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前后朝廷發生的變故，注定為這個腐朽的帝國乃至后世帶來深刻的影響。但這一切都起因于兩年前的戊戌事變，事變的主人公之一是廣東人康有為。在盛唐時期曾是被貶官員流放地的嶺南，在千年后卻成為開風氣之先的地方，研究中國現代史的人總會格外注意到，自同光至清亡，載于史籍的廣東人極多。
康有為生于咸豐五年（1855年），康家自他往上，好幾代都是讀書人。康有為的家教和他的授業老師朱九江傳授給他的知識，不僅預備他能應考求取功名外，特別注重中國政治制度的沿革和所謂經世致用之學。康有為不懂任何的外國文字，在他被朝廷通緝前也沒有出過國。但他去過上海、香港，看到洋人行政的整齊規范有秩序，受到很大刺激。他覺得這種優美的行政制度必有思想和文化的背景的源泉。可惜那個時候國內還沒有系統介紹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書籍，他所看到的不過是江南制造局和教會所翻譯的初級程度的天文、地理、格致、醫藥、兵法一類的書籍，但康有為極聰明，善于舉一反三，因小而知大，在他的學術中別開一境界。
李鴻章苦心經營的洋務運動經甲午一戰，徹底宣告失敗。梁啟超批評李鴻章說，“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吾中國之正教風俗，無一不優于他國，所不及者唯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
梁啟超的批評可謂中肯之極，直至今日，讀起來仍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已經宣告失敗，再提出做政治上的革新一定會遭到反對。甲午之后，康有為覺得時機到了，李鴻章不敢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張，康有為要提倡，這就是所謂的變法運動。
變法是在不改變執政者的前提下改變其政治制度。中國自秦漢以來，搞變法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王莽，另一個是王安石。王莽尤其成為千古罪人，政治小丑。就算是人品高潔的王安石，在其后世的主流評價也不高。所以，沒有人敢談變法，更沒有人敢變法。康有為深知，不從思想上解決這個問題，就不可能實施變法。所以他寫了一篇《孔子改制考》，鼓吹中國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孔夫子是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改革法制，《春秋》的真義在《公羊傳》里可以看出來，《公羊傳》里講“通三統”那就是說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無延襲，各代都是因時制宜。《公羊傳》里又講“張三世”，那就是說，以專制政體對亂世，以立憲政體對升平之世，以共和政體對太平之世。
康有為確實是個聰明人。他知道孔子是中國人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戰就成功了。皇帝是中國的政治中心，說服皇帝，才能實施政治上的變革。所以康有為一再上書光緒皇帝，大講救國之道。而光緒因戰敗深受刺激，很想努力救國。所以他信任了康有為，并且在他可憐的權力范圍內任用康有為及其同黨林旭、譚嗣同等人，從當年的四月起搞了個百日維新。
康有為沒有意識到，他所依賴的皇帝其實是個傀儡。他也沒有意識到，任何一項改革都需要深厚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自己依賴的力量，經濟上的，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軍事上的。
力量必須用利益得到保證。這是很殘酷的現實，愿意用熱血去尋求理想的畢竟是極少數人。
政權以各種形式展現著它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軍權。因為國家是一部最高形式的暴力機器，體現國家意志和維持國家形式的終極力量是軍隊而不是文人，再好的思想也必須用武力來保證實現。大清遭遇的失敗起因當然是軍隊的無能，倘若甲午之戰打勝了，康有為變法的主張甚至自己也不會提出來。
但是他竟然意識不到這點。等到事情危急，可憐的光緒皇帝讓他的同黨攜密詔求援，這幫人方想起向手握軍權的袁世凱求救，太晚了！
戊戌變法已成為了歷史，康有為與他的追隨者梁啟超躲到了日本，不時會傳出一些聲音，這些聲音已無多少新意，不外是還權于皇上，或者搞搞憲政改革。
但康粱畢竟是撼動歷史的人物。百日維新即使是失敗了，已經在平靜的一灘死水里投入了一塊巨石。即使康粱已經逃出了國，仍然讓慈禧感到懼怕。能讓最高統治者感到害怕乃至痛恨的人物，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失敗者。
綜合洋人的警告和康粱的威脅，本來擬定在春節宣布光緒退位，溥儁登基的計劃被打亂了，端郡王當太上皇的愿望暫時落空了。溥儁被立為大阿哥，距皇帝寶座已是一步之遙，但畢竟沒有坐上去，載漪很不高興。他如果知道自己的兒子將永遠不可能坐上那個標志著權力和財富頂峰的座位永遠沒有了他兒子的份，他會發瘋的。
好在現在還有希望。
春節過后，朝廷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策，雖然沒有見諸于正式的文字。那就是，原先被朝廷對義和團的態度轉變了！
剛過完正月十五，袁世凱接到了京師的密信。信是趙舒翹寄來的，屬于私信的性質，趙舒翹在信中透露了朝廷政策的轉變，對于那群神神道道的叫做義和團的農民，朝廷還有借重之處。趙舒翹并未告訴袁世凱立儲的風波，但在信的最后，趙舒翹說他聽說了去年冬季發生在沂州境內的戰事，傳言官軍曾敗于一伙漏網于蒙山的賊寇，還戰死了一位營官。我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假如真有其事，希望老弟妥善處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關于李純進剿失敗的事情，袁世凱是向軍機處稟報了的，當然不可能如實稟報。這么大的失敗，不是損失百十人的小敗仗了，人數或許可以隱瞞，軍械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最近袁世凱一直在與德國駐膠澳總督聯系洽談，總算購置一批德制軍械彈藥，彌補了兩次沂州之戰的損失。
自洋務運動興起，中國就成為了列強最理想的軍火市場之一，大量的成品武器彈藥賣給了中國人，伴隨著大量的白銀外流。武器來自于若干國家，日本、英國、法國、俄國、德國、美國甚至丹麥，都有武器流入中國，其中德制武器占據了很大的份額。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本應該嚴格控制集中管理的軍火進口，朝廷卻沒有控制住。各省，包括財力匱乏的內陸省份，都在自己進口軍火。山東已成為德國人的勢力范圍，袁世凱通過德國膠澳駐軍購買武器，其實很容易。
袁世凱將這封信只給一個人看了，那就是他的多年鐵哥兒們徐世昌。徐世昌沉吟良久，“慰亭，姓趙不是問題，不過是花點銀子罷了。蒙山賊也不足為慮，待太后垂詢此事，怕是我們已經拿到那個叫龍謙的人頭了。倒是廢帝一事，朝廷受到洋人的脅迫，以太后的性子，怕是咽不下這口氣。”
“讓誰做皇帝，不是我們外臣應當關心的事。先將這股賊寇滅了再說吧。他們竟敢打出蒙山軍的旗號，這就不是一般的賊寇了。秀山無能，誠可恨也。”袁世凱的目光變的陰冷起來，李純戰敗的消息是遮不住的，現在要做的，就是在太后關注此事前將事情擺平。
“這次集中大軍多路進擊，又有聘卿（王士珍字）和華甫（馮國璋字）親自出馬，理應萬無一失了。”徐世昌安慰道。
“但愿。”不知為什么，袁世凱對于自己兩員心腹大將親自出征，變得疑神疑鬼起來，“那個司徒均的擔心是有道理的。李秀山和曹仲三都不是無能之輩，竟然連續折在這伙王八蛋手里。真要讓他們潰圍而出，我的臉就沒處擱了。”
李純第二次進剿失利，袁世凱就決心動用自己手里最大的力量徹底撲滅蒙山軍。但王士珍到了沂州后，報告說沂州兵已殘破不堪用了，必須大力補充整頓才行。而跟隨王士珍去了沂州的司徒均卻來信講，賊寇雖或勝，必定損失慘重。絕不能給他們補充休整的時間，應當立即發兵，方為上策。
立即出兵是不行的，曹州兵未能集結，沂州兵需要補充，更為關鍵的是，李純兩次大敗，不僅損失了大批經過訓練的老兵，而且軍資損失嚴重，必須大力補充才行。既要隱瞞朝廷，就不能向朝廷開口，問題必須自己解決。好在目前掌握了一個省份，而這個瀕海省份有德國和英國兩股勢力，憑著袁世凱的關系，朝他們買些武器彈藥還不成問題。這樣一來，一直耽擱到春節過后，對于沂州方面的補充才告完成。過年期間，袁世凱在濟南召開了針對蒙山軍的軍事會議，決定以曹州部隊為主力，一路出藤縣，一路出鄒縣，分兩路壓向賊巢，而沂州兵則以費縣為基地，堵死賊軍東進的路線。將賊軍合圍在以鄭家莊為中心的山區，務必全殲。
這次袁世凱下了老本，集結了武衛右軍的主力，動用的兵力超過了四千人。
為了保證曹州方面萬無一失，袁世凱派馮國璋到曹州坐鎮，馮國璋是河間人，與曹錕算是老鄉，又是曹錕的老上司，有他出鎮曹州，那面就不用擔心了。
出兵計劃是袁世凱親自擬定的，他以沂州兵吸引蒙山軍注意力，而以曹州兵為主力，秘密集結，直搗匪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