗開元以后，天下的戶籍一直沒有更新，“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官方并無確切的數據。土地兼并之后，多丁的富戶又以“宦、學、釋、老”可以免除賦稅。窮困者要么舉遷以避稅，要么依附于豪門以“部曲、客女、奴婢”身份逃稅。結果是“課免于上，而賦增于下”，百姓苦不堪言，外加國家奢侈無度，兵役多有，官吏縱然苛刻征稅，也免不了“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的結局。
為了擴大財政來源，李唐王朝也曾想過各種方法。肅宗、代宗與德宗間，宰相劉宴“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搉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其中，鹽、鐵、茶、酒專賣，曾為朝廷帶來豐厚的歲入。
趙贊則試行過“稅間架，算除陌”。前者為房產稅：房屋以二架為一間，上間上繳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
后者為交易稅：公私貿易，千錢者上稅20，超過者依50。物物交換者，參照物之價值上稅。不過，趙贊之稅因為“民益愁怨”而作罷。
真正的稅制改革，則有賴于德宗時的宰相楊炎，他提出了“兩稅法”方案。
具體措施有：第一，確立“量出制入”的征稅原則，也就是說，按照財政開銷的多少確立賦稅的總量，然后再分派稅收定額。按照今天的標準，此舉措意義非凡，它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財政“量入為出”的傳統，不再遵循“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的財政開支慣例，而具備了現代財政預算的雛形。
第二，“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也就是說，不分戶頭里的主人和附庸，按照所居者統一征稅，以打擊依附于豪門偷逃賦稅的避稅行為，擴大稅收基數。
第三，“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也就是改變人頭稅的做法，將稅收的征收對象由“人口”轉為“資產”。以后世的稅收觀念來看，此舉措頗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按照稅收發展史，現代稅收制度的形成，其中的一個標志就是“從人頭稅到財產稅”的發展。
第四，“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商人雖然沒有土地，但是同樣要繳納賦稅徭役。第五，稅收每年分夏秋兩次上繳，“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但楊炎的兩稅法遭到陸贄等人的嚴厲批評，陸贄以為，“財之所生，必因人力”，而“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結果導致了“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的局面。
但是鑒于唐后期衰敗的現實，德宗皇帝采納了兩稅法，一直到唐代滅亡。楊炎大膽的改革雖然不無創新之處，但畢竟與傳統的財稅傳統相沖突，結果是他也不得善終。
值得肯定的是，楊炎以“財產”替代“土地與人頭”的稅收思路，預示著封建稅收向資本稅收的發展方向，明清“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都得益于楊炎的兩稅法。
杜睿在麟德殿內暢所欲言，太宗皇帝和李承乾兩父子聽得也是目瞪口呆，他們雖說是這個天下最為尊貴的兩個人，在某些領域也頗有建樹，但總歸眼界不寬，很多地方都不甚了了，現在被杜睿一說，他們才知道，原來他們李家這個繁花似錦的大唐王朝，居然存在著這么多的隱患。
或許一兩代人看不出什么，但長此以往下去，最終動搖的都將是這個國家的根本，一想到日后大唐王朝的衰退，太宗和李承乾都不免冷汗淋漓。
太宗道：“賢婿！似你所言，可有解決之道！”
剛才杜睿只是將均田制度和目前大唐所行的賦稅制度批駁了一番，但是卻沒有說出解決的辦法，看著太宗孜孜以求的眼神，杜睿的心中也是一陣矛盾。
要想解決，當然有辦法，但是說出來的后果是什么，若是太宗心動之后，讓他推行，杜睿能不能得到足夠的支持。
歷朝歷代的變法先驅，哪個能有好下場，商鞅變法強秦，最終卻落了個五馬分尸的下場，李俚變法強魏，卻萬箭穿身而亡，范仲淹老而困苦，王安石激進遭貶，雖稱得上青史留名，但卻飽受流離之苦。
杜睿也是個普通人，雖然有著重生者的先天優勢，但畢竟還沒有偉大到為了天下，不顧自身的地步，當初剛一重生，得知自己是杜如晦小兒子的時候，他甚至還興起過做一輩子紈绔子弟的念頭。
但是明哲保身，知難而退又不是杜睿的性格，和歷朝歷代，倡導變法的先驅相比，杜睿所處的環境明顯要好得多，而且生逢明君在位，若是能得到君主強有力的支持，杜睿未必不能成功。
范仲淹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宋真宗的軟弱，以及劉娥的跋扈專權，最終他的改革還沒開始便夭折了。
王安石雖然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是無奈后黨勢力龐大，豪門大族集體抵.制，最終才被司馬光掀翻，導致變法失敗。
可杜睿遇到的確實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華夏歷史上最為大的帝王之一，而且如今大唐定鼎天下時間還不算長久，朝野上的勢力，也并非豪門大族一家獨大，那些跟隨著太宗披寒露，斬荊棘的功勛派在朝中的勢力也不可小視，若是能再得到他們的支持，杜睿倒是很有信心，做出一番成就。
想到此處，杜睿便道：“圣上！若要消除這些隱患，微臣主張變法，當施以雷霆手段，震懾宵小，變法方可以成功！”
太宗聞言，心中微微一驚，其實他剛才聽著杜睿高談闊論之時，便想到了杜睿要做什么，當初看杜睿那部《資治通鑒》之時，他就感覺到杜睿對商鞅十分推崇，沒想到杜睿這小子不單單是崇拜，還打算效仿。
只是變法一事，太宗也不敢輕言許諾，一國之法關乎根本，一旦稍有不慎，則國亂歲兇，更何況杜睿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難免性情急躁，行事急功近利，要是處理不好的話，剛剛平定的天下，可又要亂起來了。
可世間萬物都是一個道理，變則通，不變則亡，剛才聽了杜睿的話，太宗也想明白了，這大唐的江山，雖然目前看上去如同鐵打的一般，但是一些不為人知的地方，卻存在著足以致命的隱患，這些隱患要是交給后世兒孫，誰知道會鬧出什么大亂子來，太宗已經不敢再想下去了。
“王德！”
太宗突然喊了一聲，自打杜睿進殿，一直在外面守候的王德連忙跑來進來：“圣上有何吩咐！？”
太宗想了想道：“你速去傳旨，召長孫無忌，房玄齡，李靖前來覲見！”
王德領旨下去了，杜睿看著，心中也是稍定，看得出太宗已經下定了決心了，只是有些不相信他，這才招了這幾位老成練達的肱股重臣前來商議。
王德去了，麟德殿內的對奏并沒有結束，接著太宗又問到了杜睿所陳三事的最后一件一一科舉制度！
目前大唐奉行的科舉制度，起源于前朝大業元年，魏晉以來，對人才的考量擇仕，采用的都是九品中正制，官員大多從各地高門權貴的子弟中選拔。權貴子弟無論優劣，都可以做官。許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實學的人，卻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擔任高官。
九品中正制又是源于察舉制，稱得上是察舉制的改良，主要分別是將察舉之權，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員負責。但是，這制度始終是由地方官選拔人才。魏晉時代，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后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于門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不但堵塞了民間人材，還讓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響皇帝的權力。
為改變這種弊端，隋文帝開始用分科考試的方法來選拔官員。他令各州推舉人才，參加考試，合格的可以做官。到了隋煬帝時期，正式設置進士科，考核參選者對時事的看法，按考試成績選拔人才，至此中國科舉制度正式誕生。
但是一直到了如今貞觀年間，科舉制度依然未能完善，后來的歷朝歷代也只能不斷的摸索，變形，最終導致了畸形，在明清兩朝，甚至演變成了八股取士的荒唐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的不完善，不但不能做到為朝廷輸送人才的目的，甚至還有可能對社會造成非常消極的影響。
第一、由于統治者隨意改變考試內容，使科舉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明太祖將源于元朝的八股文體正式定為科舉考試文體。這種文體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組成，后四個段落中均有兩股對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題須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導寫文章。清朝將圣人擴大到孔門弟子及朱熹等理學家在內的圣賢，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語氣為樣式。乾隆以后，試帖詩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項目。試帖詩與八股文一樣，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聯十六句，不過八股變為六股。首聯如破題，次聯如承題，三聯如起講，四五聯如中股，六七聯如后股，八聯如束股。而且必須發揚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發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來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寫，便于考官評分，以示“公平”。否則，各人有各人的寫作風格，必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難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來卻成了統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壓抑了那些本來不擅長科舉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識分子，無法在學術上、思想上進行創新。從而導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停滯不前。甚至產生像孔乙己那樣的科舉犧牲者。
第二、科舉制度也產生了家庭悲劇。由于科舉制度及第者享有豐富的優待的榮譽，而且科舉也是普通人出頭的重要途徑，因此經常會有貧士高中之后拋妻棄子的悲劇發生，這雖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當事人的思想價值觀，和責任感，但是科舉畢竟給了它這樣一塊生存的土壤。
最后，科舉制度導致官場腐敗。科舉制度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出現了科舉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親師的教育又造成了師門關系的盛行。這樣造成了嚴重的師門裙帶關系現象。這些師門關系在官場中互相拉幫結派，并且官官相護。清朝乾隆年間的大貪官和紳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借著乾隆皇帝對他的寵愛而一手遮天，收受賄賂，富可敵國。而且就多次利用科舉考試的題目為餌收取考生賄賂的錢財。這就不利于國家建設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社會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場的黑暗和社會的混亂。
杜睿并沒有將這些弊端說的太過詳細，只是簡單概括了一下，可就是這思想僵化，爭名逐利，官場腐敗，三句話，就將太宗又一次震撼了。
事實上，太宗登基之后，也曾對科舉制度做過一些改革，將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稱常科，由太宗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制科。常科的科目也被分為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不可謂不詳細，但是即便如此，還是被杜睿批駁的一無是處。
太宗聽著又是驚訝，又是氣惱，可是卻無法反駁，他知道杜睿所說的這些，在以后都將成為現實，就像府兵制度，均田制度一樣，都將成為大唐江山的隱患。
太宗正想問問解決之道，長孫無忌等人也到了。
太宗沉吟了一陣之后，說：“今日召眾卿前來，乃是有要事，眾卿且先看看這個！”
說著便讓李承乾將杜睿所言三事的奏本遞了下去，一場關系著大唐江山命運的內廷密議，便在這麟德殿內悄然召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