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瘋狂  第七百九十五章最后的掙扎(中)

類別: 歷史 | 兩宋元明 | 明末瘋狂 | 再次等候   作者:再次等候  書名:明末瘋狂  更新時間:2024-06-07
 
首先就說偶然事件:

這年七月里,兵部尚書陳新甲接到馬紹愉的一份關于對清談判問題的秘密報告,一時不當心隨手放在書幾上。他家的仆人以為是邊關來的塘報,就送到了通政使司抄發各衙門。

而朝臣們一直在關心著對清和談的事而不知其內幕情況,忽然見到了這份明發“密報”,大為震驚也大為興奮。言官們開始慷慨陳辭,據理力爭款和的不可行,同時猛烈抨擊陳新甲主款誤國。

這次陰錯陽差的大揭密使得崇禎皇帝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言官們明知和談有皇帝在后面做主,卻把火力全部集中在陳新甲身上,用語嚴厲尖銳,其中表現的對皇帝的態度也是不言而喻的。

而崇禎皇帝在和談問題上一直不敢理直氣壯,就是怕朝臣因此看輕了自己,而這一次陳新甲的不小心卻使他成了眾矢之的,被放在要遭千夫所指的位置上。他的氣極敗壞是可想而知的,卻又幾乎無從發泄,只能把一腔的怨毒都傾注到陳新甲的頭上。

很明顯,陳新甲在此事上失之于密,可接下來,他又因為沒摸透崇禎皇帝的性格而觸動了逆鱗了。

當崇禎皇帝在言官攻擊陳新甲的奏疏上批旨,要陳新甲自陳回奏。可陳新甲卻以為和談大事本來都由皇帝主持,自己并沒有什么責任,因而在回奏中非常委屈地為自己大擺功勞,說某事某事,“人以為大功,而實臣之大罪”,一連列舉了十來項之多。

這種不愿為皇帝承擔責任的態度讓崇禎皇帝是更為光火,月末,陳新甲終于以弄不清的含糊罪名被抓進了監獄。這實際上是一個無法審理的案子,但刑部主管侍郎東林黨人徐石麒恰好是一個堅定的反對和談派,一向是痛恨陳新甲,因而入之以重罪。

而崇禎皇帝也是惱羞成怒。又需要一個替罪羊為自己頂罵名,因而也動了殺心。首輔周延儒等人多次營救,引用律條說:“依據國法,敵兵不臨京城,不當殺大司馬(兵部尚書)。”崇禎皇帝卻回答:“別的不說,陳新甲任兵部期間,宗室親王、郡王被流賊屠戮的有七人之多,難道不有甚于敵兵臨城嗎?”

洛陽、襄陽等處失陷,福王、襄王等親藩遇難,都是一年以前的事情。如果以為兵部尚書有責任。早就應該處理。何必要等到和談的情況敗露之后呢?崇禎皇帝的這個借口連最糊涂的人也不能相信。但在朝臣群起反對和談,皇帝又決心殺人泄憤的形勢下,陳新甲還是被判處了死刑,并且在九月就被處決。

擔任談判代表的職方司郎中馬紹愉不久也被削籍。陳新甲事件發生以后。對清方的和談也就徹底中斷,沒有人再敢提起同清方談判。

接著就是故意行動了:

余繼所率的汝寧軍在鎮遠城站穩腳跟以后,開始了一系列對滿清和蒙古部落的軍事行動,以至于在遼東把包括明軍將領的所有人都給得罪了。

就在這樣四面為敵的情況之下,余繼完全顯露出其“刺猬”本色,甚至升級成為“豪豬”,讓遼東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相當棘手。

余繼所率的汝寧軍的具體事跡將在后文敘述。但是他的行動,卻完全破壞了明清和談。

一開始,滿清對寧遠城邊上出現的這座城池還有些不以為然。甚至因為鎮遠城離寧遠城和山海關太近。而放棄了攻打這個新建的城池。

沒想到還就是這個城池給滿清帶來了麻煩,再加上汝寧軍歷來帶有的很強攻擊性,根本不像是其他明軍一樣,只會躲在城墻后白白度日。

可是這時候的清軍已經處在松錦大戰之后的休整了,并不能馬上派出大軍。再加上鎮遠城的所處位置確實很不利于清軍大軍行動。所以皇太極就想要在談判中獲取利益了。

滿清一開始向明朝提出要毀去鎮遠城。很明顯,不要說汝寧軍了,就是明朝朝廷也不會答應這個要求。接著,滿清就退后了一步,提出要讓鎮遠城停止軍事行動。

這倒讓明朝方面答應了下來,急于和談成功的談判代表馬紹愉甚至親自向鎮遠城下令,讓汝寧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要為和談營造一個良好的談判環境。

可余繼他們會理睬馬紹愉的這個命令嗎?鳥都不鳥。照樣是我素我行,依然在游獵遼東。而這么一來,也使得談判更艱難了。直到出現意外的陳新甲失密事件。

而明清之間本來就沒有什么成功希望的和平談判,卻因為一次技術性的小事故和不支膽大妄為的地方軍隊偏師,而最終流產了。這說明了談判本身基礎的脆弱可憐。但停止了和談接觸,對于現在的大明朝來說,不但意味著失去了通過政治方式爭取暫時和平的最后一線機會,而且也失去了通過接觸了解敵情的唯一渠道。

除了和談,崇禎皇帝和朝廷當然也要解決軍事問題。首要考慮的就是軍事統帥。

在陜西總督汪喬年在襄城被俘身死后,一直作為圍剿農民軍的主力之一的西北軍沒有了統帥。崇禎帝在認真斟酌了可能的人選之后,決定重新任用原陜西巡撫孫傳庭。

孫傳庭自崇禎九年出任陜西巡撫起,開始主持一方的圍剿,而且表現出不同尋常的干才。但這位能干的統帥又是一個極其傲慢自負的人,也是少數敢于抵制崇禎皇帝自作聰明的大臣之一,因而很不討崇禎皇帝的喜歡。為此,孫傳庭也付出了代價,在崇禎十二年先是被撤職,而后又被逮捕,關在刑部的天牢中,一關就是兩年多。

直到崇禎十四年末,首輔周延儒幾次提出孫傳庭人才難得,希望皇帝能赦免孫傳庭委以重任。崇禎皇帝也感到幾個堪為任用的軍事人才如楊嗣昌、洪承疇、傅宗龍等人死的死,被困孤城的被困孤城,也確實亟需像孫傳庭這樣的人,因而將他開釋,起用為兵部侍郎。

有些可笑的是,現在的詔獄已經變成了大明朝軍事統帥的儲備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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