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登州府境已不足三千戶，大勇在返回登州后對原登州道宋光蘭、監軍道王徵、登州知府吳維城、同知賈名杰、蓬萊知縣宋誠等人下了自己的命令。
此道命令要這些原大明的官吏在一個月時間內將散于各處的災民集中搬遷到登州府周圍，以便錦州軍能夠就近安置救濟他們。
讓老百姓離開世代居住的地方，換在以前是很難的，所謂故土難離，但凡是人，對生養的土地總有一種莫名的感情在。甚至很多到外地打拼的人在臨死之前也都會讓子孫將他的骸骨遷回原籍埋葬，這就是葉落歸根。
若換作以前，大勇這等將百姓從他們生養所在的土地遷走，肯定要引來喧然大波的，甚至弄得不好還會引起民變，現在，卻不必擔心這些。當那些曾經投降叛軍的原登州府縣官吏告訴災民們登州有糧食可以接濟他們時，那些僥幸在叛軍屠刀下不死的百姓們便攜老帶幼的向登州遷移了。積極主動的讓那些名義上的大明官員們都有些驚訝。
也應該感激孔有德和李九成，正是他們為了搶掠財貨將那些地方的豪強士紳一股腦鏟除，才使得爾今剩下的百姓沒了主心骨，也使他們缺少代言人，在還有兩月就入冬的情況下，他們只能順從的跟著官府派來的人往登州遷移，否則，一旦天氣轉冷，他們根本不能在廢墟之中存活下來。對這些百姓而言，官吏們承諾的登州糧食才是他們主動遷移的最大因素，除此之外，再無誘因。
有了從萊州獲得的糧食，大勇也不怕來登州的百姓多，他現在只怕百姓不肯來，或是來得少，起不了什么作用。為了充實登州人口，一方面，大勇竭力將存活下來的百姓遷到登州府城；另一方面又不斷派人鄰近地區張榜安民，勸說那些藏在山中鄉間的百姓到登州來。
如何安置這些災民，大勇的想法很簡單，也確實有效，糧食加土地。
登州府，以丘陵地為多，良田不多，基本上良田都被地主士紳所占，平常百姓除了充當地主的佃農，便只能耕種收成不好的薄田，因此收入微薄，生活十分的困難。大多數時候，平民百姓多以出海打漁來貼補家中生計。
出海打漁固然風險很大，民間有十出七歸的說法，意思是十個青壯出海，回來的恐怕只有七個，其余的三人肯定要死在大海上。但相比土地的微弱收獲，出海打漁對貧民們的誘惑力還是十足。那些青壯們寧可死在茫茫大海中，也不愿自己的妻兒不得裹腹。
叛軍對登州的大屠殺某種程度上幫了大勇的忙，在這十室九空的登州，大勇想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無條件的得到執行，根本不怕有什么反對勢力的存在。將原屬那些大戶的良田拿出來分給那些遷移來的百姓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即便這些大戶還有一二子孫僥幸存活，他們對這些土地也喪失了歸屬權，大勇一句登萊士紳盡數遇難便可將他們的嘴巴堵得嚴嚴實實，倘若不識相的話，大勇也不介意將他們再次人道毀滅。
說到底，根本不屬于這個時代的大勇對這個時代的土地兼并本能的就感到抵觸，對那些靠剝削貧民過著豐衣足食生活的地主大戶們，骨子里就是敵視的。
這種抵觸和敵視換在其他地方肯定會讓錦州軍處處被動，在登州，大勇卻可以肆意而為。
屯田，是大勇從一開始就想到的辦法。他無意將那些無主田地分給災民，也無意宣布什么免稅患民的政策，這固然是他沒有這個權力，也是因為他根本不想這么做。
屯田這個政策，大明兩百多年來做了無數次，那衛所的軍戶其實就是屯田的百姓，到如今，這屯田制已經敗壞得一塌糊涂，其中的弊端明白人都看得出。但大勇卻執意在這登州屯田，長遠的壞處他不是不知道，但眼下，屯田卻是勢在必行，因為他必須讓登州盡快成為錦州軍一處糧食后勤重鎮。這如同計劃經濟一樣，在社會的不斷進步下，計劃經濟顯然不適合國情，但起碼在一開始，計劃經濟卻足以讓一個國家快速發展起來。
以后是不是分田到戶，那是以后的事，眼前難關重重，錦州軍能走到哪一步都是未知數，大勇自然也無意為將來的事情操心。
操他娘，干他娘，走到哪算到哪。
當宣布在登州進行屯田后，錦州上下自然是沒有意見的，關外很多地方都在屯田，這也是自力更生的一種手段。那些有名節之辱的降官們更是沒有半點異議，反正這登州府近的土地都已經變成無主田，錦州軍屯田也好，分發也好，和他們又有多大關系呢？他們現在擔心的是施大勇會不會如進城時所說為他們的反正證明。
遷移百姓集中居住的任務，大勇交給了原登州道宋光蘭，此人是萬歷四十二年的進士，天啟二年出任濟南府同知，登萊設巡撫后，他又出任登州知府，繼而改登州道。叛軍攻占登州后，宋光蘭萬念俱灰，本想自殺殉國，卻被小妾所救沒死成，其后也不知是鬼迷心竅了還是幡然悔悟，竟然再無尋死之心了，一心只想求活了。
在登州一干投降叛軍的官員中，宋光蘭是品級最高，名望也是最重的。
孔有德和李九成攻占登州后，本想將登萊巡撫孫元化推到前臺，借重他的名望招降納叛，結果孫元化寧死不從，他們便改從原登州府縣官員下手。經威逼利誘，宋光蘭這個登萊二號人物便成了孔有德的合作伙伴，接受了李九成任命的登萊巡撫一職。
說宋光蘭沒骨氣肯定不對，說他有骨氣也不對，因為叛軍入城后他第一個念頭就是自殺報國，其后獲救之后才在叛軍的威逼之下充任登萊巡撫一職。因此不能武斷的說宋沒有骨氣，也不能說宋是鐵膽錚錚的忠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