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樞確實顧不上發生在魯南的戰事了。因為那一股讓袁世凱頭疼不已的響馬帶來的問題，比起眼下的朝局，實在是不值一提。從不同渠道獲知此事，并且有機會上奏掌控朝局的太后御前的大臣們，面對日益復雜的形勢，都覺得這件事實在太微不足道了。
打個比方，京師的問題是心腹大患，而魯南的問題則是癬瘡之疾。
京師亂局的核心問題就是已經蔓延開來的義和團，它起源于山東，成就于直隸。此時的直隸總督叫裕祿，一個典型的軟弱平庸的滿洲貴族。對于義和團，裕祿原先的態度與袁世凱完全一樣，曾命令駐扎于天津的聶士成部嚴厲鎮壓，但后來他的態度轉變了，因為是旗人，獲知帝國最高層秘密的機會比漢臣大的多，裕祿“敏銳”地感覺到了感覺到了慈禧有支持義和團的意向，于是改變了態度：不是不管，但不真管，不是不剿，但不能真剿。這個態度用書面的語言講，就是剿撫并用。其實質擱在百年后，用一個詞描述就是不作為。
對于義和團來說，這就是縱容。以至于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時候，堂堂的直隸總督衙門，竟然成了義和團大師兄的拳壇所在地，成千上萬的包著各色頭巾，雄赳赳氣昂昂的團眾們可以自由出入總督衙門，操練他們那些神神道道的刀槍不入的神功。
到了這一步，裕祿還是有些吃不準慈禧的態度，聽了一個幕僚的高見，干脆撥了二十萬兩銀子給義和團做“軍費”，讓他們向局勢日益緊張的天津進發。這下子將朝廷的底探出來了，慈禧竟然追加了十萬兩“軍費”。裕祿有底了，干脆封了義和團大師兄為一品銜，坐一品官的綠呢大轎，進而把直隸總督府的軍需倉庫打開，任義和團取用。
天津由此大亂。
3月10日，處于焦慮中的英、法、美、德、意五國公使在北京針對義和團問題再次召開了專題會議，這是就該問題召開的第二次會議了。大清帝國政府的屁股越來越坐到了那伙暴民一邊，上帝派至中國的使者們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們正在受到日益急迫的威脅，五國公使們一致認為應當代表自己的國家發出更強硬的聲音。
這次會議后，五國公使向滿清政府遞交了一份聲明：如果大清帝國政府不明確表態鎮壓義和團，各國就要進行聯合海軍示威！
滿清政府顯然并未將這份透著赤裸裸威脅意味的聲明當回事。世紀之交的滿清朝廷，是一個典型的自大與自卑的混合體，就帝國的最高決策階層而言，對于世界的認知水平低的可憐，除掉那些醉心洋務的官員外，整個朝廷，被一幫無知顢頇自大狂妄的群體把持著，他們或者圖謀著自己的利益，比如載漪；或者采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一貫態度，比如王文韶；或者保持揣摩慈禧態度為自己態度的一貫作風，比如裕祿；或者仇視洋人，將一切問題歸罪于洋人的干涉，比如剛毅和莊親王載勛；還有可能看清了但什么都不說的人，比如榮祿。
整個朝廷，鮮有清醒看到世界范圍內已經被極少數最先覺醒完成變革的國家制定了游戲規則，這份強者為尊的規則正在覆蓋全球，中國絕不是例外。
朝廷無動于衷，直隸境內的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對局勢發展的擔憂和對滿清朝廷的不滿日益增加的列強駐華外交官們于4月6日再次發表聯合照會：限令清廷在兩個月內剿滅義和團，否則各國將代為剿平！
這是準備對一個主權國家進行武裝干涉的明確信號，可惜清廷沒有或者不愿意清醒地認識這個信號的意義。
七天后，俄法英美等國的軍艦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舉行了示威式列隊航行。
這個時候，也就是徐世昌受袁世凱委托進京就山東剿匪一再失利進行高層斡旋的時候，直隸首府保定府附近的一個村莊里，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民教沖突。因為一次演戲，不信教的村民請來了義和團，一夜之間，三十戶教民遭到了徹底的洗劫，三十戶人家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殺。
消息傳到北京，一位叫法維埃的法國主教給法國公使寫了一封信：局勢已經日益嚴重和危險。在保定府，七十多個基督教徒被屠殺﹍﹍北京周圍已經受到包圍，拳眾日漸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個煙幕，義和團的目的是消滅所有的外國人，這個目的已經清楚地寫在了大旗上。義和團的同盟軍正在北京等著他們。以襲擊教堂開始，而以襲擊使館告終。甚至，襲擊這里的我們的日期已經確定，我們已經處在1870年天津慘案前夕同樣的險境。在這種情況下，公使先生，我認為我有責任要求您給我們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來，以保護我們和我們所有的東西。過去不很緊急的情況下，也曾這樣做過。我相信，我們謙恭的請求，您將惠允考慮﹍﹍
這位中文名字叫樊國梁的主教必將因為此信而在近代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跡。歷史的長河中總是不時閃現一些小人物，他們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就像一根導火索，點燃整個彈藥庫。
樊國梁已經來中國近四十年了，說一口地道的京腔，腦后甚至還留了一根和大清臣民一樣的大辮子，他不但是外國在華人員里的元老級人物，而且還是中國皇帝欽命任命的官員，皇帝竟然頒發上諭授予他二品頂戴，級別相當于總督、巡撫。必須承認，樊國梁這個中國化了的法國人對于中國的風土人情、禮儀風俗、民族性格和官場作風是完全掌握了的，義和團的興起和蔓延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覺，甚至聞到了一絲血腥的味道。令人驚奇的是，這位中國通準確地預料到了義和團接下來的行動：以襲擊教堂開始，攻擊使館結束。
5月20日，各國公使召開了第四次會議，參加國已經擴大至十一個國家：俄、英、美、法、德、日、意、奧、西、比、葡。會議由西班牙公使主持，他首先宣讀了樊國梁的信，盡管這封信各國公使已經認真讀過了。法國公使接著發言，他證實樊國梁的信是可信的，這個法國人在中國已經住了四十年，他的分析具有無可爭辯的權威性。大家都看到了，就目前的局勢發展，在中國居住生活的外國人將要面對的危險怎么估計都不過分。
如果清廷有人研究過帝國主義國家對外國的侵略史，他們就會得出一個結論，每一次入侵，最困難的不是武力不足，而是借口不足。就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而言，列強可以找到的入侵借口真的不多：中國沒有武裝進入他國開辟自己的勢力范圍，沒有在海外挑起過任何一起武裝糾紛，更沒有占領過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哪怕一寸土地！中國實在是太規矩了！垂涎這個巨大東方市場的列強可以找到了入侵理由實在是太少了！
但是，現在有了！
參加公使會議的各國公使們心里都抑制不住興奮。他們清楚，盡管傳教士和商人的生命會受到損失，但局面恰恰是他們愿意看到的。義和團幫了他們一個大忙！事態的不斷擴大使得他們在將來可能進行的武裝干涉時可以理直氣壯。
這個時候，公認的世界第一強國不是蒸蒸日上的美利堅，而是日不落的英吉利。老資格的英國公使竇納樂看出了與會同行們的躍躍欲試，出言道：各位應沉著應付，靜觀事態發展，不要操之過急。
美國公使立即贊同英國人的提議，隨即，各國公使都正確理解了英國同行建議中的含義。最后，法國公使建議出一個文字的東西，于是有了一份類似于《戡亂法》的東西，發給了清廷政府，這份違背外交原則代替主權國家意志的玩意兒，一共六條，要求清廷以前所未有的嚴厲態度鎮壓拳匪，凡是鎮壓不力，導致外國人生命、財產損失的當地政府官員，必須予以懲罰。要求清廷政府在北京、直隸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這些條款，務必做到人人知曉。
這是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清廷答復的時間為五天。
接到照會的清廷被嚇壞了。滿清政府晚期的外交基本上體現了這樣一個規律：傲慢無視到驚慌失措。就像一個不知輕重的小孩子，惹事之前天不怕地不怕，惹出事之后就嚇的發抖，幾乎要崩潰。
清廷這一次的動作倒不慢，立即發布了一系列鎮壓義和團的公告，包括以步軍統領、監察院和順天府衙門的名義聯合發布的維護京城安全的《禁拳章程》和《告示》：嚴格禁止練拳，并派出武衛軍武裝彈壓。
但晚了。不管朝廷是不是真的要鎮壓義和團，局勢的發展已經到了失控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