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吧，明天過年啊，你要帶人去打揚州？讓兄弟們過個年再去打嘛。”許名極度的不理解楊一的決定，拼命的勸楊一放棄。
“不，我要打下揚州過年。”
“為什么要選今天？”
“因為我有大炮了。”楊一指了指聶士成從船上拆下來的幾十門炮。
“算了，不管你了。”許名放棄了勸楊一打消念頭的意思。
楊一帶著部隊出現在揚州城外的時候，揚州城門一如往常的平靜，只是城門口沒有了把門的官兵，也沒有把門的太平軍。太平軍早在幾天前就撤回了江南。揚州不攻而破，楊一很后悔，不是為自己沒打上仗后悔，而是后悔自己帶著大炮走的太慢，進到揚州天都黑了，耽誤了吃大。早知道就不用自己親自來的，留在泰州過年多好。
1854年的春節楊一過的實在不怎么樣，不過心情還不錯，揚州不戰而獲，對只能和士兵們一起吃大鍋大飯的楊一來說也是一種安慰。不過話說回來，和兄弟們一起過年也不失為是一種不錯的經歷。
1854年對太平天國來說還算一個好年頭，被困天津的北伐軍也突圍成功，南下后順利渡過黃河，進入河南。江西湖北的西征也多次打敗向榮的江南大營，太平天國以南京為中心，控制了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此時的太平天國進入一個相對繁榮的時期。
隨著太平天國的興盛、發展與壯大，清王朝統治陷入危機。作為其主要統治支柱的八旗兵和綠營兵，在強大的太平軍面前，顯得腐朽不堪，“文武以避賊為固然，士卒以逃死為長策。”面對這一現實，清朝最高經濟者不得不將挽救危機的希望寄托在曾于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地方團練武裝身上。咸豐二年七月，太平軍進攻長沙，咸豐帝特命陳孚恩幫辦江西團練防堵事宜；十二月，太平軍進攻武昌前夕，復命湖南在籍侍郎曾國藩幫同辦理湖南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咸豐三年正月、二月間，又于南北十省中先后任命四十多位在籍大官僚為督辦團練大臣。咸豐四年正月初一日，曾國藩從湘鄉趕到長沙，開始籌練湘軍。他深悉綠營中普遍存在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兵、將腐朽，不堪一擊的種種弊端，故所練湘軍依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所創“戚家軍”為模式，以家族、鄉土、師生關系為紐帶，網羅了一批文人士子作為將領。所有勇壯皆由各營營官自行招募，只服從營官一人，各營編列番號，互不統屬，直接受曾國藩指揮。其陸師每營五百人，下分四哨，第哨八隊，火器刀矛各半；水師每營四百余人，配有快蟹、長龍、舢板等船二十一艘，后增至勇壯五百余人，船三十艘。整個湘軍從上至下彩層層相依、各對其上級負責的辦法，由曾國藩指定統領，統領自選營官，營官自哨官，哨官自選什長，從而開創近代軍閥制度“兵為將有”之先河，成為清代兵制一大變革。曾國藩以封建綱常倫理思想武裝湘軍，各級軍官主要從文士中選拔，以儒教治軍，同時還特別重視新式火器的運用，從外洋購置大批槍炮，用以裝備湘軍。因此，這只新組建的軍隊戰斗力較已往的八旗兵和綠營兵強出甚多。咸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湘軍初步建成，計陸師十三營六千五百人，水師十營五千人，加上夫役、工匠等后備人員共一萬七千余人（后逐漸擴大到十三萬余人）。出征前，曾國藩發表《討粵匪檄，攻擊太平天國崇奉洋教、殺人放火、荼毒生靈、毀壞綱常名教。湘軍的成立，標志著太平軍最大的對手的誕生。
歷史和楊一開了個玩笑，有的時候軌跡正常，但有的時候又無端的脫離原有路線，也許是楊一的出現干擾了歷史的頻率吧。只是不知道，楊一的出現會不會干擾曾國藩成為歷史上那個晚清的“中興名臣”。
為表彰楊一的功績，咸豐皇帝下旨升楊一為江蘇巡撫，許名也混了個江蘇按察使的差事，劉銘傳、聶士成也提了個守備。過完年后，在廬州做的不開心的韋曉聲也展轉來到蘇州，以楊一為中心的集團初具雛形。
二月，楊一向咸豐皇帝上奏，鑒于江南局勢動蕩，楊一提出了要穩定江南，先穩定民心的措施。為解決穩定民心的問題，楊一提出以揚州、蘇州、上海、泰州四地為試點，朝廷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強行控制地租和利息的多少，希望一此來減輕百姓的負擔，給江蘇省一個休養生息的環境。
楊一的奏章遭到了大多官員的反對，但咸豐還是采納了楊一的辦法，決定先在江蘇試試看效果怎么樣？此舉一出，頓時引起軒然大波，各地的士紳紛紛上門拜訪，試圖讓楊一取消這個命令。
在一片吵鬧聲中，楊一開始了他對經濟和軍事方面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