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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歡迎皇明丞相的僑民代表團中，祖籍福建南安的苑海濱站在前排，他臉上雖然掛著笑容但心里七上八下的，滿懷著憂慮和不安。苑海濱的祖父在萬歷年就出海了，把未成年的兒子留在國內。等苑海濱的父親成年、娶親、生子后也來到呂宋，然后又輪到他長大跑海了。經過三代的經營，苑海濱已經成了富商，所以在明末巨變的時候，他能夠把南安的家人統統接出來，逃亡馬尼拉。
二十年一晃就過去了，無論對清廷當初有什么觀感，苑海濱始終惦記著回家鄉看看。而因為鄧名的緣故，福建的禁海令實際上也名存實亡。三年前苑海濱返回了一趟老家，還帶回了一筆銀錢，想為家鄉修一條路，或是建一座橋，或是贊助個私塾——數百年來有點積蓄的僑商總是這樣報效家鄉，或許以后幾百年還會如此。
因為苑海濱是帶著錢回去的，所以耿藩委任的南安官吏也滿面笑容地出來迎接，代表全體鄉親感謝苑海濱的捐助，還表示要給他的故居掛上一塊牌匾。苑海濱聞言大驚失色，急忙阻止道：“萬萬不可，要是鄉親們都知道小老兒給家鄉捐銀子了，那將來就可能傳到海外去，要是被紅夷知道小老兒這么有錢，那全家就要遭殃了。”
根據幾百年來的經驗，福建的僑商都明白，捐助家鄉一定要低調、再低調，因為土人、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對華人都滿懷嫉妒和痛恨，他們嫉妒華人的財富，也因為離不開華人而痛恨。華人使得馬尼拉和巴達維亞更加繁榮，周期性地掠奪華人正是馬尼拉和巴達維亞的一貫政策，因為這樣可以讓華人掙扎在貧困線上，迫使華人去更努力地經營、繁榮當地的經濟，積蓄財富，等待下一次的收割。
如果被馬尼拉或是巴達維亞知道苑海濱居然有錢捐助家鄉了，那他肯定要倒大霉了。而苑海濱也很清楚，家鄉的官府是幫不了他的。自古以來，官府從來就沒幫助過僑民，如果僑民不能自己設法逃回來，那官府也振振有詞，僑民曾經被懷疑過是方國珍的余黨，曾經被認為是背離仁慈君父的逆子；估計現在官府也會在冷眼旁觀之余，把僑民說成是大明的同情者，或是對大清君父沒有盡到赤子義務的棄民，被紅夷和土人屠殺也是活該。
“我知道，不管我遭遇什么危難，你們都不會幫助我，我沒有指望你們，我只能自己照顧自己。”在苑海濱拒絕福清官府的牌匾時，他就在心里暗暗想著：“華僑在海外遭到屠殺，萬歷皇帝最后也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當初信了皇上的人遭到了更殘酷的殺害——好像只有國姓爺一個人，只有他真的說到做到，因為紅夷殺害臺灣的福建人而出兵和紅夷開戰，把臺灣的紅夷趕走了。不過國姓爺已經去世了，國姓爺已經不在了。”
今天站在隊伍前等待皇明丞相講話時，苑海濱又一次暗暗慶幸自己當初明智地沒有接受耿藩的匾額，這說不定又是一樁罪名，會被明軍當做敵人拿下。想到這里的時候，苑海濱還是有些心虛，看到鄧名在衛士的簇擁下向他們走過來時，苑海濱感到脊梁骨開始發涼，生怕對方一開口就點破了他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的給家鄉修橋鋪路的往事，然后喝令左右把自己拿下問罪。
“皇明的官府，從來就是一個極不負責的官府。”鄧名開始了他的發言：“無論是對海外的僑民，還是對國內的子民；官府對內極力搜刮民脂民膏，對外責備僑民對朝廷不夠赤膽忠心。無論是子民需要官府賑濟或是僑民需要官府保護時，官府都會變得非常慳吝——如果皇明的官府不是這樣冷血、殘忍，中國也不會有這場大亂。皇明就是亡了也沒有什么可惜的，只是可嘆無數百姓因為官府的緣故而遭到大難。”
在場的僑民聽眾都鴉雀無聲。苑海濱回憶了一下，沒錯，前面站著的是皇明的丞相，也是十幾年來明軍最著名的統帥。
“以前皇明的官府既卑鄙又怯懦，當百姓因為苛捐雜稅而求生無路時，在內地只有逃荒，在沿海只能背井離鄉出海冒險。官府從來不反思自己的行為，反而竭力阻撓百姓逃荒或是出海。當流民開始反抗后，官府更會橫加指責，說哪怕是官員做得有那么一點點不妥，流民也應該呆在家里餓死，而不是逃荒——為了要自己活下去，就要吃甚至搶劫其他百姓的糧食，這實在太可惡了，所以官府可以不賑濟、可以不免稅，但流民若是敢不自行在家而是而是選擇逃荒，就要都殺光，而且殺得理直氣壯。若是沿海的百姓活不下去跑海，被土人殺了，官府也拍手叫好，誰叫你們不老老實實在國內納皇糧服徭役？死了也是報應。”
滿場寂靜無聲，鄧名深吸了一口氣：“皇明以往的做法是錯的，而帝國決心改正。帝國四川書院的陳祭酒曾經聲明，對吃不上飯的人講道德是最大的不道德。因為我們是人，人心是肉長的而不是鐵石，所以饑餓會讓我們痛苦，看到兒女活活餓死更會讓我們痛不欲生。為了讓兒女能夠活下去，我們會去殺人放火，我們寧可剝奪別人的生命，也要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孩子活下去。這也是帝國未來施政秉承的理念，我們絕不讓百姓承擔將會導致他們挨餓，讓他們子女倒斃的賦稅，帝國政府也會竭力保障百姓基本的福利。”
前世鄧名看過一本名叫《美學》的書，該書的作者和陳佐才的思路有相近之處，作者認為當人被壓迫到瀕臨死境時，那一切為了生存而采用的行為都是道德的。不過有趣的是，這種強調個人權力的右派哲學，推導出的結論是，為了避免這種民眾自行謀生的動蕩，政府必須要重視福利的左派，否則不道德的不是民眾而是政府；而強調集體主義的左派哲學認為，個人利益無論何時都應該位于集體利益之下。這種極端思維出現后，國家就有充足的理由漠視福利，并指責每一個不肯放棄個人利益的人是不懂得維護集體和國家的利益——從左派哲學推導出了極右的國家政策。
“帝國有意把呂宋納入版圖，不過不是委任流官，而是用一種類似商行契約的模式來和本地的華人做交易。”鄧名耐心地對在場的代表解釋起來。
墾殖團的武裝農民和原先的僑民一樣，大都是兩廣、閩、浙衣食堪憂的貧民。四川培養出一批墾殖團的領袖，在這些領袖們的號召下，農民們為了幾十畝土地而登上海船，來到陌生的海外異域。這些年來雖然四川極力鼓勵移民海外，不過也就是幾萬武裝農民而已，遠遠沒法和僑民的數量相比。如果這幾十、上百萬原本一盤散沙的僑民和武裝農民一樣組織起來，那帝國政府在呂宋的統治才有可能穩固，才能打下基礎，永遠納入版圖。
所有的基層官員都像商會會長一樣由僑民推舉出來，地方稅和國稅也都由呂宋的議會來確定，而向帝國繳納的國稅數量，將決定呂宋地區在帝國議會中的席位。呂宋總督的任命權暫時還保留在鄧名或是后任的丞相手中，這個期限將長達二十年。二十年后，呂宋地區的納稅人將會表決，是把總督的任命權繼續交給帝國丞相五年，還是由他們自行推舉。
“呂宋政府納稅，而帝國政府提供保護——任何生意一廂情愿都做不長久，如果呂宋不納稅，那對帝國政府來說無利可圖，自然會漸漸舍不得花錢、流血來保護呂宋政府；而呂宋政府如果光納稅而決定不了帝國政府的國策，那我估計遲早也會想著要獨立。”
鄧名雖然盡心盡力地解釋，不過他猜測在場的人有可能一時腦筋仍轉不過來，怎么官府不是赤裸裸地收保護費，而是公平買賣了？
“如果呂宋政府愿意成為帝國的一個行省，那呂宋政府需要在戰時站在帝國一邊，不得擅自對外開戰或是媾和……此外還有一個王法問題，那就是不得違背帝國的憲法原則，不得制定無限壓迫個人的法律。因為帝國認為，處于餓斃邊緣的人無論做什么都是無法預期、無法用道德約束的，所以把任何一個人壓迫到這種境地，都是對帝國的威脅——傷害我們中的一個人就是傷害我們全體。”
鄧名已經準備好很多文書資料，等見面會結束后，這些僑民代表就會拿到詳盡的合同文本，對這份契約中的每一項、每一款都有仔細的解釋。
“因為畏懼路上的惡狼，所以出遠門的人要結伴而行；因為孤獨的人舉步維艱，所以我們需要朋友。同理，我們也需要國家和官府。為了永遠地消除二十年前的慘劇和大亂，帝國決心嘗試完全不同于皇明的道路，希望讓每一個子民都能因為他納過的稅、他祖先納過的稅而得到回報，不至于在他的父母之邦凍餓而死；每一個海外的僑民只要報上‘我是中國人’，他就會受到異邦人的尊重，他的安全就能得到最可靠的保證。如果敢于給他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祖國就會興師問罪——這是帝國努力的方向。你們愿意加入嗎？”
鄧名并不要求僑民代表立刻回答。在會議結束后，鄧名又一次問周開荒：“若是南洋的華人都同意加入帝國，你覺得會有什么后果？”
“意味著有更多的女孩子不會被家人賣掉了。”周開荒笑道：“大概是因為知道我肯定答不出來吧？”
“意味著我們不會再有天下大亂了。”李星漢滿臉憧憬地說道：“如果我是他們，我就會選擇加入。”
“不，我可不敢說這樣就一定不會天下大亂了。”鄧名笑道：“我只是擔心以后就不會有大批的兩廣、閩浙人回國給家鄉修橋鋪路了，因為以后呂宋的華人會把這里視為自己的祖國和故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