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謙：論先秦道家的道德哲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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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家的道德修養論
道家的德育理論，也是跟他們對“道德”的理解相一致的。說到道德教育，儒家、道家都講要“修身”，也即道德修養。儒家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老子也說：“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有余；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國，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五十四章）。但儒、道兩家“修身”的方法和路徑卻很不一樣。
如果說“修身”或道德修養是一項心靈工程，那么儒家的“修身”是在做加法，試圖在人的心靈中培育一些東西、樹立一些東西，如仁義孝悌忠信的觀念、禮的規范等等。在這一點上，孟子和荀子的區別僅僅在于：孟子認為道德的萌芽本來就在人的心性中，只要精心呵護，勤除草勤施肥就可以，但不要拔苗助長；而荀子認為這些東西人性中本來就沒有，要用人為的方式栽培進去。而道家的“修身”恰好相反，是在做減法，是要把人的心靈中那些不“道德”的東西都減掉，減掉以后人就“道德”了，這就是老子說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老子》四十八章）要減掉或“損”掉的東西包括貪婪之欲、爭斗之心、夸耀之心、驕傲之氣、世俗的功名心，乃至于儒家的“仁義”觀念。之所以要“損”掉，就是因為這些東西本來就是“道德”之外的東西，多余的東西，是對原始本真的“道德”的遮蔽，是超出正常人性之外的旁支斜出，用莊子的話說，就是“駢拇枝指”、“附贅懸疣”。減損掉這些東西的過程，就是回歸“道”的過程，也就是“積德”的過程。
損之又損，也就是逐步向嬰兒、向原始本真的狀態復歸。因為在道家看來，嬰兒、孩童比成年人更“道德”，原始人比文明人更“道德”。老子說“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五十五章）；“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老子》二十八章）。莊子認為原始人生活在“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不知道有什么“君子”“小人”之分，“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莊子·馬蹄》）他們是“道德”最高的人、“至德”“全德”之人。嬰兒和原始人，是天然“道德”的，他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樣才會不“道德”。因此對于成年人、文明人來說，道德修養，就是要在更高的層次上復歸于嬰兒，回歸原始之“德”。
具體體現這種減損的道德修養的方法，就是莊子所謂“心齋”與“坐忘”。“心齋”就是要排除一切私心雜念，讓心靈保持虛空狀態，這樣“道”才能進入人心，人才會有“德”。所以莊子說“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人間世》）所謂“坐忘”，就是通過精神修煉，使自己逐漸忘掉那些世俗的觀念，首先是“忘仁義”，“忘禮樂”，進而“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莊子·大宗師》。又如《大宗師》篇女偊向南伯子葵介紹自己修道的方法，也是從“外天下”開始，到“外物”、“外生”，然后“朝徹”“見獨”，最后進入“無古今”、“不生不死”，與“道”融為一體的境界。這也是一種逐步減損的方法。當一個人一步一步將貪鄙之心、世俗的雜念、人間的功名乃至于生死的觀念都排除忘卻了之后，他當然就自然而然回歸崇高的“道德”了。
此外，道家提倡一種“不言之教”（《老子》四十三章）。因為道家認為真正的“道德”不是一種言辭的說教，那種“道德”的至高境界甚至是不可以用語言來表達的，只能去感悟、去體驗。而能夠讓別人感悟、體驗到“道德”人，自己首先得是“全德之人”，就像《莊子·德充符》所記載的兀者王駘一類人物，“立不教，坐不議”，但卻能吸引很多人到他們那里去“從之游”，盡管他們的外貌并不美，但其內在之“德”卻使他們有一種不可抗拒的人格魅力。因此真正的道德教育，主要不是靠教育者夸夸其談、天花亂墜的言辭，而是靠教育者自身內在的真誠鮮活的道德感染力。一個自身沒有“德”卻還在那里對別人進行道德說教的人，借用《莊子·德充符》里的一個比喻，就好比一頭已經死去的母豬還在給小豬們喂奶，小豬們開始不覺察，也許還會吮幾口，等到過一會兒覺察到不是那么回事兒，就會棄之而去了。
與此相聯系的，就是道家強調“道德”要“真”：“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莊子·漁父》）嘴上說一套，行動做的又是一套，就不“真”。道家之所以不滿意儒家的禮教，原因之一就是認為它不“真”。早期儒家經典里確實連一個“真”字都找不到，“真”這個字是在《莊子》書中才開始大量使用的。而道家的“道德”是屬“天”的，是天然的“真”：“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同上）
道家的道德修養，是個體內在的需求和自覺自愿，不是做給別人看的。因此并不需要外在的“名”來認可，不需要什么表彰。在道家思想中，內在的“道德”與外在的“功名”是排斥的。而儒家則是“立德”與“立名”可以并行不悖，后來甚至有“道德功名”的合稱。受其影響，古代有舉孝廉、立牌坊等表彰道德的形式，現在人們也會用評選“道德楷模”、表彰“道德標兵”之類的手段，鼓勵人們爭當“道德楷模”、“道德標兵”，以為這樣就可以促進道德水平的提升。但在道家看來，這樣做，恰恰把“道德”給毀了。因為立了外在的“名”人們就會有意識地去“爭”，而道家認為“爭”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是“道德”淪喪的表現。因此道家主張“不尚賢，使民不爭”（《老子》三章）。道家認為“道德”之“善”的最高境界，是人們普遍都那么做，但卻不意識到那就是“善”。如果是因為知道那樣做就叫做“善”，因而故意那樣去做，那就反而是“不善”了。這就是老子所說的“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老子》二章）對于個人來說，真正的“善”德應該是像水滋潤萬物而不求回報一樣，就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付出，而不是要爭得什么表彰或獎勵，如老子所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老子》八章）
三、道家哲學對當今德育的啟示
道家的德育哲學對我們今天的道德教育，無論從內容還是方法上，都可以提供一些啟示。
首先，道家思想啟發我們要提升“道德”的境界。我們固然需要一些很具體的道德規范，例如師德、醫德、商業道德、政治道德等等職業道德規范，家庭內部和社會人際關系中的倫理道德，以及日常生活、公共秩序中一些文明道德，等等。離開了這些具體的道德規范，道德就會變得很空洞。但是如果僅僅局限于這些小道德的層面，那還是不夠的。莊子說過“盜亦有道”，強盜其實也有強盜的職業道德，一伙盜賊在偷盜的過程中，圣、勇、義、知、仁五種道德品質都體現出來了（《莊子·胠篋》）。他們算不算“道德”呢？因此在小道德之上，還要有大道德，必須把道德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才能給那些小道德以更加清楚的價值導向，才能為那些具體的道德規范賦予更深刻的意義，奠定更堅實的基礎。特別是在今天，整個人類所共同面臨的一些重大難題，已經不是那些小道德層次所能解決的問題了，就更需要我們有大境界、高層次的“道德”。就道德教育的對象而言，如果能使他們的道德境界提升到更高的層次，那些行為規范和操守層面上的道德問題，便會水到渠成，迎刃而解。
其次，道家認為修養“道德”，其實是個向“道德”回歸的過程，也即向人的自然本性回歸，因為素樸原始的人性就是“道德”的。先秦諸子經常喜歡以陶工、木匠用規矩繩墨把泥坯、樹木制作成有用的器皿，來比喻通過道德修養或道德教育把人培養為君子。荀子認為這個比喻很恰當，人的本性是不善的，就是要用仁義禮作為規矩繩墨，來矯治人性，才能把人培養成君子。而孟子則指出將樹木制作成器皿，那是要扭曲樹木的本性的；但用仁義來教育人卻與此相反，不是扭曲人的本性，因為人的本性中原來就有仁義的萌芽。莊子《馬蹄》篇也用了類似的比喻，但是莊子的態度跟孟子、荀子都不一樣，他認為陶工、木匠把泥土、樹木制作成器皿，恰恰是毀掉了泥土、樹木的本性。同樣，用仁義禮樂來治人，也是把人的本性毀了。人的本性本來就是“道德”的，“道德不廢，安取仁義？……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也許我們今天不會完全贊同道家的這種極端的觀點，但是這種觀點也提醒我們，道德教育，一定要以人為本，合乎人性，避免使道德教育異化，走向扭曲人性、“禮教吃人”邪路。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道家的“道德”哲學，是對儒家道德教化的一種補充與制衡。
再次，道家講“不言之教”、“精誠動人”，對我們今天的德育工作者也很有啟發。道德在今人看來也算是一種知識，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也曾說過：“美德即知識”。既是知識就離不開語言，因此通過語言來進行道德教育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對于道家來說，“道德”卻絕不只是一種知識（在道家文本里有些段落甚至暗示，越是“無知”越是接近“道德”），或者可以說不是常人所理解的小知識，“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莊子·繕性》），也不是只靠語言可以講得清楚的。“道德”對人來說，更重要的是一種符合“道”的真實生存狀態，其魅力與生命力就在于真誠實在。對于今天的德育工作者來說，用語言來傳播道德的知識當然也仍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則是教育者自己身體力行的道德實踐，這才是對教育對象最具有說服力和示范作用的東西，是道德之本。離開了這個根本的空口說教，不但令人生厭，而且也沒有效果。
最后，道家的德育觀，重視道德主體的無為自化，讓道德主體在沒有外在強制和約束情況下自我完善、“自化”、“自正”。老子說：“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老子》五十七章）莊子說：“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人休焉。”道家認為“道”本來就是“無為”的，而“德”則是萬物和人類本然的根性。所以對于統治者來說，只要清靜無為，不刻意用“名”“利”來挑逗民眾的欲望，刺激民眾為了這個名為了那個利而爭個不休，使得民眾不能安寧，民眾自然會歸于純樸和安靜，復歸于“道德”。
1.陳鼓應.老子注釋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1984.
2.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1.
3.陳澔.禮記集說[M].上海：世界書局,1936.
4.梁啟雄.荀子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3.
5.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本文原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第p.19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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