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使團過了幽州，繼續南行，不久之后離開遼國，進入雄州地界。這里是大宋北方防御橋頭堡，宋遼使臣往來的必經之處。
失去了燕山屏障之后，為了防止契丹鐵騎南下，宋朝付出的代價和辛苦就更大了。無可奈何之下只得人為制造屏障，雄州一帶沿著宋遼邊境，在天然河道水域基礎上，大肆挖掘，修建塘泊。硬生生地人為造就出數百里防線，利用塘泊沼澤來阻止遼軍騎兵。
以步兵防御騎兵，還是無險可守的情況下，也只能用這等方法了。相當艱難，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一有風吹草動，邊境駐軍便枕戈待旦，效果也難免打折扣。
即便如此，老天爺也很不給面子，一點也不垂憐辛苦的宋朝守軍。連續多年，黃河數次決口，改道北流，儼然成為宋遼兩國界河。黃河帶去大量泥沙，使得宋軍辛苦挖掘的塘泊日益淤積，使得本就脆弱艱難的防線雪上加霜。
由此可見，幽云十六州對于宋朝的影響何其之大？收復燕云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也隨之不斷提高。
林昭心中的念頭越發強烈，或許是該做些什么了……
一路南歸，河朔的大水已經退去，但災害影響卻并未過去。許多百姓依舊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生活極為困苦。尤其是在冬日嚴寒到來之后，就更加的可憐了。雖說朝廷已經調運物資賑災，但一時之間哪能面面俱到，有所疏忽是難免的。
一路上看到種種慘狀，更讓人唏噓感慨。治河救災，富國強兵這些問題也都日益嚴峻。好在宋神宗似乎已經意識到了這些問題，有意支持王安石進行改革變法，做大有為之君。
說實在的，對于宋朝的文化和軍事方面的歷史，林昭多少有些了解。但對于王安石變法卻知之甚少，僅有的了解可能只限于中學歷史教科書。
變法內容看起來似乎都是好的，要是能認真實施，是否真能起到富國強兵的作用呢？
可惜在原本的歷史上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至于原因，難道真只是因為觸犯他人利益，受到抵制嗎？那么歐陽修、蘇軾等一批有識之士何以也要反對呢？也許王安石那邊也是有問題的……
只可惜前世對此了解不多，此時兩眼一抹黑，只能等變法開始之后，親自探索才知道。
林昭也明白了一個道理，穿越者牛逼也是有限的。
若非歷史專業人士，哪能事事了解的那么仔細。在大的歷史走向，些許創造發明上是有優勢的。但朝堂風云，律法改革方面，還是差了一些，有時甚至不如一些有遠見的精明古代人。
原來穿越者的光環也不是無所不能的，林昭潛意識的優越感微微有點受挫，看來是得虛心學習才是……至少在王安石變法這件事情上，并非高瞻遠矚之人，更多是個探索者……
不過此刻的林昭對變法多少有些期待，自己能走上仕途也是王家父子幫助之故，予以回報也是應該的。
林昭心中暗想，不若先跟著王相公干上一段時間？看看能不能幫忙改進，促成變法落實。何況至少在未來幾年，拗相公王安石可是大宋朝的風云人物，大權在握。暫時跟著他，對自己的仕途發展也會大有裨益的，嘿嘿……
自雄州南下，有大宋軍一路護送，經過真定府，過澶州，于十一月中旬終于回到了汴京。
出使三個多月，勞累辛苦，壓力重重，還經歷了生死危險，已經是相當的疲憊。因而看到陳州門，回到闊別許多的汴京，油然而生的熟悉與放松讓他們極為享受。
雖然很想直接回江南居，美酒佳肴，休息享受。可職責在身，必須先向朝廷交差。出使情況匯報的奏章和《語錄》在雄州時便已經快馬送回，想必官家和相公們已經了然于心。
當然了，一般情況下，皇帝還會再接見使臣，表示慰勞賞賜，并詢問一些細節。可是林昭等人進城之后，消息送去皇宮和兩府，回話卻讓他們有些驚奇，有些失望。
官家和兩府的相公們正在議事，暫不接見，改日另行宣召。
這算是怎么回事？
曾鞏臉上浮現出迷惘之色，張宗益則悶悶不樂，大有一副功臣受冷落的感覺，唯有林昭樂得清閑。如此正好，哥就先回去休息休息，許久不見表妹和孟小姐了，不知他們都還好嗎？一會回去給他們個驚喜……
皇宮紫宸殿，接到使團回京的消息，皇帝趙頊還真想立即接見。他已然看了出使奏報，知道此番趕上遼國叛亂，經歷不同尋常，正想仔細詢問，滿足一下好奇心的。
可是眼下根本就走不開，兩府的相公們、翰林學士、御史臺、大理寺、刑部等諸多官員，正在激烈辯論，吵得不可開交……
趙頊聽的實在煩悶，因為辯論的主題實在有點特殊……
大臣們爭論的不是治國方略，重大政令，而是一樁案件，一樁地方上很普通的刑事案件。
普通的案件能拿到皇帝面前，讓大臣們吵得不可開交，那這案件還能普通嗎？可是案件的本身確實并不復雜……
熙寧元年八月，登州有一女子名阿云，父母亡故，由家中尊長許配給一個名叫韋阿大的男子。韋阿大長相丑陋，容貌清秀的阿云心中很不樂意，便趁其晚上獨自就寢于田舍之時帶刀去殺他。
因阿云力氣小，十余刀未能將其砍死，只斷其一指。案發后，官府抓不著兇手，便懷疑是阿云所為，將她抓起來審問，在將要動用刑訊時，阿云全盤招供。
表明上看只是個傷人案，卻有謀殺未遂的成分在內。宋朝的法律規定很明晰，以及古代的禮法情況下，兩個當事人之間有特殊關系，使得這個案件就更為復雜了。
《宋刑統》有明確規定，謀殺親夫屬于惡逆，是十惡不赦的死罪。同時訂婚和案件發生時，是阿云母親的守孝期，屬于不孝，在講究忠孝的古代，這無疑是非常嚴重的罪名。
如果以這兩條罪名判決，阿云必死無疑。但登州知州許遵是個仁善之人，不忍阿云一個弱女子就此慘死。認為阿云與韋阿大只是訂婚，并未成親，故而不存在謀殺親夫一說。同時認定阿云是主動交代犯罪事實，有自首情節，死罪是可以免除的
案件上報后，審刑院、大理寺卻以違律為婚、謀殺親夫的罪名判處阿云死刑。但許遵上奏認為：在官吏傳訊被告時，如果被告能主動供認犯罪事實，應該按自首論處，減二等處罰。此案經刑部復核后，奏請皇帝裁決。最后，皇帝趙頊特頒敕令，免除了阿云死罪。
事情到這里也不算不上什么，可是刑部不接受，拒不執行。恰好此時，登州知州許遵調任大理寺任職，便堅持己見，認為阿云不應予以重判。監察御史里行錢顗隨即上書，彈劾許遵判案不公，案件再次交由圣裁。
皇帝趙頊很是無奈，只得將案件交給翰林學士商討，于是乎司馬光和王安石兩人參與進來，一個普通的案件就變成了綿延許久的朝堂激辯。
根據《宋刑統》規定，謀殺人時，“於人有損傷，不在自首之例”。司馬光即以此條為法律依據，將《宋刑統·名例》中所注：“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一條中的“因”，解釋為數罪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即在犯為盜、劫囚、略賣人之類的罪的同時又殺傷人的，適用自首并免除上述之罪。顯然，這里并不包括“謀殺已傷之罪”。因此認定，阿云還是應該判死罪！
偏巧熙寧元年七月皇帝下發過一道詔書：“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這與《宋刑統》中的規定產生了沖突。許遵、王安石等人認為，應以詔旨中的所稱作為量刑時加以考慮的情節，才能公正處理此案。按律斷刑顯然對阿云之獄的量刑過重，應當從輕發落。
雙方各持己見，已然吵了數月之久，并且一直持續發酵，牽涉愈發的廣泛。誰也不曾想到，一個小女子在大宋朝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