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局的政體方案定不下來，直接影響到政務局政府機構的設計，方聲遠對宣傳局存了一肚子意見，盡管臨近婚禮，方聲遠還是抽出很大精力來與宣傳局溝通。他給自己定位是內閣總理，內心當然希望實行宋教仁主張的責任內閣制，但又限于身份不好明言，只能催促洪粵誠的進度盡可能快一些，別將別人的路都擋了。洪粵誠卻認為政府的組建與此關系不大，該設那些部局你們設置便是，何必盯著這邊？大帥不是已經組建北京市政府以及國安、兵工兩署了嗎？教育部事實上也成立了，也沒有征求過宣傳局的意見，那本就是你們那邊的事，咱們各搞各的。
方聲遠反駁道，你說的輕巧！各搞各？怎么能各搞各？大帥一再說我們兩家要通氣，總統制和內閣制如果沒什么區別，你們爭吵什么？這就像一個人，腦袋當然是最重要的，有什么樣的腦袋就要配什么樣的四肢，難道可以拋開大腦不顧嗎？
兩邊都是滿腹怨氣。
龍謙不大理會兩局的爭吵，或許覺得吵一吵也不是壞事，最近他一面通過總參盯著北方軍區，一面將注意力轉到了農業方面。
對于農業的認識，龍謙比他班底的絕大多數人要深刻的多。中國雖然是一個地道的農業國，歷代統治者好像都很重視農業，理論上農民的地位并不低，士農工商嘛，農民竟然排在了第二位。士大夫們至少口頭上不歧視農夫。“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就懸掛在很多高門大宅的書房里，“耕讀傳家”四個字更是成為無數有地位家庭的門匾，但實際上農民的境遇非常悲催，蓋因這個傳統農業大國的正稅便是農稅，而水利設施基礎投入的不足，對農業科研的漠視，土地的兼并劇烈，以及逐步增加的正稅以外的無數雜稅都不會放過農民，令無數的農民瀕臨破產的邊緣。
糧食問題從來就沒有真正解決過。如遇荒年。逃荒要飯家破人亡的慘劇是難以避免的。增產糧食是歷任統治者共同的夢想，但實際上效果極差。背后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兼并的加劇抑制了增產，在農業社會里，土地被視為最珍貴的財富。權貴對土地的掠奪從來沒有停息。這是導致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
教訓是深刻的。歷代王朝覆亡多是因土地兼并導致的流民暴動，不能說繼任著認識不到這點，但從來難以改變這個怪圈。
龍謙在經濟局內設了農業處。目的是探索一套拯救農業的政策措施。這方面的設想他跟陳超是談過的，陳超算是龍謙班底里少數可以與他探討農業問題的人，但陳超給他推薦的鄧公超卻讓龍謙失望了。農業處成立兩個多月，鄧公超拿不出一個讓龍謙眼前一亮的辦法。
投入巨額資金向農業想也不要想！靠工商來反哺農業還是無比遙遠的事情，或許在龍謙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怎么會提出如此愚蠢的建議？興修水利是沒錯的，國家哪里來的錢去全國大修水利？培育良種也沒錯，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龍謙要的是解放農村的生產力，就像他所知道的故事一樣，用土地政策的改變來促使農業來一個大翻身，明顯地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在解決民眾溫飽問題之后，還要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的支持。
鄧公超顯然完不成這個任務。這個人品德不錯，或許可以當個縣長，但絕對不勝任指導全國農業革命的重任。做什么事都有一個方法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路徑就是人才，方法要自己尋找，而不是依賴上面。就像寧時俊籌建海軍一樣，必須有自己的思路，而且要保證思路符合最高領袖的總體框架。
龍謙斷然換掉了鄧公超，將其打發回了山東，他選擇了民黨成員于右任來接鄧公超的班。
于右任是年三十一歲。他是同盟會員，但在同盟會不算是大人物。去年吳念第七師兵臨西安促使西安兵變發生，于右任被捕，被拘押了一個多月，隨即被點名釋放，被“護送”到北京，龍謙接見西安兵變中的有功人員時召見了他，跟他單獨談了半個鐘頭。這是很高的待遇了，因為大多數人沒有機會與這位國家的新主人單獨談如此長的時間，隨后于氏被安排至經濟局農業處工作，擔任了鄧公超的副手。
鄧公超被免職后，龍謙與于右任又單獨談了一次，聽了他對農業工作的看法，認為其人可用，于是又花了一個半小時講述了自己在農業上的基本設想，隨即委任其為農業處處長。
龍謙給農業處的任務有三條，一是用抽樣的方法對農村土地及農民收入進行調查；二是組建大型的國有農墾農場；三是出臺土地方面的政策。
于右任按照這三個方面的要求展開了工作，年前他用一個月的時間跑了山東及內蒙，春節前根據龍謙的指示又帶人去黑龍江走了一趟，春節都是在關外過的，正月十五前回到北京，向龍謙匯報了調研的情況。
于右任肯定地說，在北滿成立大型國家農場是可行的，吉林不必說，黑龍江北部有大片的荒地，人煙稀少，土地肥沃，滿洲大豆是出口極為暢銷的農產品，供不應求，所缺的只是人力和資金而已。他還指出，在黑龍江及吉林北部組建國家農場對于鞏固國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建議龍謙學習歷史上軍墾的辦法，一舉數得。但他對龍謙反對在內蒙墾荒表示不理解，在他看來，內蒙已有不錯的基礎，放棄太可惜了。于右任還找出了滿清近十年來內蒙屯墾的資料，試圖說服龍謙第一步經營內蒙。然后再徐圖北滿。因為北滿的土地雖有，但條件太艱苦了，很多地方——齊齊哈爾副都統轄區、墨爾根副都統轄區簡直就是荒無人煙，更不要是更北面的黑龍江副都統轄區了。氣候問題，道路問題，人口問題都限制著開發。
“開發”一詞是龍謙的發明，于右任覺得很傳神貼切。
“總統，內蒙的情況要好的多，為什么放棄已有的成果？太可惜了。”
龍謙沒有回答于右任的提問，埋頭翻閱著于氏整理的關于內蒙墾務的資料。他沒有問這些資料是出自戶部檔案還是來自其他地方。魯山進京后接管了滿清六部檔案——他們沒有銷毀。也沒有帶走，基本完整。
在內蒙實行農墾是因為庚子賠款的壓力。當初山西巡撫岑春煊就上奏清廷，開墾蒙旗土地以解決財政虧空問題。剛從太原返回北京的慈禧立即降旨，著派貽谷馳赴晉邊督辦墾務。貽谷是滿族大臣。時任兵部侍郎。辦法是將蒙人合適種植的牧場低價收回來。在租給漢人務農，一轉手就是大筆的銀子進賬。
1902年5月，升任綏遠將軍兼理藩院尚書的貽谷抵達張家口。組建了近代公司形式的清丈局和東西路墾務公司，在東起察哈爾左右兩旗，西至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南到長城，北至外蒙古的廣大區域內實施墾務。
貽谷甩開膀子大干起來，跑馬圈地，誰不對付就直接強征，抓了一批不服氣的蒙族首領，還將鬧事的丕爾丹砍了頭。
貽谷搞了六年，據說成績不小，但實際上繳中央財政的錢并不多，清丈局和墾務公司的賬目亂成一團，貽谷本人被查，本來要流放新疆，最后則去了四川巴塘。據于右任的調查，內蒙墾務已有相當基礎，應接手繼續搞下去。
“我不同意繼續在內蒙墾荒的理由你想不到，”龍謙放下了于氏整理的報告，對于氏那手堪稱精品的蠅頭小楷欣賞不已，“于先生，理由很簡單，環境。如果大規模廢草原而種地，必將導致土地的荒漠化。內蒙不同于北滿，兩地情況完全不同。我們不能只顧眼前不顧將來啊，你一定想不到北京漫天風沙是什么景象。”
“環境？”于右任真的迷惑了。按照他的測算，內蒙的墾務工作真正見成效之后，每年的產糧足以供應邊疆駐軍了。
“是的，環境。當然也不是一概而論。河套地區適宜農耕，那就搞下去好了。其實，”龍謙親自給于右任泡了一杯茶，讓這位陜西青年受寵若驚，“我們面臨的糧食問題并不嚴重，我們有多少人口？五億打足了，雖然我沒有翔實的統計資料，但我敢說，只要每畝耕地提高產量100斤，溫飽無憂矣。邊疆屯墾不只是為了糧食，你看到了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戍邊，也有改善人口布局的功效，這不是主要的，關鍵是將農業被壓抑的生產力解放出來，魯南山多地少可以解決自身的糧食，甚至可以為軍隊提供余糧，其他地方沒有理由做不好。你去山東待了時間不短，有什么感想？”
山東是的老窩，農業處目前20余人有一半是來自山東，山東的一半是來自魯南，足見龍謙對魯南的欣賞和重視。之前于右任認為這不過是感情問題，為提供人力物力的魯南當然要在新朝得到最大的紅利。但于氏調查了魯南之后，承認魯南確實有值得研究借鑒的地方，“回總統的話，感想很多，主要的有兩點，一是山東調查統計的資料甚全，一目了然，其次是沂州、兗州兩府農民的勢力極為強悍，士紳為之斂手……”
“哈哈，倒不如說規矩壞了，泥腿子當家。哈哈，”龍謙沒有細問于氏的出身，但既然可以考中秀才并留學日本，想必不會是一般的農家子弟，“小于啊，有兩個經濟學概念不知你聽說過沒有，生產力和生產資料？”
于右任搖頭。他跟龍謙接觸不多，但覺得龍謙口中的新鮮詞語很多。
“生產資料比較容易理解，就是生產的本錢嘛，土地，耕牛，農具都是，工廠的機器廠房也是。生產力就復雜一些了，關鍵的就是人。就是從事生產的人，當然，還有科學技術，也應歸于生產力的范疇。我講一個原則，你回去想想看是不是正確，當生產資料和生產力處于分離狀態，生產的效果就不會好，反之就很好。以農業為例，雇農耕種地主的土地，與自耕農耕種自己的土地。兩者有何區別？”
這個不消說。于右任認為很簡單，“當然耕種自己的土地要經心的多。”
“是的，因為后者是生產力與生產資料的完全結合，而前者不是。種什么作物。什么時候施肥。什么時候澆水。給自己干跟給地主干是不一樣的，或者不經心，或者說了不算。據我所知。關中有很多種植鴉片的，多是地主的授意而不是雇農。你可能會說雇農也很經心的，因為交納了地租后剩下的就是他自己的了，但地租過高會影響農民的積極性，這個不需要爭論，是鐵定無疑的事實。”
于右任明白了龍謙所說的含義。魯南確實與其他地方不一樣，地租低，地主的平均占地也少，那都是鄉村自治帶來的結果，也因為魯南的工業興起，將大量的人口吸引到沂州兗州從事工業的背后，是士紳對工業的投入，不少地主以官府規定的價格出售土地給官府，籌集資金投入了工業，為沂州鋼鐵、中興實業提供中間產品，這部分被官府土地又租給或者賣給了農民……以此緩解了土地兼并的壓力。
“魯南或者濟南府的情況特殊，恐怕不能推廣至全國。”
“為什么不行？農業處就是農業部的骨架，我是準備設立一個農業部的，或者將農林部也可以。我
我們不解決農業問題就站不住腳，肚子吃不飽談什么建設？限定土地占有的數量，規范土地流轉的價格，高價征收超出標準的土地稅，迫使地主選擇出售土地，低價售給或者租給無地的農民，鼓勵地主將獲得的資金轉入工業……這就是農業處應當出臺的主要政策。你已經看到了統計調查的威力，各省的情況有所不同，東南數省跟西北就不能是一個標準嘛。可惜鄧公超搞了好幾年的鄉村自治，竟然轉不過這個彎子！開口閉口都是困難，沒有公開反清都能搞的東西，在我們掌握全國政權后反而不敢搞了，這是什么道理？我承認地主的土地并不全部來自巧取豪奪，有一大批地主是靠勤勞致富積累的，但土地集中于他們手里就不會提高糧食產量！這個你不要懷疑了，只有將土地給了無地的農民，才能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按說我國的農業歷史最長，反而搞到吃不飽肚子的地步，豈不荒唐！”
于右任低頭琢磨著龍謙的話。顯然，龍謙要用強力手段解決土地占有不均的問題了，均田是農民的理想，可是，要制定多高的標準？100畝？200畝？超過的征收多少稅？地主不干怎么辦？
許久，于右任抬起頭，迎上了龍謙的目光，“總統，自古士紳是維持統治的基礎，您這個政策出臺，必然得罪天下士紳……”
龍謙冷笑一聲，“誰說士紳是國家穩定的基礎？蠢話！或許過去是，今后絕對不是了！你說的沒錯，統治需要基礎，新中華今后依靠的是軍隊，是農民，是工人，是大批擁護新政府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地主劣紳。只要新政府讓所依靠的這些人受益，幾個心懷不滿的地主能翻起什么浪花來？我們要制定的農業方面的政策就是打破土地的壟斷，進而解放大量被土地束縛的農民，讓他們解脫土地對人生的束縛，有機會進入城市從事工商，為發展工商提供無盡的人力資源。”
于右任默然。
“當然，還要引進科學種田，培育良種，教會農民科學種田，進而積累資金興修水利，改善交通，增強物資的流動。南方的水果便宜到死，北方卻吃不上，就是流通問題。但前提是打擊地主，解放農民。”
“這樣的話，中樞統一政策怕是不妥。”許久，于右任說道。
“是的，各省的情況不同，不應該劃定統一的標準。但時間不等人，我預定在四月開國會，關于農業的基本政策要上國會討論一下，所以你們的抽樣調查要抓緊。不能只靠農業處的幾十號人，要讓各省也動起來，經濟局有權發號施令嘛。中原地區如河南，西北如你的老家陜西，我的老家山西，廣東、安徽、江蘇、浙江、四川以及兩湖等人口大省都要完成調查，取得相對可靠的數據以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