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恩鎮邵子平家，張純如正在和邵子平談拉貝的事。邵子平告訴張純如：“1993年我專門去過德國尋找拉貝的線索，我在柏林查電話本，打了好多電話，找到了五十幾位拉貝，但都不是我們要找的拉貝。我還到柏林教會的檔案庫找過，想從教會活動文件里發現關于拉貝及其后人的線索，但沒有找到任何記載。”
張純如微微點頭道：“我從中國帶回了很多南京大屠殺的檔案，里面有很多德國政府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外交報告。這些報告里面提到德國方面多次要求拉貝離開南京，返回德國，都被拉貝拒絕了。到后來德國政府通過西門子總部對拉貝下了最后通煤，要求他離開南京，前往上海后回德國。很顯然，德國政府認為他在南京的舉動有礙于德日之間的外交政策。到這些資料里面也沒有拉貝回國后的相關信息。”
邵子平嘆了口氣道：“拉貝離開南京的時候承諾，一定會告知德國政府發生在南京的一切，會向戈林和希特勒呈交—份關于南京暴行的報告。他到上海之后，還將費奇偷偷帶到上海沖洗的紀錄片帶走了一份，帶回了德國。南京人祈盼拉貝的陳情能夠讓德國向東瀛政府施壓，阻止暴行。但拉貝離開中國之后就杳無音信，沒有參加東京審判，也沒有任何消息，就好像人間蒸發了。”他看著張純如道：“你不是寫南京街大屠殺么，拉貝回德國后的信息很重要？”
張純如道：“我想知道拉貝后來的命運，還有紀錄片和報告最終被送到希特勒手上了嗎，在書里我必須對拉貝、約翰馬吉他們后來的命運進行交待；而且我覺得拉貝對中國人來說是大英雄，我們也有責任搞清楚他后來的命運。”
一組快速切換的鏡頭，張純如開始拜訪約翰馬吉等人的后裔，以及一些歷史學家，想要從他們那里尋找拉貝離開南京后的信息，但沒有人知道拉貝后來的命運。
鏡頭切到張純如的房間，張純如坐在電腦前，敲擊鍵盤，同時畫外音響起：“尊敬的馬莎比奇曼博士，您好。加州芬代爾的歷史學家查爾斯伯迪克告訴我您是德國歷史方面的專家，能為我提供幫助。事情是這樣，在1937年12月12日，日軍攻占南京后，東瀛軍人屠殺了26萬到35萬中國平民，并極其殘忍的強奸了2萬到8萬名中國女性。在這場屠殺中，一群西方人在南京設立了一個2平方公里的安全區，保護了大約25萬難民。安全區負責人是德國商人約翰拉貝……”
就在此時，咚咚的敲門聲響起。鏡頭切換，房門打開，東瀛大使館的福田走進了小粉橋1號拉貝家，時間回到了1938年。
進入客廳后，福田非常有禮貌的告訴拉貝，他是來同拉貝商談去上海事宜的。只是話沒說兩句，福田忍不住撕下了假面具，威脅拉貝：“如果您在上海對報社記者說我們的壞話，您就是與東瀛軍隊為敵。”
拉貝心平氣和地反問道：“那么，請問允許我在上海說些什么？”
福田回答道：“這就由您自己斟酌了。”
拉貝用略帶嘲諷地口氣道：“依我看，您期待著我對報界這樣說：南京的局勢日益好轉，貴刊不要再刊登有關東瀛士兵罪惡行徑的報道，這樣做等于是火上加油，使東瀛人和歐洲人之間更增添不和的氣氛。”
福田沒有留意拉貝話語中的譏諷意味，笑逐顏開地道：“如果您能這么說，那真是太好了！”
鏡頭切到金女大，魏特琳他們為拉貝在金女大難民營組織了一個告別茶會。外國人和安全區的中國負責人們都過來跟拉貝碰杯，每人喝了一口。
就在這時，程瑞芳進來悄聲告訴魏特琳，門外聚集了一群婦女，要向拉貝道別。魏特琳就對拉貝道：“拉貝先生，我們難民營的一些婦女想跟您說聲再見。您能去見見她們嗎？”
“當然可以。”拉貝舉起茶杯一飲而盡，跟魏特琳來到門口。其他人也都出來了。科學樓前的景象不光讓拉貝他們震撼，也讓銀幕前的觀眾大為震撼。三千多婦女和姑娘們齊齊跪在地上，痛哭著哀求：“求求您不要走！求求您不要拋下我們！”
當拉貝要走時，姑娘們一齊拉住拉貝西裝的后擺不放。最后拉貝不得不留下汽車，在程瑞芳的帶領下艱難地擠出一條路走出大門。拉貝在步行回家去的路上，心情異常沉重，他不愿意離開南京，但德國政府強令他回國，他不得不離開。
2月21號下午4點，在寧海路5號總部，國際委員會為拉貝召開盛大的歡送會。人們向拉貝遞上中英文兩種文字的感謝信，熱情地贊美了拉貝。大家舉起杯，祝愿拉貝回德國后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拉貝盡管外表強壯，其實身體并不好。因為他有糖尿病，他口袋里總是裝著一瓶胰島素和一管注射器。
拉貝在會上作了熱情洋溢的答辭：“親愛的朋友們：我十分感謝你們，你們的邀請使我有機會在我出發離開這里返回歐洲之前對你們作最后一次講話。
如同你們大家在這時已經知道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現在已將其名稱更改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法國人也許會說：“國王死了，國王萬歲。“我們從此將在新的名稱下繼續工作，這個新名稱更好地符合我們現在的工作性質。就是說，根據東瀛人的命令不得不撤銷安全區以后，我們從此就只是一個純粹的救濟委員會了。請你們注意“純粹“這兩個字，就是說什么也不多，但是什么也都不少……”
拉貝講話結束后，現場掌聲雷動。銀幕前的觀眾也都在鼓掌，尤其是華裔和中國人，他們一邊流淚，一邊輕輕地拍著，用這種方式向拉貝表達自己的敬意。
銀幕上人們都圍了過來，尤其中國人都懇請拉貝把演講稿留下，以便請人將它譯成中文。很多中國人請求拉貝簽名，他們帶來了很大的白紙，要拉貝不管用什么方法將它寫滿。
1938年2月23日上午8時，分別的時候到了，全體美國人依依不舍地同拉貝惜別。英國大使館的杰弗里和威廉斯親自護送拉貝到下關英國“蜜蜂”號炮艇。9時整，炮艇起航了，拉貝揮手向前來送行的施佩林、韓湘林等人揮手作別。
江水簇擁著炮艇漸行漸遠，就像古詩里寫的那樣：“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鏡頭切到到張純如家，張純如坐在電腦前看電子郵件，畫外音響起：“張純如女士你好。在接到你的信后，我寫信給巴伐利亞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國的德國人的行蹤資料。他馬上打電話告訴我拉貝的兒子奧托拉貝博士及拉貝的女兒馬格雷特的名字。通過他們，我見到了拉貝孫女厄休拉萊因哈特……”
張純如敲擊鍵盤，畫外音響起：“厄休拉萊因哈特女士您好！我叫張純如，是一個作家，最近正在寫一本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書。您爺爺約翰拉貝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負責人……”
叮叮叮！一怔電話鈴聲響起，張純如走到桌子邊，接通了電話。在電話那頭傳來邵子平激動地聲音：“純如，厄休拉萊因哈特寄給的文件我翻譯了，其中有一份資料是拉貝寫的有關回國后被特務機關扣押的經歷，信里有一句‘關于這件事情的細節，請看我的日記’，也就是說拉貝很可能將他在南京的經歷寫成了日記！
張純如聽到這話也激動了：“拉貝在南京寫有日記？厄休拉寄給我的文件有日記嗎？”
“沒有日記，你趕緊和厄休拉萊因哈特聯系，看看拉貝日記保存下來沒有。”邵子平激動地道，“如果真有拉貝日記，如果日記真是南京大屠殺期間寫的，那么它的價值將超過了美國傳教士的證詞，因為德國是東瀛的盟友，拉貝作為德國人他原本應該站在東瀛人那邊。”
張純如馬上道：“我馬上與厄休拉聯系！”
掛掉邵子平的電話后，張純如馬上敲擊鍵盤，給萊因哈特郵件：“厄休拉您好！我在閱讀您寄來的文件時，看到拉貝先生曾經提到他在南京期間寫有日記，不知道這些日記是否保存下來了，具體內容是什么……”
鏡頭切到美國紐約洲際大飯店，時間是1996年12月12日下午2點30分。紐約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花了600美元租了一個廳，專門為《拉貝日記》的公布舉行新聞發布會，吸引了各國主流媒體爭相采訪。
會場上，無數電視攝像機和照相機都對準了一位德國婦女。她就是當年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的外孫女厄休拉萊因哈特，她向各國記者展示了她外祖父約翰拉貝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寫的戰時日記及資料。
在會上，介紹《拉貝日記》坎坷的發現經過時，邵子平表示：“《拉貝日記》能夠面世首先應該感謝張純如，一位住在加州森尼韋爾的作家。她在為南京大屠殺的書收集資料時，找為了追尋拉貝的下落，找到了萊因哈特，我們這才知道拉貝還有一本日記傳世。”
銀幕上出現了一組快速剪輯鏡頭，一系列的報紙，《紐約時報》、《衛報》、《世界報》、《人民日報》等媒體都以頭版頭條的形式報道了這則新聞；緊接著，銀幕上出現了CNN、ABC、BBC、CCTV等電視臺報道《拉貝日記》面世的新聞片段。
沉寂半個多世紀的《拉貝日記》重見天日，在全世界引起了轟動！
《正義天使》這部電影的氛圍非常沉重和壓抑，盡管張然一直在通過各種手段調節情緒，安排一些小的點讓觀眾的情緒進行釋放，但觀眾依然覺得難受，覺得喘不過氣來。《拉貝日記》面世并引起了世界性的關注，無疑讓大家的情緒得到了一次極大的釋放。
幾乎所有人心里都是一個詞，真他媽的解氣！大家都知道《拉貝日記》面世，對想要掩蓋和扭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人來說，無疑是一次重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