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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立國，強調自己繼承的是始皇帝的法統。那么，你是不是也要繼承法家治國的思想呢？
這其實是才黃道周要問的。
經筵上所有的人，無不屏氣凝神等著秦牧的回答。
就連置身物外的柳如是，也不禁暗暗替秦牧捏了一把汗，這個問題處理不好，輕則可能讓大臣們離心離德，重則有可能引發天下亂象。
秦牧端起茶，輕呷了一口，徐徐說道：“朕自幼苦讀四書五經，對商鞅學說涉獵不深，正好今日賢達皆在，有誰可為朕講解，何以商鞅之法能使秦凌駕于六國之上？”
秦牧這個回答有些微妙，乍聽之時，讓人放下心來。可聽到最后，又立即讓人心糾緊。
“陛下，商鞅之嚴刑酷法，實乃取亡之道，陛下不聞也罷。”黃道周很干脆地答道，“德教者，方為人君所應長任也，倡德政、行仁治，方為立國之本也！”
“黃編修所言甚是，朕當眾善如流也！”秦牧態度謙虛，語出至誠，很讓黃道周等人欣慰。
但最秦牧還是不忘問起最初的那個問題：“然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可算德政仁治？黃學士可否為朕解惑？”
繞了一圈，又回到了這個足以令黃道周這些大儒撞墻的問題上。原先你們可沒答朕。沒辦法，只能再問了。
華夏歷史上，兩個最為人稱道的盛世。都是以道家無為而治獲得，那么一味的獨尊儒術，提倡德政仁治，豈不是說不過去？
當然，作為儒學大師，黃道周也絕對不會就這么被問倒；
他略作沉吟之后，長身一揖答道：“陛下。漢初文景之治，用黃老之術。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誠然不假；
然文景一味施行無為之治，不重君臣綱理倫常，不行仁德教化，終至以吳王劉濞為首的吳楚七國之亂。文景數十年治理之功，毀于一旦，此前車之鑒，陛下當慎以為誡也！”
黃道周這番話，讓在場的大臣們頻頻點點，就是秦牧也表示了認可。
細想來。秦用法家，使秦之國力凌駕于六國之上，最終掃平了天下。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法家的嚴刑酷法也終至強大的秦國迅速滅亡。
漢初汲取了秦朝亡國的教訓，反其道而行，施行無為之治，使國家迅速恢復生機。繁榮富強起來。
但文景一味強調無為而治，對于地方諸侯王縱容遷就。造成他們的勢力惡性澎漲，最終引發聲勢浩大的七王之亂。
這些事讓人漢朝統治者覺得，靠法家治國行不通，靠道家治國也行不通。
因此，漢朝的統治者才不得不引入儒家，以儒家尊王攘夷，強調君臣父子綱理倫常的思想來加強統治。
道家其實也有仁、德的思想，道家的儒家的區別實際上在于“無為”和“有為”這兩個概念上。
倒底是“無為”好，還是“有為”好，即便是社會主流已推崇獨尊儒術，但有關這個爭論卻從未休止過。
還有就是法家與儒家的爭論，其實也一直沒有停止。
統治者一味強調仁義道德，譴責先秦的嚴刑酷法是亡國之道，但在實際治國中，光靠儒家的仁義道德又行不通，必須依靠于法家的法制來治理。
從西漢之后，儒家的確一直處于無可爭議的主流意識形態。但歷朝的統治中，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是秦王朝時期的起指導作用的法家思想。
于是形成了“儒表法里”的思想形態，即講的是儒家，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
儒家思想是用來騙老百姓的，宣傳用的，法家才是起實際治理作用的。
法家的主導地位是在秦朝創立和建立的過程中形成的。秦王朝是體制的初創時期，糾糾老秦也比較憨厚實在，還不大懂得用美麗的詞藻掩蓋的本質，讓法治嚴酷的一面全部袒露在陽光下，讓百姓看得心驚膽戰。
經過一次次慘痛的教訓后，到西漢時就成熟多了，懂得了“說一套，做一套”的妙處。
所以，講儒家，講仁政，講王道；而行法家，行專政，行霸道。
這外儒內法的套路一直為各朝所奉行，這些秦牧是知道的。包括后世西方的所謂的民主，也是披著民主的外衣，行法治之道。
但現在的問題是，對儒家的偏重過度了，特別是朱程理學的思想，已經禁錮了人的本性，儒的弊已遠遠大于利。
一方面，秦牧希望通過儒家來集權，加強自己的統治根基。另一方面，他又想去除儒家“虛偽，務虛”的一面，讓社會上少些“嘴上千言，胸無一策”的虛偽文人。把整個社會向重實踐、事實求是的唯物主義方向引導。
這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其分寸著實不好拿捏。
所以他今天確實是懷請求教的心思，希望在經筵上，聽聽各派思想精英的辯論，好根據各家之言，梳理、整合出一個切合當下實際情況的治國思想體系來。
秦牧對著眾人說道：“朕自登極以來，日夜憂思者，治國之道也！明之亡，已證明朱程理學，不足以為治國之根本之道，朕欲求治國之道，以安天下之民，諸位賢能可有良法進獻？”
王夫之立即說道：“陛下，治國之道，當寬以養民，嚴以治吏。”
他的話總是這么簡短，但有力。
這句話中。表面上避開了儒、道、法之爭，但究其根本，所謂的寬以養民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嚴以治吏，用的就是法家的法治思想。
秦牧接著問道：“王學士可否為朕詳論一番？”
“陛下，縱觀歷朝之亡，追根溯源皆因民不聊生所至。而民生之困苦多為貪官法吏之壓榨，掠奪所至。是以臣以為，治國之道，應秉行寬以養民。嚴以治吏之策；
君主對待民眾，應廢除嚴法。重德教，輕刑罰，以寬緩之政養息民生。欲養民，則關鍵在于嚴以治吏。唯有吏治嚴明，官吏不敢枉法，民眾生活才能安寧，社會秩序方能井然。”
王夫之這種治國思想，大概是因為看到了明朝后期政治，法紀蕩然，文人士大夫公然結黨營私，抨擊朝政，攻奸異己。左右朝局，認為自己占據道德制高點后就無法無天，使整個社會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所以他才產生“嚴于治吏”的想法。
而這種思想，恰恰是弱化了儒家的作用。
治民用道家，治吏用法家，分而治之，這其中并沒有特別強調儒家的作用。
這當然會引得強烈的反駁，劉宗周當即說道：“陛下。孔圣有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亦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陛下，治國之道在于治吏，此誠然不假，然君主若以嚴刑酷法待臣下，臣下終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何以令其忠心侍君牧民？
且明太祖立國之初，以嚴型酷法治吏，官吏貪污獲贓六十兩以上者，處以梟首示眾之刑，甚至剝皮實草。刑法之烈，前所未聞，然收效甚微......”
“黃編修此言差矣！”王夫之立即強力反駁道，“洪武期間，官吏守令畏法，潔己愛民，河清海晏，百姓樂業。時民間有歌：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
又以廣東為例，時廣東循吏有五十二人，其中多數以廉吏著稱。如，海豐縣丞召翊‘開創縣，勤勞為最，且廉。’
東莞縣令盧秉安在任十九年，清操不易。離任時，不接受百姓贈送的財務，只接受贈詩。其有詩抒志：不貪自古為人寶，今日官貧詩滿囊。十有九年居縣邑，幸無一失掛心腸。凡此種種，皆足以說明，洪武整飭吏治后的官場氣象，黃學士何以視而不見？”
“黃學士所言，何嘗不是以偏蓋全，君不見洪武年間，每日大臣上朝，告別妻子皆如生離死別，誰也不知早晨上朝，晚上是否還能回家。
如此嚴苛治吏，厲氣彌宇。固然，能起到不小的震懾之效。然有識之士，誰還愿入朝為官，忠心侍君，恩牧百姓？
君不見，洪武為建文留下的都是些何樣的輔臣，燕王一反，舉朝上下，能任事者幾人？若君不失仁德，能臣良將乃在，燕王安敢起兵焉？”
“然明末吏治敗壞，終至亡國，君豈又不見乎？洪武嚴以治吏并無錯處，大臣上朝戰戰兢兢，非為治吏之嚴也，實因洪武寡恩，行兔死狗烹之事也，豈能混為一談？
治國即為治吏，吏治清明，則國泰民安；吏治敗壞，則國破家亡，此乃亙古不變之理也！”
黃道周太過激動，口若懸河，一氣呵成，顯然沒注意自己犯忌諱了，他的話中出現了“牧”字，這可是大不敬之罪。
當時柳如是就悄悄地看了他一眼，秦牧卻裝著沒聽到，他不想在這個時候以此罪人，打斷大家的議論。
王夫之是個君子，也并不以此來攻擊黃道周，而是更凌厲地反駁。
到底應該“使臣以禮”，還是“嚴以治吏”，為這個問題，經筵上又是一番唇槍舌劍，激烈爭論，加入者眾矣！
其間秦牧很少說話。
君不密，失其國。
作為君主，在這種時候絕對不能提前擺明自己的意見，以免引火燒身。
你要做的是，做一個正直的裁判，等大家辯論了，再依實情作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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