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匈奴之入處中華者，皆能久長？大明積德深厚，其子孫必有中興之慶。今大皇帝英明神武，是為大明之福，藩國之幸也。且神宗皇帝于我國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構于強弱之勢，抱羞忍過，以至于今，痛恨可勝言哉……”
朱永興放下了朝鮮的國書，輕輕吐出一口長氣。大明縱有毛病，縱有問題，卻依然受到藩國的傾慕和向往。文化上所蒙的污垢可以洗去，出現的問題可以解決，但絕不應該被野蠻和落后所取代。
而且，中國文化本身具有強大生命力，具有不斷自我更新自我進化活力的文化，而不是僵化倒退的文化。
要恢復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思想，當然絕不是再倒退到幾千年前，在孔孟的水平上重新來過。而是要進行繼承與發揚，把原先被滿清統治打斷的傳統再接續回來！
如果一味采取原教旨主義，復古主義，一味認為儒家典籍，或者其他中國文化典籍是越古越好，越古越正宗。如果是這樣，這種所謂復興傳統文化，其實質與滿清統治下興起的所謂“漢學”并沒有任何本質區別！恰恰是戕害毀滅中國文化的生命力。
因為，在滿清禁錮思想的黑暗統治下，使得真誠信奉與研究宋明理學本身就成為了禁區，成為有生命危險的事情，鉆入故紙堆得到的所謂漢學則相對來說更安全。
倭國便是在滿清時開始瞧不起中國的吧？朱永興不是很確定，但現在該考慮的不是倭國日后的問題，而是中國將來的發展。
明年便是昭武元年，開恩科的事情已經決定。設文武兩大科。武的就不用說了，將考兵法，并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文科之內除進士科外，又設立了絕學科（包括法律、歷算、樂律、測望、水利、農耕、建筑、器物制造）。且進士科不考八股，而以時論取才。
在朱永興看來，這種人才選擇制度并不完善，只是暫時的。涉及到人才論典，涉及到上千年的傳統習慣，也只能逐漸改變。如果一下子便廢除科舉。那可是天塌地陷的大事，明清戰爭由此逆轉也不一定。
“陛下，這是戶部最新的統計資料。”查如龍將文件呈上來，又補充道：“易尚書認為依據目前的財政狀況，最早也要到明年才能實施。”
“朕知道這應該不是短期內能夠實施的政策。”朱永興雖然早有預料。但還是輕輕嘆了口氣。
戰爭，消耗了太多的資源，更大幅度的惠民政策只好拖到戰爭結束之后。或許戰爭結束也不行，北地凋弊，要恢復也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辦到的。
“免除人頭稅暫不可行，那攤丁入畝呢？”朱永興一邊翻閱著文件，一邊隨口詢問。
“戶部認為也不宜馬上實行。”查如龍委婉地說道：“而且，戶部認為攤丁入畝操作起來很有困難。”
“困難？當然有困難。”朱永興微微皺了皺眉。說道：“是擔心那些大戶士紳的反對嗎？”
“回陛下，也不全是。”查如龍想了想，說道：“微臣等也細致研究過。覺得與其形成問題，倒不如北伐勝利后，一舉取消人頭稅更好。”
“朕要看看你們研究的資料。”朱永興有些疑惑，攤丁入畝難道真的有什么重大問題。
滿清的“攤丁入畝”政策被稱為“良法美政，歸于大同而無業貧民永沐”，被歸結為清統治者愛民如子的“德性”。是“至仁之政”、“惠于貧民”的恩恤曠典。被清朝統治者標榜自己的恩政載入史冊，故各種文獻。如清三通、清會典等都不惜筆墨，大肆加以渲染。
其實呢。攤丁入畝并不是滿清的什么獨創，它是由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轉變而來。就是將一部分戶丁銀攤入地畝征收，減輕戶丁征派，加重土地負擔，也就是把戶丁銀轉入土地攤派，由地主承擔。
但“攤丁入畝”卻存在著無法避免的弊端，即無法均勻地分攤賦稅，從而無法有效保證賦稅的順利征收，更無法達到減輕人民負擔，緩和階級矛盾的需要，因而遭到上至豪強富戶，下至貧民百姓的反抗。這使得“攤丁入畝”政策實施的進程變得緩慢而困難重重。
而且，“攤丁入畝”政策并不能維持固定的征稅數額從而抑制人民逃避稅收。清朝前期實行“永不加賦”的措施時，曾希望通過將丁口數額固定下來的方法來保證丁銀征收，避免人丁流失，加強對人民的控制。但是由于“永不加賦”的措施表面上固定人丁數額，實質上卻無法使人丁附著于土地之上。
“永不加賦”并非“毋增毋減，定為常額”，而實質上使人丁數字增多。由于“攤丁入畝”政策的丁銀數字是建立在“永不加賦”的定額基礎上，因而“攤丁入畝”政策施行之時，人民就負擔了更為沉重的賦稅。
換句話說，在滿清統治時，大部分省份的丁銀都出現增額，并非保持定額數字。換句話說，自“永不加賦”至“攤丁入畝”，滿清統治者一直打著“定為常額，毋增毋減”、“天恩浩蕩，亙古未有”的旗號，要求各省人民順從地承擔封建義務。所謂“有道明君”，其實不過是更懂得如何緩和階級矛盾，保證人民基本的生存條件而已。
實施“攤丁入畝”政策后，政府加在土地上的丁銀實際上還是由貧苦的佃農雇工承擔。丁銀并入地賦一起征收，土地成為征收賦稅的憑據，表面上無地少地的貧民因此擺脫了丁銀的征收，實際上，為了維持生計，他們不得不租用地主土地或出賣勞動力。淪為地主的佃農、雇工。清代租佃經濟在清初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也表明，大批農民失去土地成為佃仆雇工。
從商品經濟發達的江浙地區，到邊遠的貴州地區，從江南到江北。雇傭長短工進行農業生產，已經成為社會中的常見現象。這樣，佃農雇工就成為大部分土地的真正勞作者。他們或通過交納地租，或通過領取工值的方式謀生。但顯然地主在產品分配中占據絕大部分，佃農雇工仍然徘徊在貧困線上。因此，這些賦稅錢糧的真正負擔者仍然是佃農雇工。
在滿清的統計資料中。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百姓迫于重賦而背井離鄉，到了乾隆年間便有大批流民涌向東北或東南沿海，他們的目的地越來越趨向原本自然環境較差的地區，如寧古塔原為清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
這表明。統治者希望通過“攤丁入畝”政策減輕賦役負擔、安輯人民來固定稅收的方法并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他們無法控制賦稅征收從而穩定社會。由此可見，“攤丁入畝”政策并未減輕人民負擔，相反，它促使大批農民逃往外地，流民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
錢穆所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滿清吹噓的仁政“攤丁入畝”可謂是一針見血的評價：
“清代有所謂地丁攤糧的辦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稅。這是他們自己夸許所謂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當時全國人口統計，共二千四百六十二萬口，從這年起。清廷下詔永不加丁賦——即人口稅，而人口則還是調查，五年一編審，但丁賦永不再加了。”
“實際上，這一規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從中國歷史講。兩稅制度，早把丁稅攤運入地租。后來還要農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錢。這是后來的不對。王荊公制定了免疫錢，過些時，人民又要當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條鞭法來，再拿差役歸入于地租。”
“滿人跑進中國，一切都照明制，田賦額也照萬歷年間的則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經攤在田租里，而此下還是照樣要差役。到了康熙時，再來一次地丁合一，這還是照著中國歷史的惰性在演進，朝三暮四，最多恢復了明代萬歷時舊額，其實非此而不能。這哪好算得是仁政？”
“何況地丁合一后，實際上賦稅還是在增加。所以這一辦法，很快就失其討好民眾的作用。而且就基本說，人口稅加進地稅，將來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對國家不負責。直到現在，中國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則對國家就象不要負什么責任似的，這實在也不算是好制度。總之，清代在制度上，實在也沒有幾項值得我們今天之再稱道的。”
朱永興掩卷沉思，固然研究資料沒有那么詳細，沒有那么準確，但他還是看出了問題的大致所在。看來，他也被包衣們的歌功頌德與扯虎皮當大旗所迷惑了，提出所謂的仁政“攤丁入畝”實在是有些草率了。
就象過高估計了八旗的戰斗力一樣，自己還是免不了被滿清所篡改的歷史所蒙蔽或誤導啊！
朱永興苦笑起來，他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賦役制度的形式可以改變，但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剝削的基礎，惠政也惠不到佃戶頭上。誰有土地，誰占主動，誰才有決定權。除非國家用強令規定田租地租的數額，并用暴力機器保證政策的實施。但在目前，卻是不宜干預的。
而且，中國古代一直有丁稅，但一般一戶人家的土地是一定的。人口增長代表丁稅增加，負擔加大。這從客觀上限制了人口增長，與朱永興所希望的人口大量繁衍是背道而馳的。
所以，要想使人口大量增長，便要使其不再受土地資源的限制，或者使土地資源大量增加。取消人頭稅，削弱人身控制，并且加快人口流動，這是一個辦法；而對外開疆拓土，也就是侵略掠奪，則是另一個辦法。
警鐘再次給朱永興敲響，讓他知道，即便是穿越者，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確，也有犯錯誤的時候。
而且，任何改革措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福利均沾，必然經過一個長期的摸索和磨合期，以讓改革措施更加適用于社會經濟的需要。他提出攤丁入畝，出發點是好的，確實是要解決農民的賦稅問題，讓農民減輕負擔，同時讓國家財政增收。但作為一個農業國家，如果不能完全解決土地問題，社會發展的階段就擺在那里，便無法實現更高層次的突破。
拋開滿清的“仁政”——“攤丁入畝”，朱永興又認真考慮起“官紳一體納糧當差”的政策。
古代王朝為什么會滅亡，為什么逃不脫三百年輪回的厄運，其實很大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的結果，就是劫貧濟富的結果。
比如明朝，掌握大量土地的人不需要繳稅，賦稅卻轉嫁到了無地少地的人身上，王朝初期問題還不突出，到了中期矛盾便開始尖銳。因為王朝初期特權階層還是少數，不需要繳稅的土地也不占多數。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就開始加劇，特權階層越來越多，比如有功名的人，致仕的官員，皇親國戚，皇帝賞賜給某人的土地，地主士伸富豪等等。就這樣再熬一段時間，問題大爆爆發，王朝被推翻，接著就是新一輪的輪回。
朱永興要想結束這個輪回魔咒，就必須解決土地兼并，但又不能違背中國千百年來的土地政策傳統，那么只剩下統一納稅和向外擴張這兩種辦法雙管齊下了。
土地仍可以自由買賣，但是官紳國戚宗室等以往的特權階層必須一體納稅，且朝廷將不再以土地作為賞賜，有功者和宗室將按爵位等級用糧帛金錢予以發放。然后再以國家暴力機器作后盾，制定出嚴格的地租賦稅，使佃農能夠免受太過嚴苛的剝削。
只要老百姓有飯吃，在沒有強力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國家的長治久安還是比較有保證的。
“讓戶部統計官紳的土地，朕要知道現在有多少人不納稅。”朱永興知道數字不會太大，戰亂、殺戮、逃亡，明朝中期那種特權階層到處都是的情況已經完全改變了。正因為如此，這或許是一個實施政策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