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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經曰過：己所不欲勿施為人。而大明朱皇帝朱濟世現在的所為就是和圣人之言相悖，他現在是己所不欲全施與人！比如將儒家理學這種好東西輸出給東南亞各族人民而自己卻在中國拿儒家士大夫的花崗巖腦袋開刀。
而這樣的行為，當然會遭到一部分有正義感的儒家士大夫的反對！這一點朱濟世是早有思想準備的。
當俄羅斯帝國在東亞的擴張被日本武士的神風自殺船打敗之后，大明國內的注意力終于轉回到了科舉改革這件關系到千千萬萬人仕途的大事上面來了——相比之下討伐安南不臣之國根本就是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而且現在大明的儒生士大夫和明末的士子還是不一樣的，不是同自身利益密切相關，誰也不會去踩皇帝老子的尾巴。
就在朱大皇帝準備以迎娶琉球女王的名義前往日本時，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就忽然揭開序幕了。
這場風波開始的地方是四川，導火索是四川科舉考試。四川是和江南差不多時候落入朱明手中的，但是大明朝廷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暇顧及四川的事情，并沒有在四川推行“秀才為官，官衙下鄉”的政改，而是沿用了官府——衙役——士紳——民眾的管理模式，也沒有在四川開科取士。直到1850年上半年才開始籌備四川全省科舉。
有科舉可考對讀書人來說本來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為科舉和教育改革的實行，這一次四川科舉所考核的內容已經不限于《四書》《五經》和八股文章。還加入了算學、西學、兵學等內容。而且還在科舉考試之前在《大公報》、《大明時報》的四川版上面，還有四川各府學、縣學的大門口新樹立的告示牌上公布了科舉改革內容。又推出了一批內容簡單扼要的西學、算學、大明律法和兵學書籍給參加準備參加考試的儒生當做復興材料。但還是遭到了四川儒生們的強烈反彈——和兩江、兩廣、閩浙和湘湖相比。這個時代的四川更加封閉。四川籍儒生士大夫的頭腦也更為保守。而且因而對新學的反對聲也遠遠超過兩江、兩廣、閩浙和湘湖。
不過這些四川讀書人雖然反對新學。但是卻很快學會了用報紙進行斗爭的路子。而且還創造性的發明了貼“大字報”的方式！幾乎每個縣城的城門口都貼滿了出自當地士林領袖之手的“大字報”，內容無一例外都是攻擊新學的。
緊接著，又有四川士林領袖在全國性的舊派報紙《學報》四川版上刊登文章，號召全川士子罷考，還要組織四川士子去應天府向朱皇帝請愿，要去尊孔崇儒，停止以西學亂中華之舉。
變亂很快就蔓延出了四川，下一步同樣要舉行科舉考試的貴州、廣西還有還在軍管下的河南、山東、山西、北直隸各地的士子也都聞風而動。串聯起來或上書官府，或聚眾抗議。甚至連思想比較開化的湖北、安徽兩省都發生了部分儒生沖擊新式學校的事件。湖北巡撫常大淳還上奏朱濟世，請求暫緩開辦湖北官學堂和武昌濟世書院。而在四川督軍的韓四則密折上奏，請求出兵平亂，逮捕帶頭鬧事的儒生，還要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這次的“守舊勢力”的反撲雖然早就在朱濟世的預料當中，但還是讓他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這次四川的亂子究其根本還是皇上改革科舉的步子太猛了，天底下的讀書人一時接受不了。如今天下還沒有一統，國外又有強敵環伺。國內還是應該以求穩為上。”
謹身殿內，首席大學士駱秉章侃侃而談。駱秉章的思想也算是開明的。但是身為傳統儒家教育出身的精英，對西學還是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只是礙于朱濟世的威權而不得不推動科舉改革，現在遇到阻力自然就想到退讓了。
丞相左宗棠卻不以為然，出聲反對：“只會做八股文章的士子要來何用？如今朝廷行的是‘士人治國’而非‘士人治吏’。若不通實學，只知八股是做不了事情的。兩江、湖廣、閩浙和廣東的官員都是用八股文章考出來的，有幾個能做事？連本鄉本土的事情都管不好，將來還能有大用？”
他倒不是支持西學，而是身為宰輔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得力的公務員隊伍。如果不考一些經世致用之學，選拔出來的官員只會做八股文，不會做事情，他這個當朝首輔怎么做得下去？
右丞相鄭洪剛從日本回來，對日本中下級武士的能力極為欣賞，因而就拿日本的所見所聞舉例支持左宗棠。在他看來，不少日本武士的儒學水平并不比中國儒生差多少，但是他們的辦事能力要強太多了，還能文能武，關鍵時刻可以挺身而出保衛國家。所以中國的儒學教育應該從日本的武士教育中吸取經驗，重視實學。
駱秉章卻惱道：“王爺，現在的問題是四川士子罷考，河南、山東、山西、北直隸各地的士子也都不穩，連湖北、安徽都被波及到了，如果不退一步，只怕地方政局都要亂起來！”
鴻儒院大學士潘曾綬也附和道：“不如且退一步，待到西北平定之后再許圖改革吧。眼下西北形勢相當不穩，聽說太平天國的新任恭順王奕詝已經率部離開蘭州，有背叛太平天國重建滿清的苗頭。蒙古方面的形勢也不大穩定，渤海公奕欣對咱們往渤海地面上殖民的做法也頗為不滿……眼看西北、蒙古、東北都會有變亂，如果國中的士子再鬧事情，國家危矣！”
身兼殖民地部尚書的鄭洪顯然也知道渤海國方面的抗議，搖頭苦笑著。
剛剛當選立憲議會議長的劉鵬嗯咳一聲道：“四川士子無非就是罷考，其實秀才為官、官衙下鄉的事情對誰有利？還不是四川士子自己！他們不考，咱們就從外地調些府縣官過去，繼續用吏員治民就是了。儒齋先生，你說呢？”
現在保皇會已經糾集起了一批政客議員，在立憲議會和八省公局中的勢力遠大于正道會。而立憲議會的議員們并不是后世那種議會民主國家的議員，現在的大明還沒有議會斗爭的土壤，這些議員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表達皇帝意見的喉舌而已——說起來朱濟世為大明立憲議會所設計的“納稅等于代表權”的制度也是有挺大后門的。根據財政部的預計，大明帝國各省（蘭芳算在廣東省賬上）當中，稅收最高的就是廣東省、南直隸省（含應天府），包括海關關稅和鹽稅在內，光復3年兩省預計的稅收分別高達4600萬元（其中蘭芳大公國就有1200萬）和3000萬元，占到南方八省總稅收的50以上。
所以朱濟世只要把持住這兩個省的公局，就能控制住立憲議會的話語權，而這兩省的公局又是以廣州府、蘭芳大公國、應天府、松江府等三府一國的公局為尊。因而大明立憲議會的控制權，其實就是由這三府一國所把持的，而這三府一國的經濟命脈又被朱濟世所控制！
現在劉鵬這個“民意代表”說話，眾人自然沉默以對，所有目光都投向御座之上的大明天子了。
朱濟世沉著聲緩緩地道：“駱卿、潘卿，爾二人去四川一趟，聽聽士子們的意見。如果他們覺得變動太猛可以科舉時間還可以再推遲一年。如果他們還不愿意考科舉就不考吧！科舉不考，四川的公局選舉也不必進行，用軍政治理就是了！另外，傳朕旨意，凡是三族當中有欠稅未交者不得擔任文職官員，不得參加科舉，不得參選公局和立憲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