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自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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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拾四章永不過時的激情燃燒歲月
在北京的諸多階層和團體，遵紀守法的同時，按照各自的想法，悠閑享受著自己的小日子和生活時，上海的崇明島卻正在進行著一場大運動大圍墾。
主位面許多人都知道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一系列決策失誤，新炎黃共和國的經濟出現嚴重的困難。簡單來說，就是糧食不夠吃，開始餓死人了。因而當時炎黃中央要求各地“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可對于那時候的工業城市上海來說，柏油馬路上種不出糧食，但解決數百萬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又是頭等大事和當務之急。所以那年月，上海剛剛造出了新炎黃共和國第一條萬噸巨輪“東風號”后，它的一次航行任務不是遠航訪問，而是立刻前往青島和津海搶運大白菜，以供應嗷嗷待哺的上海市場。
當時的上海政府，為了解決60年代老百姓的菜籃子、米袋子問題，克服上海人多地少的客觀現實，決定向大海要土地，向荒灘要土地。整個上海前后動員十幾萬人開墾崇明島、南匯、寶山、奉賢等地的灘涂荒地，從而增加了整個上海農副產品的供給量。當時雖然窮雖然苦，可懷揣嶄新夢想的炎黃國人，身上好似有使不完的力氣和永遠充滿激情。他們在奉獻自我以強大國家的激情燃燒歲月中，僅自愿報名參加去崇明島的人數就超過數萬，這里面有機關干部、教師、工人、學生、店員和社會青年。
報名人中，有些人不滿16歲，有些人自己孩子生下來還沒滿月，可沒有人抱怨，每個人背著背包，拎著裝臉盆的網袋就出發了。當時崇明島上一無所有，全體圍墾成員就砍蘆葦，用它當建房的材料、編吃飯的桌子、搭睡覺的窩棚。沒有床，就把蘆葦鋪厚點，并且常常是600多人一起側身睡大通鋪。
要知道開墾是個極其費體力的活，按理說應該吃的稍微好點。可是炎黃社會經濟瀕濟瀕臨崩潰的那年月，哪還有多余的物資可用？連東三省這個號稱炎黃糧倉的地方都餓死人了！所以即使圍墾的工作再辛苦，政府也沒有能力增加哪怕一絲一毫的口糧供給。并且由于許多人離開家時，隨身只帶了糧票，而把菜票、肉票等留給家里其他人，所以圍墾幾個月下來，患浮腫病的人占到了整個圍墾會戰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六十。
“白天我開拖拉機，晚上有時也要開，嘴巴干的不得了，就到溝里面去捧水喝，第二天早上一看，這水溝里全是蛆，看后我就惡心，就后悔，自己怎么就把這么臟的水全喝下去了。那時候我們真是一心一意干圍墾的，工作是拼命的，確實是拼命地。”
“全靠一根扁擔，兩個肩膀，一副泥筐，一擔一擔爛泥挑上去，拼了命的做啊。冬天里，冰天雪地照樣做，在淤泥里穿鞋不好走，我們就打赤腳，我們真是艱苦，確實是艱苦。”
“我記得有一個叫李東如的人，是哪個區的區委書記，還有一個姓周的區長，跳到河里，那時候什么天啊，多冷啊，把水堵住，再用爛泥把草包推下去，去填那個缺口，讓大壩合攏。那時候我也跳到冰冷的水里，人就這樣精神啊。很多領導干部，真的是沖鋒在前。我就覺得，那個地方、那個年代，體現出來一種黨的力量，黨員模范的力量，領導干部的力量，真的是感動人啊。”
20世紀末期，這些已經逝去青春年華的老人們，回憶當初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時，仍然激動萬分、慷慨不已。對于他們來說，50、60年代的那種奉獻、那種付出是一種情結、一種符號、一種精神，是現今許多年輕一代無法理解和整個社會最最缺少的。后世諸多專家學者，在研究紅黨歷史時，經常抓著某一個大人物某個片段大書特書，可是對于當時眾多普通百姓的生活工作，卻少有提及。
在主位面21世紀，人們忙著掙錢、心靈空虛、信仰缺失，不正是對五六十年代的最好注解和思索？
第一目標位面，炎黃大陸，上海市崇明島。
由于有王凡提供的大量糧食，整個炎黃大陸的食品供給是絕沒有任何問題的。可是王凡不是神，他帶來的，多是不易腐壞的大米、面粉等。對于保鮮度很差的蔬菜就只能靠各地省市自己想辦法了。
由于上海剛剛解放不久，不論是蔬菜種植面積還是蔬菜種植種類都非常少，所以很多上海百姓在菜品可選擇余地上非常小。所以不同于主位面那年月的為了“生存”，而是為了在第一目標位面“生活”的更好，更有滋有味，上海區委區政府同樣做出了向大海要田地的口號和行動，于是崇明島的圍墾行動提前十幾年開始了。
1944年的崇明島，面積大約600多平方公里，大小只有2014年崇明島1200多平方公里的一半左右。和主位面歷史一樣，同樣的一片荒蕪、蘆葦遍地。但不一樣的是，此次參加會戰的人數只有7000多人，并且沒有舉著紅旗、拎著臉盆、排著整齊的長隊緩緩走來。他們大多數人坐著卡車趕到現場。幾百名具備駕駛經驗的駕駛員，開著經過運輸船運抵的拖拉機、挖掘機、犁地機、壓路機、車載發電機、混凝土攪拌機等過來。隨同這些設備一起抵達的，是二十萬多噸沙石、瀝青，還有數百間活動板房，短短一周時間內，遍布島上23處工程營地就初具規模。每個工地都裝備了飲用水凈化機，建起了統一食堂、澡堂，配備了至少一名懂得醫療急救知識的衛生員。
“不打無準備之仗！”上海市委書記陳yi同志（兼），在批示同意崇明島圍墾工程時，特意強調道。
“我們既要干好，又要保證質量及工程人員的安全和健康。”唐偉（王凡偽裝）每次開會，總會特別強調：“提前完工沒有任何意義，既然通過科學方法測算出了工期，就要把側重點由趕工期、搶工期轉移到提升建筑質量上來。做百年工程！一個福澤后代的精品工程，意義上遠大于數個豆腐渣工程！”
“凡是質量問題引起的資源浪費，工程總負責人將承擔首要責任，即使當時未發現，十幾年后發現，也將追責！”
“要質量不要數量，保民生重于烏紗！”
“凡趕工期引起的質量問題，該抓人抓人，該判刑判刑！”
一個又一個口號和標語，在工地四處張貼警示，它們是促質量促責任的催化劑，在新炎黃民主共和國，由于最高層的重視和引導，整個炎黃社會開始走向尊重自然界客觀規律，重視實地試驗數據，講究方式方法的思路上來。
“同志們，加油干啊”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紅黨為人民，人民助大家，齊齊同奮斗，共鑄新炎黃。”
開工后，一個又一個號子傳遍工地，一處又一處工地的工人們揮灑汗水，這里的工人很勤勞，這里的人民很快樂。
晚上，崇明島某一處營地內，辛苦了一天的圍墾者們正在休息。
“浦師傅，你看看這個機器怎么弄？我不會搞。”雖然下了班，但是珍惜每一分鐘時間的19歲普工小趙，操著濃郁的上海地方話問道。他正抓緊時間熟悉新機器，學習新知識。
“這里的齒輪需要向外調一點，還有這里的數字代表液壓，你看，它現在的刻度顯示...”經過多年鍛煉，具備一身扎實工藝的蒲師傅，毫無保留的教授道。
在舊上海，學徒像掌握一門手藝，要吃“三年蘿卜干飯”。它是一句上海俚語，大意是要吃的一段時間苦，方可真正掌握一門手藝。在舊社會，掌握了車工、鉗工、刨工這樣的工業技術，再磨練幾年，就具備了在上海打拼生活的基礎。所以師傅兩字非常珍貴。它不是隨便叫的，被人叫一聲師傅，既包含了對其手藝的敬重與承認，又表達了師傅給予自己一份生存能力的感恩。
深夜，營地宿舍內。
“劉飛，聽說你妹妹報衛生培訓班了？”和徒弟兩人共住一屋的浦師傅嘮嗑道。
“是，師傅，她想去學習醫療知識。上次我奶奶在街上突然暈倒，被路人送到醫院才知道是突發急癥，如果再晚點，命就沒了。并且醫生也說了，平時也需要合理飲食和注意，否則再犯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妹妹才想去學醫，可以工作之余，有能力照顧奶奶。”
“有用就行。現在各行業工資差的不多，并且都有上升級別，只要真掌握了技術和知識，完全可以拿到和上海市長同級別的工資（王凡參考后世建立的八級工制度）。房子也按人分配，沒什么負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挺好的。”
“恩，還是新政府好啊，現在的日子和兩年前相比，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想到原來擠在窩棚里生活的劉飛，唏噓感慨道。
“所以你要好好學，掌握真本事，回報社會，人要有良心，知恩圖報。”
“是，師傅！”
1944年，在第一目標位面整個炎黃大地上，人們的血是熱的。這里不會有后世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一會兒害怕倭寇核電站事故造成的核輻射，而聽信留言盲目的搶購食鹽；一會兒又因為攙扶倒地的老太太而被老太太反咬一口的冤假錯案，以至于主位面社會上出現了“防偷防盜防老太”一說；還有佛山兩歲女孩被車輛碾過躺在血泊之中，而10多個路過的行人卻冷漠的走開。
1944年是激情燃燒的歲月，1944年炎黃民族的血未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