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勛等人離京的翌日,三名副相正聚會中書議事,突然門外喧嚷,有個尖細的嗓音高叫道:“陛下駕至!”
中書左仆射劉先、尚書左仆射衛覬、御史中丞辛毗聞言,無不面面相覷——皇帝不是病倒了起不得身嗎?他連祭掃高陵都去不了,怎么突然間會跑中書臺來?趕緊整頓衣冠,出門相迎。
就見曹髦車駕馳來,小皇帝縱躍而下——面色還有點兒泛黃,可是瞧那敏捷勁兒,卻好象并沒有什么毛病似的。進入中書臺以后,曹髦居上而坐,先詢問了一番國事,隨即說道:“諸相出京,中書唯卿等三人計議,恐事不易協也。當增補相位,使共執政。”以后再開會,秘書、門下的主官也一起來吧。
三人盡皆失色,辛毗急忙奏道:“本朝制度,三臺六相共掌政事,不干秘書、門下事,且三相雖去,離京不遠,數日即歸,何必更改制度?”曹髦一瞪眼:“國家制度,天子所命,朕今有旨,佐治欲違抗耶?!”當即下令,罷免辛毗御史中丞之職,命召陳群陳長文以接替之。
根據是勛所制定的朝廷制度,國家大政都由群相共商,然后中書做制,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持有否決權;同時若皇帝有所詔旨,則由秘書草擬,詔下中書,中書臺也可以封駁——為的是君臣相衡也。然而皇帝終究是皇帝,在封建時代那是理論上至高無上、無可制約的存在,是勛現在還搞不出真正“虛君”那一套,所以皇帝的某些職權,中書臺或者群相也是無從制約的。
其一就是宮中之事,包括宗正、秘書、門下三省的人事任命和具體事務,需要在中書和尚書備案,但只要不違反法律——比方說任用囚人為吏——那都是皇帝自家事兒,外朝無可封駁。其二是絕大多數官員的人事權掌握在吏部,但三臺正副主官的人事權卻掌握在皇帝手中——一則吏部終究只是尚書臺所屬的二級部門,他不可能管到自家上官的任免;二則若皇帝連宰相都更換不了。那不是徹底的臣權壓倒了君權嗎?
尤其是中書臺的主、次官員,他們本身就擁有對天子詔令的封駁權,倘若天子想要更換這三名官員,但是三人把著大印。你來一封詔我駁一封詔,那不是可以永年高踞其位了?那還說什么制衡?
所以曹髦說要擴大宰相班底,事關制度,這事兒中書是可以封駁的,但若直接替換執政——比方說以陳群接替辛毗——全由皇帝說了算。宰相無可拒絕。再說了,陳長文曾經當過吏部尚書,距離宰執只差一步,如今又做冀州刺史,他的資格也足夠為相啊,此非違反制度,越級提拔,宰相們其實沒理由反駁。
曹髦先抹了辛毗,其實這也算是殺雞儆猴——誰讓你先跳出來反對我的意見——然后他再轉過頭來重提前議,讓秘書、門下二監也參政為相。問劉先:“中書其準乎?”劉始宗腦門上冷汗涔涔而下,囁嚅了半天,只好先打太平拳:“即請秘書為陛下擬詔,行文中書……”
曹髦一擺手,便有侍從將一卷文書遞給劉先——“詔在此,可即批復。”
劉先心說原來你早有準備啊,這不是臨時起意,這是蓄謀已久,要奪我外朝之權歸于內廷啊!這分明是調虎離山之計!
皇帝若缺乏足夠的威勢和權柄,宰相可以想盡各種辦法來掣肘。但前提必須在制度、法規允許的范圍內行事,否則垂涎你這位子的官僚們一抓一大把,隨時逮著個錯處就能夠聯名彈劾,逼你下臺。所以曹髦才要用雷霆手段。打三相一個冷不防——這仨都是既乏人望,又缺智謀,外加性格相對軟弱的,倉促之間,你們也攔不住朕,只要造成了既成事實。以后的事情那就都好辦啦。
果然劉先最終只得屈服——我肩膀窄,實在不敢跟皇帝放對啊——被曹髦逼著當堂批復。這邊中書印章才一落紙,那邊門下監劉放和秘書監崔琰就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自己找地方坐下。
曹髦眼神左右一掃:辛佐治滾蛋了,如今四相議事。崔琰是徹底的自己人;劉放雖然意志不夠堅決,終究屁股坐在內廷;劉先、衛覬那都是性格軟弱的老好人啊,做官僚很合格,做政治家么……你還遠未夠班!于是莞爾一笑:“可矣。朕即與卿等共商國事。”
使門下、秘書入相,這只是崔季珪為曹髦謀劃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擴大內廷的職權范圍,趁熱打鐵,把很多原屬中書和御史的權柄都轉交給秘書、門下二省。雖說中書做制,但也不是中書臺可以大政小情全都一把抓的,相關變更制度等事,還得宰執共商,如今四相會議,皇帝在旁邊兒監督,對于權歸內廷的條款,崔琰、劉放直接舉手贊成,衛覬投了兩回反對票,剩下幾回也跟劉先似的,一路棄權,于是皆得順利通過。
曹髦也不用中書做制了,直接秘書擬詔,當場寫就,請中書用印。
他們倒是暫時還沒敢把手往尚書臺伸。一則尚書機構龐大,驟然變更制度牽扯過多,而且人員越多,受到的反彈也會愈加強烈;二則無論曹髦還是崔琰,都對實際事務毫無興趣——為人君者只抓大政,細務自有吏員處理。
于是短短數日之間,曹魏原本的官僚體制就被拆了個七零八落。就表面上看起來,仍然是中書領班、群相負責,而實際上相權雖然未被削弱,卻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散,而中書也從實際上的立法機構,變成了與代表皇權的秘書省合掌立法權。門下省的權力同樣有所提升,按照崔琰的計劃,門下將逐漸侵奪一部分御史之權和尚書之權,如同后漢時內廷的尚書臺一般,實掌國家政務。
事變促起不意,加上一流重臣全都出京去祭掃高陵了,劉先等人肩膀窄、腰肢軟,根本無力抗拒,只能全面收縮兵力,遂使曹髦旗開得勝。小皇帝的信心也因此而倍增。等到是勛等人祭陵完畢,返回洛陽的時候,已經基本上無力回天了。
想當日是勛在高陵外接到桓范密書,上寫“調虎離山”四字。便即悚然而驚。崔琰慫恿曹髦奪外朝之權以歸內廷,這事兒是勛倒是早有所察覺,只是并未做實際的防備。尤其自從刺奸、校事機構被廢,盧洪出京以后,是勛對內廷的監探水平大幅度下降。從而對危機產生的可能性造成了極大誤判。在是勛看來,小皇帝尚未親政,還不可能實際有所動作——就算有動作,以自家的權勢和威望,也能將禍患掐死在萌芽狀態。
他是真沒有想到,曹髦竟然有這份膽量和魄力,搞出這么一場幾乎可以名之為“政變”的花活兒來。
初見“調虎離山”四個字,是勛腦海中當即冒出一個名詞來——“高平陵之變”。在原本歷史上,魏明帝曹叡駕崩后,邵陵厲公曹芳繼位。任命太傅司馬懿和大將軍曹爽輔政,隨即曹爽即架空司馬懿,專執朝綱,于是司馬懿就利用曹芳、曹爽出祭高平陵(曹叡陵寢)的機會,悍然發動政變,奪取洛陽,隨即處死曹爽兄弟及其黨羽。司馬氏篡奪魏政,即以此次“高平陵之變”為其發端。
對照此事,如今的情況何其相似乃爾?那崔季珪就象是司馬懿,而自己就是曹爽……想到這里。是勛不禁覺得雙膝有些微微打顫。倘若真與曹爽異地而處,估計當場就會嚇得一屁股坐地上吧,好在是他宏輔終究不是紈绔子弟曹昭伯,膝蓋只是一哆嗦。最終還是穩穩地站住了。
因為深入對比原本的歷史和今日之事,雖有相似之處,其實差異更大。首先就是曹爽擅權妄為,不得人心,因此司馬懿得到了大批曹操時代就遺留下來的老臣的幫助——最主要就是太尉蔣濟,做了司馬懿的第一幫兇——也深受第二代重臣們(比如說陳泰)的擁護。其次司馬懿本身地位既高。聲譽也好,即便沒有曹爽一黨作對比,同樣是朝野歸心的人物。第三,司馬師時為中護軍,實際掌握軍權。
相比起來,其實自己更接近于司馬懿——當然啦,距離發動一場政變,徹底把皇帝架空,既缺乏借口和契機,也沒有足夠動用的武裝力量,所相侔者,唯聲望而已。崔琰比起曹爽來,固然名聲沒有那么臭,但好歹人曹昭伯掛著大將軍的頭銜,黨羽遍布朝中,他秘書監崔季珪又有啥了?
目前形勢不明,說不定崔琰尚有隱藏的黨羽,可即便目前留在洛陽的群臣都綁在一起,那也比不上原本歷史上曹爽的勢力龐大啊。曹髦就真能利用那票家伙搞場“高陵之變”,砍自己的腦袋,或者起碼把自己一抹到底嗎?
搞政變,光捏著一個尚未親政的少年皇帝有啥用?想當初后漢宦官們搞政變,也得以尚書之詔喚來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的張奐統率五營士,才能對付得了大將軍竇武。再說曹爽吧,桓范勸曹爽護駕前往許昌,召外兵以敵司馬,前提就是他取來了大司農印信,方便調派物資,而曹爽手里有大將軍印信,能夠調動兵馬。圣旨不是萬能的,小皇帝再如何封官許愿,若無中央各部門擔保、背書,都未必能夠調得動一兵一卒。
所以說,曹髦玩這場“調虎離山”,他究竟能干出什么事兒來?直接罷免自己的相位?若無充足的理由可向朝野交待,無論自己在不在洛陽,結果那都一樣——辦不成。估計也就利用劉先那類貨色無擔當的特性,強行通過某些對內廷有利的詔書,引用某些私人而已。
這么一想,心情當即放松下來。是啊,倘若真遭逢生死攸關之大事,要么桓元則根本就遞不出密信來,要么密信上就不僅僅四個字啦——他起碼得提醒自己,是該逃啊還是該起而一搏啊……
不過桓范遞信過來的時候,還只是曹髦動手的第一天,具體他們會玩兒出什么花活兒來,桓元則不在中書,暫時是探查不明白的。只是桓范的想法也與是勛類似,覺得此雖危機,還不到塌天翻地,必須即刻做出應對的地步。尤其是勛受命祭掃高陵,若因此而舉止失措,做出什么不妥當的事情來,徒自落人口舌而已。
而且他和是勛都料想不到,辛佐治才剛去位,便即單人獨騎策馬離了洛陽,前赴高陵來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