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筆銀子派發下去,頓時一個個投靠朱由校的齊楚浙宣黨馬仔,馬上感覺到這筆錢有些燙手。
“沈大人,您看這筆錢該不該拿?”徐大化等人找到沈潅,對皇帝派發的這筆銀子,顯然心存疑慮。
“呵!為人臣子,食君俸祿,有什么拿不得得。”沈潅笑了笑,明顯是在說官話。徐大化臉色一苦,小聲道:“沈大人您就拿個主意吧!”
“如今天子圣明,豈會不知我等臣工千里求官只為財?陛下同樣知曉水至清則無魚。何況這銀子你們敢不收嗎?”沈潅微笑著問。
徐大化等人頓時訕訕笑了笑,不再說話。
這銀子確實燙手,這是因為收了這筆銀子之后,日后若是膽敢貪瀆,那追究起來顯然烈性極強。
但是他們敢不收這筆銀子嗎?
如今這群人能如同坐火箭一般往上躥,就是因為有了皇帝在背后做靠山。按照正常的劇本,應該是他們上臺之后,同樣如同東林黨一般上下其手,也大肆貪污一番。只是辦事上,要辦得漂亮一些,積極一些罷了。
到時候只要不是太過分,皇帝一般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眼,畢竟這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買賣。如果皇帝碰上一點小貪污就喊打喊殺,那就說不太過去了,投靠你總得給點好處吧?
可是拿了這筆銀子就不同了,皇帝相當于是拿出一部分錢給他們,而且當做他們的正常收入。相當于是給了他們好處了,加上他們之前貪污的家產報備后過往不究,就是給了他們發家致富的渠道,這個時候再狠抓貪污,對貪瀆之風嚴防死守,也不顯得薄情寡義了。
沈潅自然之道徐大化這群人是什么貨色,不由對皇帝這一手感到佩服。與其讓這群官員仗著皇帝的支持,以及他們對皇帝的作用,暗地里不知道貪掉多少銀子。還不如那一筆銀子擺在明處派發下去給他們,然后用酷刑震懾他們,讓他們不敢貪污。
這樣的好處極為明顯,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過程中。損耗成本得到了有效控制。不至于某個環節因為貪污而掉鏈子。
例如修水利工程,計劃一萬兩銀子修一座水庫,結果被貪了五千兩,結果水庫修成了豆腐渣工程,說不定沒幾年水庫就被沖垮了。朝廷不僅白花了一筆錢,還要重新投入一筆銀子進行重修。
那么換一種模式,修水庫之前靠俸祿發放的方式,假設給官員一千兩銀子,然后讓該官員把一萬兩都用在水庫修建上。最后成本是一萬一千兩,但是水庫質量得到了保障。
前者對官員貪污睜一只眼閉一眼,有時候你都不知道他們會貪掉多少,風險無法把控。后者把損耗限在一定范圍,盡管支出增加,但卻不容易出問題。
至于如何防止貪污。那實際上是比較簡單的。只要當權者敢狠下心來查,敢去打破官場潛規則,并讓貪污官員付出慘烈代價,同時讓這些官員的收入還能看得過去,大部分的貪污都會消失。畢竟在俸祿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沒必要冒這個險。
貪污和不貪污,很多時候只是一個犯罪成本的問題。如果年收入已經能保障日子過得很好了,未必會冒那個風險去貪污。如果有人頂風作案,貪污手段高明到嚴查之下都看不出來的,那必然是手段極為隱蔽。并不會帶壞風氣,不被查出來也算是他們的本事。
最怕的就是公然貪污,上面又不管。其他不貪污的官員一看,他能貪污我為什么不能貪污?于是紛紛效仿。馬上就貪污成風了。
所以說反腐實際上是很簡單的事情,只要把那些公然貪污的打掉,再讓其付出慘重代價,貪腐之風馬上就可以遏制。至于深入的反腐也可以搞,但并不一定需要盡善盡美,這世間也沒有盡善盡美的東西。
畢竟萬物陰陽共生。一個東西如果是純陽的,那就是成仙了,已經跳出五行、不入三界,不算這世間的東西了。
華夏上古時期實際上就是一個修行文明,在沒有文字的時期,道家學術就已經出現了,當時主要是用來指導修行。道家修士,就是通過使自身能量的純陽,從而讓自身長久。后來一部分人不愿意修行,才分裂成了修行界和世俗界,大同社會進而崩潰,世俗界因為開始縱情享樂,又因為當時生產力不足,所以從大同社會演變到了奴隸社會,后來發展出了文字、生產力,才過度到了封建社會。到了春秋的時候,老子才用文字對道家進行了總結。
所以說這世間是光明與黑暗共存的,誰也不可能徹底消滅黑暗。不過陰陽學還有一個規律,那就是‘陽主陰從’,即陽性能量與陰性能量同等的情況下,必然是陽性能量占主導地位。西方人則還停留在,正負離子誰占主導地位是不一定的低級層次。
根據‘陽主陰從’這個定律,就能發現,一個健康的國家,黑惡勢力盡管存在,但上不了臺面,屬于見光死的狀態。
而一個快要滅亡的國家,必然是陰性能量比陽性能量更強,黑惡勢力已經開始公然招搖過市,壓制了正義的勢力。因為陽主陰從的定律,這種狀態必然不可長久,當統治者不能改變這種現象的時候,被壓制的陽性能量一旦爆發出來,就是改朝換代。就如同雷電一般,春季陽氣復蘇,開始與陰氣鏖戰,力量更強的陽氣被陰氣包圍、壓縮,進而產生雷電。
就如曾國藩曾說,清朝滅亡之前有三個前兆。
1.無論何事,均黑白不分。
2.善良的人,越來越謙虛客氣;邪惡之人,越來越受人尊敬。
3.問題到了嚴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認,莫名其妙地虛應一番。
曾國藩死后40年后,大清朝果然灰飛煙滅。
曾國藩總結的這三個亡國前兆,實際上就是通過陰陽學推導出來的,這也就是中國特有的‘類比思維’的高級之處。可以透過復雜的表象,類比到陰陽五行、周易八卦。然后通過理論推導看到本質,解決問題的時候,再通過理論推導出大原則,按照這個大原則來解決問題。國家自然而然就恢復正常。
西方人的邏輯思維就沒有這種能力,因為他們缺乏類比的核心體系。這也是西方人腦筋有時候比較死板的原因,看起來傻乎乎的。
西方人治理國家的時候,則是非常注重細節,但是大方向上卻沒有那么明確的意識。經常犯下非常低級的錯誤,例如西方國家竟會被商人和宗教玩得團團轉,這在中國是完全不可能出現的低級錯誤。
不過西方人這種思維方式讓他們不那么精明,但并不代表著他們的腦子更笨,所以他們的思維方式也有他們的優勢,那就一根筋下去,會創造出很多畸形的怪物,例如科技。然后用絕對物質優勢,去欺負其他落后國家。
而思維方式的不同,也讓中國和西方人的治國方法完全不同。中國領導人是通過類比思維來治國。提出大原則、大方向,只要方向不走偏,那么國家自然而然就強盛起來,并不是很注重細節問題。
軍事上也同樣如此,中國人在軍事上講究的是大方向上、大戰略不走偏。西方人則是追求武器的威力,以為優勢的裝備和物質就能占據上風,在戰略上比較馬虎。朝鮮戰爭就充分的展現出了中國軍事和西方軍事的差異,中國志愿軍盡管裝備落后,但依舊可以和裝備先進的美軍抗衡,最終挫敗美國試圖在整個朝鮮半島扶持傀儡國家的野心。
此時朱由校搞反腐。只要讓腐敗見光死就算成功了。當前明王朝已經很符合曾國藩總結的三個前兆了。
通過陰陽五行學,就能很簡單的得出結論,要想拯救明王朝,大方向就是打擊黑惡勢力。讓正義重新占據上風。讓善良的老百姓,能大聲的說話。
如果糾集起來的這些齊楚浙宣黨馬仔,依舊貪張枉法,即便會做事,也只是讓明王朝茍延殘喘,并不能從本質上改善問題。
朱由校的反腐策略就是先從這些投靠他的馬仔抓起。然后再擴大陣地。在這個區域內,一切貪腐行為一旦發現就必然嚴懲,讓貪腐全部見光死,沒有妥協的余地。這些官員如果能貪污不被發現,那就是他們的本事,沒必要去糾結這個問題,自然規律注定了,不可能完全杜絕貪腐。
中國官場會腐爛,歷來都是從上面爛到下面。上面帶頭貪,下面才會跟著貪。抓好上層官員的貪腐,影響力就會逐漸擴大到中下層。
治理國家方面,中國的傳統模式可以類比為‘陽’,陽為氣,更加飄渺。西方人注重細節的模式,則可視之為‘陰’,陰為質,更加具體。兩者各有優劣,國力相差不大的情況下,相拼之時還是中國模式占一定上風,因為陽性占主導地位。
但是孤陽不長、孤陰不生,走極端雖可盛極一時,卻無法長期維持下去。而根據陰陽五行學的規律,陰陽平衡才能‘萬物生發’。因此最好的治理模式,還是進行綜合。用傳統國術制定大原則,用西方人的方式制定細節,國家就可以強盛。
作為穿越者朱由校,顯然在這方面優勢巨大。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為了追趕西方國家,已經在細節上更加注重了,盡管沒到西方人那種幾乎‘走火入魔’的程度。而這個年代的明王朝,懂得用傳統國術治國的官員,實際上多得很。畢竟這年頭的文人,都是學過陰陽五行和周易八卦的,抓大原則是他們最為擅長的東西。所以說造反的時候,文人的支持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為他們能提供大原則、大戰略上的指導。
沒讓朱由校等待多久,就讓穿越者的優勢,和中國傳統的治國優勢‘雙劍合璧’了,因為內閣首輔沈潅一天之內給他連上了三道奏折,提出了許多治國方略,頓時讓朱由校如獲至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