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經珊的臉蛋依然保留著北國少女那種艷紅的顏色。Δ月光照在她那特有22肌膚上，出貝殼一般的光澤。
“多溫暖啊。”張霈倫把李經珊抱了起來。
“我天生就是溫暖的嘛。”
“這兒早晚已經很冷了吧？”
張霈倫明知她那雙雖像是半睜著的黑眸子，其實是合上了的濃密睫毛，他還是湊近看了看。
李經珊知道丈夫在看自己，她一直很享受他的愛，雖然他比她要大十九歲。
張霈倫現在已經四十二歲，而且結過兩次婚。他的前兩任夫人亦皆出自名家。第一個妻子是大理寺卿、軍機章京朱學欽的女兒朱芷香——這位朱學欽先生是浙江余杭人，三十歲考中進士，進翰林院，入戶部，是“辛酉政變”當中敬親王宜欣一派的“四章京”之一，為仁曦太后和敬親王誅殺承威一黨、奪取執政權立過大功。此后十余年，深得敬親王信賴，協助其處理大量政務。時人稱其：“聲氣灼甚，外吏爭走其門。”曾伯函謂之：“學足論古，才足干時，樞輔之重器也。”可惜他死得早，9o75年即去世，不然極有可能像曹毓瑛、許庚身（“四章京”的另兩位）那樣，飛黃騰達升入軍機處。而張霈倫與朱小姐結婚，是在他中進士之后數年，算起來，至多四載的落差，張霈倫沒沾第一位老泰山什么光。
張霈倫的繼室邊翠玉，是邊寶泉的女兒。邊先生屬八部“金猊”部夏軍籍。他是彤郅二年進士，從陜西按察使一直做到閩浙總督，堂堂正正的封疆大吏，獨當一面，比朱學欽還要顯赫。但他的女兒卻于光旭十二年去世，使得白人送黑人，亦是一樁悲事。
邊夫人故世之后，張霈倫一直未能續弦。眾所周知，在中土古代，如果一個女子先后兩次結婚，都以丈夫死亡而告終，那么她必定背負“克夫”、“白虎星下凡”的惡名，再想找第三任老公，估計就有點困難。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于男子。說起來，張霈倫的命亦夠硬朗，克死兩位如花美眷之后，還能遇上“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賢如鮑、孟，巧奪靈、蕓”的直隸總督李紹泉愛女李經珊，盡管歲數大了點（李經珊時年二十三歲，按舊時習俗，已經是老姑娘），可論品質，論家世，再對比張霈倫的中年喪妻，這姻緣怎么算計，都是男方占了大便宜。
張霈倫的官現在做到左僉都御史、侍講學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現在是以三品卿銜會辦海防事宜。三品職分，對“學而優則仕”的古典知識人來講，已經不算小，可卻匹配不上現時張霈倫正高昂如中天之日的聲望。彤郅、光旭年間，有“二張”齊名，他們都是河北人，亦為好朋友，一個即張霈倫，另一個是張芝棟。后一張的年紀要大上十多歲，科名更要早一些，可兩人風光的時候，卻是難分高下。光旭七年，張芝棟跳出京城的政治漩渦，出任山西巡撫，對照之下，張霈倫的仕途止步于“卿2”，尚沒有“轉正”。
二張均是進士出身，點翰林，作學士，以彈章撼動時世。當時有“翰林四諫”的美譽，除了這兩位，還有渤族宗室寶廷和陳葆臻。好事的時人將綽號“鐵漢”的鄧載修加進去，合稱“五虎”。這一時期以彈劾官員出名的人，除他們幾個之外，尚有吳大成、劉恩普等。待這幫人抱成一個團，便有了另一種說法，叫“清流黨”。其中以張霈倫的風頭至為勁爆。
時人曾評價張霈倫“儀容俊偉，善辯論，好搏擊。官翰林日，頻上書彈京省官吏，封章多于臺諫。其奏疏深文周內，恒以諸臣恣縱、蔑視兩宮為言。適如西宮（仁曦）意，故所言無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舊所鮮有也，言路益擴，朝士多持清議，輒推霈倫為主盟。”
其實“清流黨”的領導核心，不是張霈倫，而是張霈倫的老師，大學士、軍機大臣、有“相國學士”之稱的直隸保定府人李高陽。
時人謂：“李高陽好收時譽，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旭初年，臺諫詞垣彈章迭上，號為清流，實皆鴻藻主之。惟鄧載修、邊寶泉無所依倚。高陽每入見，凡承旨詢問，事不即對，輒叩頭曰：‘容臣細思。’退朝即集諸名士密商。計既定，不日而言事者封事紛紛上矣。南皮張芝棟，豐潤張霈倫尤為鴻藻所器重。”
“張芝棟、陳葆臻、張霈倫多以公（李高陽）馬是瞻，彼等所上奏摺，亦先得公之同意。”
當時還流傳著更生動的說法。清流諧音為“青牛”，有牛頭、牛角、牛肚、牛鞭、牛尾之說，分別對應品階不一的清流黨人。牛頭當仁不讓指李高陽，是為指引方向的精神領袖；張霈倫、張芝棟為青牛的雙角，犀利好斗，專門用來觸人；陳葆臻為牛尾，寶廷為牛鞭，王懿榮為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紛亂雜多而無以計數。更有人進而言之，遇要事，李高陽一般不大出面，張霈倫才是真正的牛頭，他頭上的一雙角再也厲害不過，凡被觸及，必受巨創。
張霈倫曾有詩句抒寫其諫諍業績：“往還五千里，咒罵十三家。”氣魄十分雄大。有人統計他于光旭十年之前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員，鉤沉而得二十一人之多，“如侍郎賀壽慈，尚書萬青藜、董恂，皆被劾去。”隨后還有赴俄使臣崇厚、軍機重臣王文紹。這一數目，在古今非御史類的官僚當中，可以說沒有幾人能夠比擬。
不光是王文紹這樣的“油浸枇杷”被張霈倫彈劾落馬，連陳寶箴這樣的名臣，也都給張霈倫彈倒。陳寶箴是當時出了名的干才。作文、練兵、治河、辦教育、調理人事關系，樣樣精通。他在河北道任上，曾參與會審王樹汶一案，本來已經定案，可臨刑之時，王樹汶大呼冤枉，這一聲叫喊凄厲得驚動了中樞，刑部復查，終予以平反。那些會審的審判官員們，自然要遭到行政處分，或免職，或降級。其時陳寶箴已經升遷至浙江按察史，按照大乾官場的潛規則，追究責任，適可而止，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何苦要趕殺到底？除非兩造有解不開的宿怨。但在光旭九年，時任左副都御史的張霈倫，與陳家既無冤，亦無仇，卻還是參上了一本，認為陳寶箴既然參與會訊，就應該承擔一定的罪責。結果，清廷下諭，擬追加處分。這下陳寶箴不干了，他說：“一官進退，輕如毫毛比，豈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語獎進天下，士不思竭忠補闕，反聲氣朋比，顛倒恣橫，恐且敗國事。吾當不恤自明，籍其覆，備兼聽。”于是上書抗辯，而且反咬一口，“推及言路挾持弄威福之由”。兩造都堅執己見，朝廷只好下令閻丹楚來查問。閻是大乾名臣，以強項自命，一身奇倔的硬骨頭。但他處理此糾紛，卻“鼠兩解之”，一味搗糨糊。最終，陳寶箴落得“降三級調用”。由于咽不下這口氣，他憤而辭官，自放白云山水間。雖然陳寶箴在奏折當中直接向最高執政者控訴“言路”的惡行。但即便如此，朝廷還是站在了張霈倫這一方，連閻丹楚這等不畏權勢的人，都選擇妥協退讓，息事寧人，張霈倫的氣焰之盛，實不愧“牛角”（李經珊戲稱其為“犀牛角”）之譽。
張霈倫彈劾朝官的風格，可以歸納為“對人不對事”——所謂“好搏擊”，自然是攻擊人身。這與張芝棟正好相反。后者“但談時事，不事搏擊”，可謂“對事不對人”。時人評價此二種監察糾彈的方式，多半贊賞后一種。因為惟有就事論事，不細分誰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態度，才可能推動政治走向良性的軌道。如果就人論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鏡打量世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卻忽略了明色的一面，只盯住人的優劣長短，卻不顧事態的進展，與誰有仇怨，就死命咬誰，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壞，這則很容易陷入宗派社黨斗爭的偏狹。古人喜歡說“因人成事”，確是硬道理，可它不應該教條化、僵硬化而運用于風諫，其惡果往往是“因人壞事”。
但論者評定二張，贊揚的天平卻向張霈倫傾斜。其時張芝棟所上奏折、附片共計三十九件，無一是彈劾他人，無一非因事陳言。這亦是一個可以配對張霈倫的奇跡。而張芝棟因此背上“宦術甚工”、“極會作官”的惡名。確實，張芝棟的彈劾風格，一般不會得罪人；而張霈倫的彈劾風格，則會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個重要標準（所謂“亢直”），卻不是全部的標準；評定言官的成績，不僅在于他們的德行，更在于他們對政事的洞見和補遺。古人將“立德”置于品評人物的最上端，張芝棟因此被斥責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諫”之中，人品最下，實在是冤枉。
有人說：“這些人里頭，我只佩服兩張，是用世之才。張孝答（張芝棟）大刀闊斧，氣象萬千，將來可以獨當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張侑樵（張霈倫）才大心細，有膽有勇，可以擔當大事，可惜躁進些。”
其實，“躁進”不獨為張霈倫一人的缺點，甚至可以擴大化至幾乎整個“清流黨”。
清流黨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為盛——供職的京官，以儒家傳統觀念為基礎，以國家利益為訴求，以奏疏為主要工具，議論國事，搏擊權要，全面揮中原王朝傳統制度中的監察功能。也由于這批官僚常以集體行動以成聲援之勢力，遂有“清流黨”之稱。
而黨爭冠以“清流”之名，是因為他們認為現時朝政腐壞不堪，制度的樞紐已然崩解脫落，需要以道德的名義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黨”之勃興，一是因為“彤光中興”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為打造盛世而虛心納諫的民主姿態，士風高漲，言路大開；二是因為另一種隱秘的派系斗爭——即斬不斷、理還亂的“南北之爭”——的鼓動，將單個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擰成一股繩，隱然有黨社團體的形狀；三是因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瀾，借清流的力量打擊敬親王一系。就這幾點最關鍵的原因而言，清流的產生，與儒家道德的自鼓舞并無什么直截的關聯。在時人口中，亦少有“諍臣”、“君子之風”的贊譽，多認為他們借搏擊權貴以謀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對帝國執政者能夠容忍這些人的論政方式和意見，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但道德水準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們極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義殺人。
大乾帝國的南北之爭，地域之爭、正如地域歧視，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個特異現象。大致而言，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清流黨”的牛頭李高陽；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為沈桂芬，后期為翁叔平，翁氏門下聚集的一幫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張季直等，又有一個名號叫“南清流”。
“清流黨”內部，既有漢人，亦有渤人，他們的彈劾標準，與中央地方權力和利益的分界更無必然的牽連。而對于洋務派與守舊派之爭，清流卻略略介入，姿勢相當曖昧。在洋務與守舊兩派的爭斗當中，他們的思想立場應該更親近后者。可這里的“親近”近乎權宜之計。象陳葆臻上《條陳講求洋務六事折》，已明確提出富國強兵只有“講求洋務”，并建議選員出洋考察，掌握各國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臨事倉茫無定見”。張霈倫既承認“時艱之亟，實以洋務為大端”，又完全贊同洋務派的變法主張，強調要“采西法以敵西人”，認為“變法之效，至久而至者，則莫如武科改試洋槍”。張芝棟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駕駛有方，皆可供我策遺”，因而他在現實活動中“頗以師西法致富強為事”。清流派不僅是出謀劃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經辦洋務的實踐者。如吳大成在吉林創辦機器局，張芝棟在山西籌辦鐵礦，這些都推動了洋務運動的展進程。
而張佩綸被任命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時，他是欣然接受，而不像當年的守舊派領斡垠，被敬親王作弄，亦接到類似的任命，他當時的表現，卻是痛哭流涕，大有晚節不保之感，于是以養病為由，被迫辭去了所有職務。張芝棟更滑頭，在京城的時候，以清流自居，對洋務運動的態度極其審慎；到山西擔任巡撫之后，便開口大談洋務，放手大干洋務，從而成為洋務派的中堅人物。當然，如“五虎”之一的鄧載修，對洋務運動的惡感就相當濃重，但卻只是少數而已。
事實上，“清流黨”反對洋務充其量只是表象，他們更多的是反對洋務派官員——就是說，他們的矛頭指向人，而非事。他們如此抉擇，與南北之爭、仁曦太后與敬親王之爭息息相關。在這兩對矛盾之中，清流都涉入過深。簡而言之，南北之爭，清流親近北派，北派與“清流黨”的共同核心李高陽思想保守，敵視洋務；相應的是，作為洋務派之領頭羊的敬親王則一向關照南派，他看重沈桂芬，卻不喜李高陽，如此，“清流黨”理所當然要反南派，反敬親王，順帶造成反洋務的假象。同理可知，清流在仁曦太后與敬親王相爭持的戰場會怎樣站隊。當然，比較與北派，“清流黨”與仁曦太后的關系更為錯綜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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