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間，朝中議論紛紛。
第一個便是與突厥會盟之事，因高慎剛死不久，而高慎一案明顯的顯示出了一些皇帝對突厥的態度。
所以臣下們進言都要再三考量，私下里議論很多，可上書表態的人卻沒幾個，最終估計還要皇帝自己來做決定。
第二個就是皇帝要重開科舉，此事關乎朝廷大政，有想法的人就太多了，而且有前隋可以借鑒，各部人等對此都很關注，于是紛紛上書言事。
皇帝案上的奏疏猛增倍余，工作量大增之下，李破也只能耐心的埋首案牘，再也沒什么娛樂的心思了。
消息漸漸傳至地方，地方的官員們也要來多嘴兩句。
所以大唐元貞三年的后半段，朝廷重開科舉的消息在各處流傳，各種各樣的聲音都冒了出來。
贊同的人要上書言事，反對的理由也是一大堆，紛紛擾擾間，其他事好像都被壓了下去。
比李破預想的影響要大的多，人們對選才制度的改革好像分外的感興趣，這也許是因為前隋打下了一定的基礎的原因。
李破也招來了一些曾在前隋任職的老臣問了問，好像文皇帝楊堅推行科舉制度的時候，聲音沒這么嘈雜。
分析一下原因，應該是因為人們對科舉不太熟悉，無從多嘴，再有就是那時楊堅正準備平定南陳，雙向并行，人們的注意力明顯都放在軍事上，并無心管什么科舉不科舉的。
而且開皇初年，戰功卓著，竟然打的突厥抬不起頭來，楊堅威望大增之下，從上到下強行推行科舉，阻力也就沒那么大了。
但話說回來了，科舉制度在前隋效果不佳也是有目共睹。
原因嘛那可就多了，晉末戰亂剛剛平息，九品中正制雖然腐朽，卻已深入人心，門閥勢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楊堅推行科舉的目的明顯不是養才為用，而是與世族爭權，而一個爭字其實就道盡了當年的局面。
等明白過味來，世族門閥自然反抗激烈，于是科舉在前隋立馬淪落到了一個尷尬的處境當中，門閥大族約束子弟，不讓他們去參加科舉，并形成了一種科舉官不是正經官員的風氣。
這對科舉打擊就大了，朝廷選士，應者寥寥，即便選上，也無出頭之日，比如如今的涼州總管范文進就是受害者，參與科舉而得官，卻只能為人幕僚，很多人都瞧不起他，最后落得離任歸鄉。
這樣的局面怎么破？
楊堅也想了不少的法子，一邊徹底廢除九品中正制，一邊在各處辦學，想要培養科舉應試之人。
為此他還選了不少才學之士出來辦學。
可結果呢，并無多少成效，開皇末年，楊堅灰頭土臉的辭退了那些選出來的“大儒”，仁壽元年，他再也無法忍受辦學的進度，于是決定廢止，諸般努力此時已多化為烏有。
沒辦法，他面臨的情況太復雜了。
想要與門閥世族爭權，把天下官員的任命之權徹底收歸中央，可不是一個科舉制度所能辦得到的。
那時的人們其實已經意識到了九品中正制走到了盡頭，可同樣不愿皇帝把刀子架到他們的脖子上，于是代替九品中正制的科舉制度舉步維艱。
到了大業年間，楊廣繼承了父親的治政思想，只是他的手段要比父親激烈的多，楊堅也只是把刀子架到世族的脖子上，并未想著非要見血。
可楊廣就不一樣了，揮舞著刀子，斬來斬去，那誰受得了，瞅著機會便紛紛操戈而起，就你有刀子嗎？
總的來說，科舉制度在前隋是失敗的，終隋一朝，秀才及第者僅僅七十二人，常科，特科及第者八十九位，幾十年的工夫，斷斷續續加在一起不足二百人，你說尷尬不尷尬？
而且前隋的科舉制度制定的太粗糙了，每年還都在變化，很多時候都讓人摸不著頭腦，皇帝隨意增減科目，看上去很隨緣的一個考試，更增其不入流的感覺。
如此的混亂，也難怪走的步履蹣跚。
當然了，這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像前秦統一六國，面臨的是割裂已久的天下，需要考量的事情太多了。
而大唐要重開科舉，其實也面臨著極大的考驗。
比那時強的地方在于，門閥世族的反抗沒那么激烈了，九品中正制已經廢除了二三十年，各地諸侯雖還看重門第，卻也不再分什么上品，下品。
天下的動蕩局面同樣也削弱了門閥世族的實力，民心思安之下，科舉還是薦舉，對世族中人來說，已經從極力阻撓變成了都可以接受。
就像是如今大家進言，贊成者明顯居多，明確反對的人卻沒了幾個，因為大家都感覺折騰不起來了嘛。
再有就是當年北齊故地的人們受到了重創，不用再擔心他們成幫成伙的起來造反，重建北齊什么的。
所以說李破面臨的局面要比楊堅那時輕松一些，劣勢之處在于爛攤子終究是爛攤子，想要收拾起來沒那么容易。
上書言事的人很多，李破仔細覽閱，到了六月間，他心里就有底了，贊成的人很多，留戀舉薦制好處的人都是陳腔濫調，不值一提，找機會把這些人換了就是。
再抓幾個典型，讓他們知道知道上書言事的危險性……
當然了，他也不指望重開科舉能收立竿見影之效，他已經準備好接受最壞的結果，像前隋一樣沒幾個人應試，或者選出來的都出身世族。
這都沒什么，重要的是要做好準備，把科舉制度框架確定下來，要吸取前隋的經驗和教訓，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早晚有其成效。
大唐元貞三年四月間，還在傳出消息，聽取意見的階段，李破并沒有大動干戈，還有很多事要做，科舉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還不需全力以赴。
四月末，竇建德一行河北降人終于來到了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