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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的官很多嗎？
那是當然的！在朱氏朝鮮掃蕩了李氏朝鮮的參與，順道還搞了諸班平等和土地改革的同時。在朝鮮監國李翰章和朝鮮領議政閔致祿的主持下，重置了朝鮮的各級地方政府，同時又舉行了一場科舉考試以招募官員。
經過重置后的朝鮮地方從原先的8道變成了13道，下面除了府、郡、州、縣之外，又增加了“鎮”這個最低級別的行政機構。由于朝鮮的縣本來就比較小，下面的“鎮”的規模自然也不大，大約就是管理十幾個村子，幾千名百姓。而為了管理這些百姓，每個鎮子都有至少十名有品級的官員和二十名沒有品級的差役。整個朝鮮，光是近2000個鎮，就需要兩萬名官員和四萬名差役！再加上府、君、州、縣四級地方官和朱氏朝鮮的中央官員，總數在十萬之上，這樣官僚隊伍的確是有些龐大了……
不過，這樣龐大的官僚隊伍卻是朱氏朝鮮維持統治所必須的！
“羅大人，恩大人，你們不了解我們朝鮮的情況，現在朝鮮的兩班豪門已經蕩然無存，鄉村當中再沒有豪門大戶，都是差不多的小門小戶，官府不可能再通過大戶治理小戶，只能直接出面管理，通常一個鎮子都有四五千百姓，兩三萬畝耕地，另有一些工匠商人之家，沒有三十名官員差役如何管得過來？”
在白龍島海關監督衙門里面，一個姓樸名正南的朝鮮四品海關監督，正用一口洪武正韻在和朱濟世、恩格斯這兩位大明皇室財團的“大官”，解釋著朝鮮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官。這個朝鮮四品官按照他的說法是潘南樸氏，祖上是新羅王朝的王族，在東學黨之亂前也還是大戶人家。而他是在東學黨之亂時是站在朱氏朝鮮一邊。所以才得了現在這個差事。
不過這個五短身材的矮胖子對現在朱氏朝鮮混同諸班，平分土地的政策，卻是頗有一些微詞的。而且還說得很有道理。
“以往我們朝鮮效仿中原，搞的是王與士大夫共天下。官府只到縣。縣以下都由地方名門管理，一縣之官其實只需和幾十個兩班名門出身的大族之長打好交道，就可以把所有的政務都辦妥了。朝廷的稅負自有他們代征，地方的治安自有他們維持，就連教化百姓的書院私塾也都由他們主持。因而一縣數名官員，十幾個差役就足可以應付局面了。”
說著話，這姓樸的胖子就是一嘆：“但是如今朝鮮混同諸班、土地平分，原本的高門大戶全都威勢無存。無法再替朝廷維持地方。因而一切事務，都需要官員自己去辦理。如此官員數量當然要大增啦！
比如現在一鎮的十名官員，二十名差役，看起來不少，可是卻要負責征稅、征役、捕盜、教化（教育），根本忙不過來。如果再按照原來的老辦法，一個鎮的地盤上，至少有十家兩班大族的上百名子弟可以驅使。那時是以百人管數千人，而如今是是三十人管數千人啊！要是再少，事情還怎么做啊？”
好像還真是這么回事兒！
朱濟世端起放在一張白木桌上的茶盞。品了一口好像用樹葉泡的綠茶，思索著對恩格斯道：“弗里德里希，這個朝鮮人說得不錯……士紳其實就最低級的封建主或是編制外的官僚。沒有他們的幫助，依靠少量官員是根本沒有辦法治理如此眾多的百姓。現在朝鮮的官民比例，包括士兵在內，不過是1：70，其實也算不得高。在日本，為了治理2700萬人口，可有45萬領俸祿的武士，還有數量更多的不領俸祿的武士，官民之比高達1：50。而在大明。因為漢地的一部分士紳仍然在維持地方，所以才能用三十多萬個官。治理四萬萬幾千萬之人民。”
現在的大明、日本、朝鮮，大概是三種不同的治理模式。大明其實還是官紳共治。只是官的比例在逐漸提高，而紳則在漸漸淡出……由于朱濟世只是部分剝奪了紳的政治特權，而沒有剝奪他們的土地，并且實行本地人做本地官，使得那些做了官的士紳可以非常有效的治理地方。
日本所采取的則是典型的封建制，封建主多得要死，狼多羊少，下面的羊苦得不行，但是卻根本沒有反抗的能力，所以日本的亂子大多是武士之間的斗爭，老百姓總是被牢牢壓制的。
現在的朝鮮，朱濟世利用大明帝國的強權和朝鮮連年的動亂，一舉將原有的士紳階級掃蕩一空，不僅取消特權而且剝奪了他們的土地，使得他們徹底失去了控制地方的力量。于是，所有的責任就一下子全都落到了朱氏朝鮮當局的身上。
而用十三四萬官（士兵、差役）對不到千萬人口的朝鮮而言，當然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了。現在朝鮮農民大約40的收獲，都要用來繳納各種各樣的賦稅和攤派，日子雖然比過去李朝時候要好，但還是緊巴巴的。
“怪不得太平天國和李闖政權都沒有辦法建立起真正鞏固的根據地，原來是官員數量不足造成的！”
朱濟世看了看這個收了皇室財團300塊錢賄賂的朝鮮四品貪官一眼，心想，“還好自己沒有頭腦發熱去學后世的那位偉大領袖搞土地革命……這土地革命，根本就不是自己這種水平的造反派能夠玩得了的！一個土地革命，意味著要用至少占人口比例1的干部去取代原先占人口10左右的地主富農。這個數字在中國，就是起碼450萬干部！！！就算每個干部平均一年只要開銷100元，也要花掉4.5個億！現在大明朝廷中央加地方，一年都未必有3個億的財入。而且450萬干部又要如何培養？如何產生？想想都是一件讓人頭疼異常的事情。
看來自己在朝鮮搞得這次‘土地改革’實驗之所以能成功，完全是因為朝鮮人對中國這個壓在他們頭上幾千年的龐然大物心存畏懼，不敢反抗。以后再別的國家，可千萬不能再怎么搞了。”
恩格斯這時則掏出一本厚厚的筆記本和一支鋼筆，在上面記錄著什么，似乎是在白龍島一游的心得體會。很顯然，到朝鮮的第一天，就讓他發現了一個過去有些忽視的問題——官僚機構有可能替代地主和資本家成為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剝削者。在朱氏朝鮮，這樣的情況已經很明顯的出現了。原來朝鮮兩班地主從農民那里收取50到60的收獲作為田租，而現在朝鮮官府從農民那里收取40的收獲作為稅賦和攤派。雖然負擔較之前為輕，但是其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剝削呢？朝鮮的十幾萬官員他們的所得和付出是否對等？收取40的收獲作為稅賦和攤派的標準又是誰定的？這個數字在未來會不會增加到50、60甚至是70？
半封建的朱氏朝鮮的官僚機構一旦完全掌握了朝鮮的基層，會不會成為比原先的兩班地主更可怕的剝削者？畢竟兩班地主在一定程度上占有著農民的人身，總要顧及一下佃戶的死活。而官僚只是替朱氏王朝工作，他們本身并不占有農民，從某種意義上說有點像大明和歐洲的資本家——工人（雇農）的死活和他們是沒有太多關系的……
看來朝鮮的土改政策，還是有很大缺陷的，畢竟朱氏朝鮮是一個王朝而不是人民國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