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銅錢鑄造，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南京，一個是四川。南京地處江南繁華之地，對貨幣有極大需求量，所以將銅錢鑄造放在南京。
四川交通不便，外運銅錢不方便，所以在四川也設立了一個鑄造銅錢的機構，從而以四川為中心，對周圍各省進行輻射，滿足西部的銅錢需求量。
“陛下，南京銅錢鑄造是南京戶部掌管，如今南京戶部已被東林黨把持。”李朝慶調查了一番之后，將南京小朝廷的人員情況大致了解了一番。
“又是東林黨！”朱由校心驚，發現銅錢鑄造存在驚人貪腐的朱由校，立即讓錦衣衛和東廠緊密合作，共同利用人員、情報，對南京的銅錢鑄造進行徹查。
歷史上東林黨在天啟三年，成功將齊楚浙黨排擠掉之后，貪腐也變得肆無忌憚起來，南京所鑄‘天啟通寶’含銅不足三成，引起了江南市民的大規模抗議。這樣的抗議正好讓魏忠賢抓住把柄，對東林黨又進行了一番清洗，大大改善了國家財政。然而翻開后世的歷史，天啟通寶質量低下，反而變成了魏忠賢所為，編寫史書的東林黨簡直顛倒黑白、無恥之尤。
此時朱由校因為提早下手，南京小朝廷還沒糜爛到那種程度，盡管在銅錢鑄造上有所貪腐，但銅錢質量倒還是能夠保證，而且泰昌通寶，也是少有的‘榮譽版本’，質量是明朝歷代銅錢中算高的。
泰昌通寶起碼要鑄造一年，所以還要等上一段時間，才會鑄造‘天啟通寶’。
這年頭鑄造銅幣是有很大利潤的，一百斤銅價格在12兩白銀左右，能夠鑄造1.6萬個銅幣，價值26兩白銀，利潤超過100。
隨著西班牙人不斷的將白銀運到馬尼拉，然后與大明進行交易，大量的白銀不斷流入，銅價已經上漲。如今市場匯率，大概是600文錢就能兌換1兩白銀，而萬歷年間還是700文。
中國缺銅，而海洋貿易中，又有大量銅錢被私人拿去熔煉，制造成各種銅器用來出口，更是導致銅錢減少。
一個銅板，在這個年代的購買力，和后世一塊錢類似。其中還有一種大錢，面值以一當五、以一當十。相當于是五塊錢、十塊錢。這種大錢，自然不可能用五倍、十倍的銅錢去鑄造，利潤更高。
就在東廠、錦衣衛開始徹查南京鑄幣案的時候，夏收也來臨了。
曹金玉早已做好了布置，手持圣諭前往北方各州縣，收購各州縣夏收折糧。同時大明皇家銀行，給曹金玉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一次性就給曹金玉貸出了五百萬兩白銀。憑借著雄厚的資本，各地州縣官員看著皇帝的圣諭，紛紛傻眼不已。
往年賣折糧，可是他們的重要灰色收入。
然而濟民糧行拿著皇帝圣諭來收購折糧，卻是直接讓他們失去了截留的可能。更讓這些官員想抓狂的是，濟民糧行竟然還現場監督田賦征收，所用的秤具，全是濟民糧行的公平秤。他們原本那部分秤頭也沒得吃了。
不愿意？
自然是一萬個不愿的，然而這些地方官敢阻止么？只要他們阻止濟民糧行的行為，錦衣衛或東廠很快就會找上門來。
此時的濟民糧行可是皇家資本，可是錦衣衛和東廠重點保駕護航的目標。
曹金玉之前在糧食生意上盡管做得不是太大，但是經驗卻是極為豐富的。這些州縣的折糧收上來，馬上開始以各種方式進行處理。
路途較近的，或者路途遠卻有水運之利的，全部運往北直隸，賣給朝廷作為軍糧等等，以滿足官方訂單。
不方便運輸的，則囤積起來。等待糧價上漲的時候轉手賣給其他商人，或者用來釀造燒酒，然后銷往各地。
明代酒水商業販賣是很發達的，同時也消耗了很多糧食。但是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有些地方富余的糧食運出去確實不劃算，釀成酒水后進行販賣，確實是比較合適的選擇。但是大量的酒水消耗，確實是造成糧食緊缺的罪魁禍首之一。
清代則頒布了禁酒令，禁止酒水長途販運。以至于老百姓買不到酒，只能自己釀酒，于是乎后來的中國，幾乎全國各地的農村都有釀酒的習慣。而明代并不是這樣的，明代很多農村地區并不釀酒，農民酗酒的現象沒有清代那么嚴重。而到了清代，華北平原的農民家里基本上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有的就是燒酒、燒雞。
明清兩代酒水制度各有優劣，并不能說哪一種制度更好。只是清代禁酒令，并沒有成功遏制酒水釀造對糧食的消耗。
明代則是酒水商品化程度比較高，長途販運酒水極為平常。
濟民糧行一番收購下來，僅在北方就收購了六百萬石折糧，而成本僅只有三百余萬兩白銀。
這些糧食在未加工的時候，一石價格正常情況下是1兩銀子。而加工好，并進行零售的時候，價格則是1.5兩白銀（前文數據有誤）。
這四百萬折糧中，兩百多萬石運輸到了北直隸、登萊、遼東，經過一番加工之后，成為商品糧用來滿足官方訂單。僅僅是官方訂單，就讓濟民糧行回本了。而濟民糧行在各地，還存有兩百萬石糧食。
官方折糧生意，簡直就是暴利。
濟民糧行還有一個更大的動作已經開始行動，那就是壟斷零售市場。濟民糧行在順天府、保定府、薊府三地，收購、囤積了大批糧食，并且在這三府各城鎮開設了大批糧店，強勢插足糧食零售市場。
夏收結束后不到半個月，錦衣衛和東廠聯合成立的‘稅務局’就開始在濟民糧行有糧店開設城鎮全面征收糧食零售稅，每石糧食征收糧食稅2錢（0.2兩白銀）。
這些糧行今年買不到便宜的折糧，本身就已經極大的被壓縮了利潤空間。而夏收時期，那些地主、農民也不是傻瓜，他們只要是不急著用錢，誰會在這個時候低價賣出糧食？
一石糧食1兩白銀的收購價，曬干、碾磨、運輸之后，每石糧食以1.5兩白銀的價格賣出，利潤普遍只有12錢白銀。此時稅務局征收的糧食零售稅達到每石2錢，這樣一來豈不是無錢可賺？
惱火不已的糧商們，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要征稅，我就提價，把成本轉嫁到消費者頭上去，咱還不是照樣賺錢？
然而不久之前，這些糧商突然發現他們的想法是有多天真了。正當這些糧商將面粉和大米的零售價格向上提高2錢銀子的時候，濟民糧行的面粉卻是依舊維持在1.5兩白銀的價格，大米價格倒是隨波逐流的提高了。
順天府、保定府、薊府各城鎮的老百姓面對突然提高的糧食價格，自然不愿意買賬。而濟民糧行的面粉價格卻是并為提價，馬上一群老百姓就紛紛前往濟民糧行購買面粉。
濟民糧行的面粉價格不提價，并非是不用交稅，相反一樣向稅務局交稅。然而濟民糧行卻有內帑補貼，稅務局的稅款就是進入皇帝的內帑。內帑補貼濟民糧行，不過是左手換右手，濟民糧行和沒有交稅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濟民糧行的大米一同提價，主要是大米提價并不影響普通百姓的生活。大米在北方價格本身就比面粉貴，沒有一定收入的階級不會去吃大米。大米提價對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影響，反而能提高濟民糧行的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