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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問題的兩個核心，一是土地矛盾；二是農民和兩班地主之間的矛盾。前者體現兩班地主對土地的占有，以及利用土地對農民進行殘酷剝削。后者體現在兩班地主階級在農村的統治地位，以及利用這種統治地位對農民進行第二輪殘酷剝削。在這兩輪殘酷剝削之后，朝鮮的農民變長期處于毫無希望的極度貧困當中，這也是東學黨之亂的根源。
可以這么說，兩班地主對土地的過分占有和對農民人身的壓迫，就是壓在廣大朝鮮民眾身上的兩座大山。朕所建立的朱氏朝鮮，就是要徹底推翻這兩座大山，剝奪兩班地主的土地和特權，建立一個諸班平等，土地均分，人人得溫飽的新朝鮮。今日之會，不多虛言，當盡心于實際，將來新朝鮮之政權如何建立，朝鮮之土地如何平分，兩班地主之特權如何剝奪，這三件大事，乃砥定朝鮮萬事太平之治的根本！”
呃，這個話聽上去好像是朝鮮gcd的某一次中央會議……不過看這些與會人員的打扮，卻是一個個紅袍烏紗，好一副封建大員的模樣。而在主席臺上坐著的正在講話的人，更是龍袍金冠，不是大明帝國的資產階級反動皇帝朱濟世又是何人？
長春園淡懷堂正殿現在被改成了一個會議室，三百多個官員分坐左右，不僅有椅子還有桌子，頓時讓原本寬敞的空間變得狹小起來。朱濟世那中氣十足的聲音在正殿內回蕩著，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這是朱氏朝鮮第一次農村工作會議，與會的官員。大多是從散居在東北各地的朝鮮人中挑選出來。有一定文化水平。能寫會算，還能流利使用漢語的青年干部他們都是被奕欣掠去東北當包衣奴才的，其中成分很雜，什么班的人都有，也不乏兩班戶出生的儒生。不過在東北生活了四五年之后，他們已經和過去的身份徹底說拜拜了。現在又被大明朝廷挑選出來，準備分配到朝鮮各地去當官，也是朱氏朝鮮的基本盤。
朱濟世當了那么多年的皇上。權術手腕自然已經被磨練出來了。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在朝鮮不能只有一個集團的擁護，而且那些兩班豪門出身的官員的可靠性很成問題。所以必須要在他們之外，另外再扶植一批出身寒門的官員，就是這些從東北朝鮮人中挑選出來的官吏。
此外，朱皇帝還明白了一個道理，如何改革，都是拿別人開刀容易，拿自己開刀難！大明一個科舉改革，就磕磕碰碰好多年也沒有完全成功，更不用說平分土地了朱皇帝寧愿發動戰爭去搶地盤。也不愿在國內搞什么土地改革。不過拿朝鮮地主階級開刀就沒有什么難度了，反正是分人家的地。別說朱濟世沒有一點壓力，就是大明的地主階級朝臣們也不當回事兒。左宗棠在確信皇帝不會在大明搞土改后，就沒有再過問朝鮮的事情，而是忙活朝政和明年的“大恩科”去了。倒是皇室財團總經理恩格斯非常熱心的讓人從南京帶來了一疊關于太平天國土地改革成敗分析的報告，算是給朱皇帝做個參考。
“這是要動真格啊……”
崔益鉉也是兩班戶出身，本貫慶州崔氏，出生在京畿道抱川郡，14歲時拜朝鮮大儒金琦鉉和李恒老為師。一年后被入侵的奕欣所掠，編為包衣阿哈，不久之后大明北伐遼東，他也得到解救，但是卻沒有返回朝鮮，而是輾轉東北各地從事各種建設，最后被分配在黑龍江南岸的一個集體農莊當了農民。就在他以為自己這一輩子，就要這樣平平淡淡度過的時候，大明朝廷忽然在東北的集體農莊中招募斷文識字的朝鮮人去當官。于是不甘寂寞的崔益鉉就報了名，還順利通過了考試，終于成為了朱氏朝鮮的一名七品縣監了。
縣監一職聽上去好像和大明的縣令差不多，但實際上就相當于大明的鎮長。因為朝鮮國小，本身就相當于大明的一個省，這么點地盤有分了八個道，道之下還有府、州、郡，之下才是縣。所以一個縣管轄的地盤民眾也就相當于大明漢地的一個鎮，而且還不是一個中等的鎮。
“是動了真格啦，大明天子是要替我朝鮮掃除數百年來的弊政啊！”
坐在崔益鉉身邊說話的是名叫張濟民的朝鮮人。原來是七班賤民出身，從小給富貴人家的少爺當書童，因而識得些文字，現在居然也是個官了。
“沒錯，是數百年來的弊政！兩千萬庶黎，三千里江山，終有安泰的一日了。”
這樣的話，歷史上的朝鮮碩儒崔益鉉是無論如何不會說的。但是在集體農莊生活的幾年，卻讓他知道了農人原來還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不依靠士紳，也不懼怕官府，還擁有自己的土地（實際上是自己的），無論是共同勞動，還是分田單干（集體農莊的運營模式并不是固定的，不過一般情況下，銷售和采購是集體進行的），都能讓莊戶生活富足。
雖然時常要參加戰斗，還有人犧牲，但是這樣的付出，沒有人認為不值得。而且他所在的那個有500戶農民組成的集體農莊甚至連“教化”的工作也能承擔，由農戶集體出資開辦了私塾，讓他和另外幾個識字的農民擔當私塾先生，教莊子里面的孩子讀書識字。
既然一個沒有士紳地主，人人平等的農莊可以運行的比士紳統治更加良好，那么士紳地主還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而且這些士紳地主，對整個國家又有什么作用？就士紳集團的整體而言，他們就是文不能安邦，武不能衛國的書呆子，一群廢物！
這時候，端坐在主席臺上的朱皇帝還在繼續信口開河地說著“朱濟世主義”的道理：“實際上，朝鮮目前的等級和土地制度，對于兩班戶本身也沒有什么好處。這種制度是將兩班地主階級變成了一個不參加生產勞動的寄生階層，猶如中國的士紳地主和日本的武士。這個寄生階層，占到朝鮮總人口的10以上，是整個朝鮮社會的一大負擔，他們不會創造任何財富，大多數人也沒有官職，除了剝削農民，就是坐吃山空。而且這10的人口，乃是國之精英，一國精英，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只是讀些無大用處的儒家經典，與國于民有何益處？難道便是在履行圣人的道理？
因而，此次朝鮮土地改革之后，不僅原有的等級制度要全部廢除，實現諸班平等。而且朝鮮的科舉取士和儒林書院也要改革。取士要人人平等，同時還設立年齡限制，到26歲為止。超過這個年紀，就不要再考科舉了，去做些別的事情，種地也好，做買賣也罷，都比枯坐家中讀死書要強啊。”
原來朱皇帝是將大明的科舉改革搬去朝鮮了。朝鮮事事都以中國為師，所以這個國家的毛病也和中國差不多。整個社會的精英變成了百無一用的文人士大夫，當然讀點圣賢書也不是不好，但是不應該讀一輩子啊！如果一國精英都捧著幾本死書讀到死，這個國家能富裕發達嗎？朱皇帝可不希望自己的兒子一輩子統治個窮得叮當響的朝鮮，然后學后世某宇宙強國的領導人，隔三差五去朱國雄那個胖子那里打秋風，這樣也太凄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