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的可不就是儒家嗎？而似乎從老子李聃這位魯國的圖書館管理員這一代開始，到孔丘這一位續李聃成為魯國圖書館管理員的人物，甚至是到了呂哲穿越過來這么一個時代里，儒家學派就一直端著這么一套愚民政策在四處“賣”，但就是沒有一個帝王“識貨”的，或者說就沒有一個眼瞎，甚至是智商負數的君王被忽悠過去。
春秋是一個大爭之世，到了戰國更是一個無日不戰的社會環境，儒家學派那一套都是什么知禮、懂禮、不好戰、講王道之類的，要么就是慫恿君王應該把全國黔首全部變成傻瓜的東西。
儒家思想的第一個特征就是以實現其道德理想為終極價值目標。
儒家思想的第二個特征就是將以儒家意識形態為模板的“理想社會制度”道德化，即“克己復禮為仁”，將“禮”等同為道德價值的仁。
到了西漢時期，經過董仲舒的“改造”，儒家思想的第三個特征就是將宇宙秩序，自然規律道德化，這就是“天人合一”。儒家道德與“天”或“天理”相應。宇宙秩序，自然規律成為道德的一部分。
在需要抗爭的年代，在需要奮發的年代，誰敢去講什么不好戰，朝不保夕誰又顧得去講什么禮儀道德，一切都是為了生存而在無所不用其極。誰敢任用儒家治國，又有誰敢用儒家那一套去治國。
似乎有點不對？春秋時期是有被儒家忽悠成功而使用儒家學術理念治國，不過這些“試驗田”似乎都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實驗失敗”，失敗……就等于是亡國。
現在的儒家不是明清時期僵硬了的儒家，呂哲對儒家的理解肯定是有存在錯誤觀點，不過這里有讀過書的人在啊。
呂雉讀書不多，她理解的儒家估計也是道聽途說。
衛雯嘛……說實話壓根就不識字。
出身高門有經過貴族化培養的趙婉是在場對當代儒家了解相對比較多的人，不過她沒有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觀點來敘說儒家，而是說出了自己父親對儒家的看法。
趙高是秦國的中車府令，不但掌管著咸陽宮的車馬，連始皇帝的天六璽也是由趙高代為保管。趙高由于是始皇帝從小就照顧起居生活的仆人兼玩伴，等待始皇帝掌權之后也是伴隨在朝會，經歷了無數次大小朝會，見過形形色色的人，因為是秦國核心人員之一對儒家的了解基本上也是出自中樞的觀點。
秦國對儒家的看法很直接，概括起來就是“說很能說，但是一點實際動手能力都沒有”，另外就是“說的一些理論聽上去可能很有用，可是再深透的想一想會發現過于理想化，不存在可行性”。
“就是烏托邦是吧？”呂哲發現自己白說了，她們哪里知道烏托邦是什么。
趙婉果然是聽得一愣，她大概也知道自己的夫君總是會說一些莫名其妙的新詞也就沒有在意。
自儒家出現以來，有進取心的政權從來不會使用儒家，儒家從誕生那一刻起就是一種邊緣化的學派。
到了戰國末期，儒家就開始走底層路線，似乎是想掌控民間的話語權，然后來達到“眾口悠悠”的脅迫性，迫使國家開始正視儒家的力量。若是按照現代的說法，那就是“非法傳銷”“邪教組織”那一類的行為，裹挾民意想要達到參與政治的欲望。
儒家這么做還真的獲得了成功，迫于民意當權者不得不讓儒家參與到政治中來，可是按照儒家“只會說不會做”的尿性，讓儒家去管理一個亭都管理不好，那干脆就設立一個博士的官位來安置吧，反正博士只有建議權沒有行政權。
裹挾民意成功，儒家自然是感到萬分的興奮，自此走上了什么事都是代表老百姓的道路，到了宋朝越玩越順流還搞出了一個“天下蒼生盼誰誰誰三十年，誰誰誰不出奈何蒼生”的“王安石事件”。
儒家從一開始就是奔著做官的目標而產生的學派，其核心思想也是誰誰誰和誰誰誰在當圖書館管理員的時候整合出諸子百家先賢的想法來當墊腳石。一個為了當官而當官的學派，能指望有什么治國的理論嗎？因此也就搞成了“拿來主義”，反正就是“誰誰誰當初是怎么做的，我們應該模仿他”，然后又給自己沒有實際動手能力找了個堂而皇之的“騙術核心”，大談什么三皇五帝時期的輝煌，嚷嚷著一定要達到三皇五帝的輝煌目標。
三皇五帝是什么時候，三皇五帝當初的社會環境是什么樣，三皇五帝的國體和國力又是怎么一回事。在那個沒有文字的年代，可能只有活上幾千年的妖精才能站出來“現身說法”了。所以對于三皇五帝時期都是什么個模樣，那只有靠儒家像是寫一樣的胡編亂造，反正只要能達到“忽悠眾生”的目的，哪怕是寫成了神話也就那么個回事。
“所以……儒家不但是一個‘傳銷集團’，還是一個‘騙子集中營’咯？”呂哲還真就不清楚秦國是這么對儒家定義的：“這不是砸人飯碗又拆穿人家老底嘛！難怪儒家罵秦國罵了兩千年，真是作孽喲！”
對于什么“兩千年”之類的，所有人都自動過濾了，她們對呂哲的大驚小怪有點難以理解，不止是秦國對儒家不待見，列國又哪個拿正眼看過儒家了？別說是國家級別對儒家看不起，諸子百家也沒有一個將儒家當回事，甚至時常因為儒家喜歡“拿來主義”地拿其它學派的知識來當成自己的“立教根本”而起了不少的糾紛，其中墨家與儒家是鬧得最不愉快的一個。
“嘶……”不是吃東西時牙疼的吸氣聲，是呂哲純粹的吸冷氣表示震驚：“所以儒家一朝得勢之后，對那些看不起自己的諸子百家趕盡殺絕，那個恩怨最多的墨家也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蹂躪！”
儒家與墨家不愉快并不是什么秘密，鬧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儒家因為搶占“民間市場”的時候“剽竊”了太多的墨家行為，例如墨家一直占據主動的“婚喪禮”和“民間輿論”，同時兩幫人對于“禮”也有太多的爭論，結果就成了生死冤家。
“因為私人恩怨，儒家罵墨家的‘創造性’叫奇技淫巧，這太扯蛋了吧？”呂哲再一次有點目瞪口呆了。
趙婉有點迷惑自家夫君怎么對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那么驚訝，她點了點頭，似乎是有些好笑：“新的工具能提高生產力，新的概念或許有益于家國。一個否認社會進步的學派，一個頑固守舊的學派，大家怎么會對儒家待見呢？”
這一刻呂哲對一件事情感到難以理解，既然春秋和戰國都是這么看儒家的，到了西漢的劉徹皇朝董仲舒是怎么對儒家“大刀闊斧”的改造，又是將儒家改造成了什么模樣，董仲舒是不是“忽悠學”專業理論登峰造極，這才說服劉徹重用儒家一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事情出來。
似乎劉徹最喜歡的老師是儒家的，董仲舒改造的儒家也是“帝王至上”的，因此在感情上和實際需要上才讓劉徹被董仲舒“傳銷”成功？
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劉徹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是在實際治國上沒有任命過哪一個儒家做高官，連帶董仲舒劉徹也是尊敬而不用，活躍在劉徹時期的西漢朝堂依然是以黃老學說、法家學說、兵家學法為主調，是到了漢元帝時期儒家才算是真正被重用。
儒家真正崛起始于漢元帝，概因劉奭喜好儒家，性好仁慈，結果從他開始，漢朝就悲劇了，取官全以儒家標注選官，在元帝用儒方針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經學相矜尚，儒生布滿朝廷上下，他們或位至公卿，或為地方長官。郭沫若說：“元、成以后……明經逐漸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出現了‘州牧郡守，家世傳業’的經術世家。”而大批儒生進入政界后，又必然會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經義為本，治國施政。元帝即位后，摒棄了宣帝霸王之道相雜的政治，發布的各項政令以及詔書，多引經為據。質問大臣，則窮究“經義何以處之”；大臣執法，則要求其“順經術意”；如果大臣奏議上的語言不符合經義，則必然遭到嚴厲的批評。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諸實施。
由于利祿的誘惑，傳授、研習儒家經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自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到了元帝時期，經學才真正昌盛起來。正是由于以儒家仁義之道為治國指導思想，才使得業以動蕩的社會又暫時平靜下來，西漢王朝才沒有即刻崩潰，而又茍延殘喘了幾十年。但是負面影響嘛……
“我原本想著也就是讓儒家學子制定禮儀，至多也就是讓儒家學子去當教書先生，沒想過讓儒家當什么重要的官職……”呂哲有些怕了，他意識到哪怕是讓學儒家的家伙去當教書先生都有很大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