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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相口口聲稱今后太平軍將一改從前流寇做法，改以建設根據之地以供戰事所需，然在攻打增城、番禺、順德等縣時，太平軍所行的卻仍是流寇手段。∈♀，
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太平軍大規模搜掠占領區內的“戰略物資”，并以“自愿”為名將青壯大量遷往香山，雖然至始至終，太平軍的主力營頭仍然堅守了“不殺人、不放火”的五條軍紀，但翻墻倒柜般的掠奪糧食和鹽鐵行為仍使當地百姓蒙受巨大損失。在此過程中不乏有村民自發組織團練反抗太平軍，由此帶來一定程度的傷亡。
二次鹿頭河大戰全殲塔音布部，周士相才稍稍著手改變了一些過激政策，允許不愿隨太平軍南遷香山的百姓可以留有一定口糧，對反抗強烈的村子也不再強行攻打，以免百姓無謂傷亡，并且大力宣傳百姓若不隨太平軍南遷則勢必會受到清軍報復，但是這些補救措施來得太晚，截止太平軍撤軍時，增城、番禺、順德及新安部分地區的百姓死傷已經超過千人，被焚毀的村寨也達到了十多處。
隨著兩次鹿頭河戰事的全勝及清軍在增城、番禺、順德等鄉下統治的瓦解，越來越多的綠營兵和土匪、強盜加入了太平軍，使得太平軍的新建營頭不斷增加，達到了十幾個，新附兵的數量也從起初的千余人上升到了六千余人。
這些新附兵的軍紀敗壞了到了極點，僅以增城義勇營俞天恩部為例。在奪取增城向太平軍納降之后，俞天恩便使部下在四下搶掠，屠鎮屠村不下一二處。美其名曰要向太平軍周大帥納糧完稅。若有不從，即視為心向韃子而大加殺戮。
新附兵在各地的破壞性搶掠令得太平軍在這些地方的名聲大壞，周士相也不是不想約束這些降兵，但是這些降兵來源復雜，且各自都據有一塊地盤，彼此也十分分散，令得急于班師回香山的太平軍沒法抽出兵力。也沒有時間對他們用兵。到了后來，周士相索性也不去管他們，任他們自生自滅去。
秦智生強烈反對放任這些新附兵不管。說這些土匪降兵打著太平軍的旗號撈盡好處，但壞的卻是太平軍的名聲，長此下去如何得了，等到廣東百姓人人都視太平軍為敵寇時。再想彌補可就來不及了。現在就算太平軍一時沒有能力去將這些新附兵都納入太平軍的體制中。也應該派出官吏接手這些新附兵所控制的地盤，盡力維持地方治安，約束新附兵的軍紀，阻他們對百姓的禍害，而不是這樣放任下去。
周士相沒有理會秦智生要求派員整肅降兵的請求，一來他手下真沒有這些人手派出去，二來太平軍兩次北進已經擴員很多，自身還沒來得消化。哪里還有余力去整編那些新附兵。三來他私下以為這些降兵雖然不堪，但好歹也有數千之眾。算是一股不大也不小的力量存在。
眼下廣州清軍前后被太平軍消滅了七八千之眾，短時間內廣州清軍已經沒有能力大舉對香山用兵，這從塔音布被殲以后，當面的清軍噶來道噶部便收縮回廣州可以看出。
兩次北進，第一次周士相是想從清軍占領區獲得糧食，第二次則是在搶糧之余消滅清軍的一定力量并徹底破壞廣州周圍府縣向清軍供應糧草的能力，使得廣州地區清軍只能從潮汕地區調糧，而不能就近解決糧草來源。這勢必會加重廣州清軍的負擔，也會影響他們的用兵能力。
可以說，周士相設想的兩次北進戰略目標已經基本完成，現在，他要做的就是消化這兩次北進的戰果，將隨太平軍南遷的百姓安置于香山各處，等到夏糧收割后再發動一次北進戰事，一點點的割清軍的肉，放他們的血，直至太平軍有能力進攻廣州城。
這段時間內，香山需要絕對的安全和穩定，太平軍的重心也不再是進攻，而是防守，那么有數千新附兵馬屯散在廣州附近，無疑是替太平軍擋在了前頭吸引清軍的目光，這對太平軍而言是件好事，所付出的代價不過是名聲的受損而矣。
亂世之中，人命本就如草芥，周士相能做的就是將隨太平軍一起南遷的百姓安頓好，讓他們不被餓死不被殺害，至于那些被新附兵禍害的百姓，他也就只能抱以愧疚之心了。名聲嘛，刀把子夠硬，名聲就好；刀把子不硬，再好的名聲到了刀筆吏手下，都是豬狗不如的。
人，沒有完美之人，事情，也必然沒有完美的事。
十全齊美這種好事放在當下這個時代，只能說是一種奢望。
回到香山后的周士相召集了一次百戶以上的軍議，在這次軍議上，周士相正式提出五大區的概念。
五大區指得是核心區、邊緣區、淪陷區、友軍區、中立區。
所謂核心區即是以香山為主的太平軍主要地盤；邊緣區就是香山周邊的地區；淪陷區即清軍占領區；友軍區自然是指被明軍控制的地盤，而中立區則是指那些被既沒有歸附滿清也沒有歸附南明的勢力地盤。
太平軍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核心區不受清軍威脅，核心區的百姓也絕對不能受到太平軍的侵犯。而邊緣區內的勢力必須接受太平軍的指揮（主要為新附兵），太平軍可以默認邊緣區自主征糧征稅，打太平軍的旗號，在清軍進犯時也提供保護，前提就是邊緣區的勢力必須向太平軍交納一定錢糧。同時，太平軍也會約束邊緣區勢力對當地百姓進行保護，而不是一昧殺戮搶掠。
太平軍要馬上建立和友軍區的聯系，同時也要和那些中立區的勢力達成一定程度意向，只要中立區的勢力沒有明確倒向滿清，太平軍就不會對對方用兵。至于淪陷區，則是太平軍今后用兵主要方向，對于淪陷區內的百姓，太平軍原則上是不會殺害。
關于如何對淪陷區百姓這一點，周士相說得比較模糊，他準備將王應華的事情處理后，再和宋襄公他們好生商量一下日后在淪陷區用兵的注意事項。
周士相急于想得到俘虜的降官和讀書人歸順，是因為他急需要這些人幫助他治理香山，構建太平軍的文官系統。
周士相從來不認為武人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在他看來，一個完善的政權應該文武并重，文官既是武官，武官同樣也是文官。文武的區別不應該只是看他管的是民還是軍，而是應以識不識字，能不能看懂公文，能不能依制度辦事，能不能就事發表自己的見解來區別。
一句話概括，周士相眼中的武人不過是不識字的提刀人，只要識字的提刀人都可稱為文人，而不是這人當的是什么官，哪怕他只是個把總，只要他識字，看得懂上頭發下的公文，那么他就是文官，而非是武官。
文官為帥，武官為相；文官能騎馬拉弓，武官能提筆賦詩司，這看起來很荒謬，但事實上卻是儒家教導的核心所在，六藝便是這理念的基礎，出將入相才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然而現實卻是這個時代的武人大多不識字，識了字的，哪怕官至總兵，爵至王爺，在世人眼中也還是武官，而非是文官的一員。文貴武賤這種歪曲了儒家思想的理念幾百年來大行其道，若不逢亂世，武人的地位卑下到令人無語。
周士相想要打破這種畸形的文武觀，想要建立太平軍的文武兼并政權，就必須要一大批能文能武的人來幫助他構建這個政權，充任各級官吏。可問題是他的夾袋中沒有這種人，或者說這種人少得可憐。
培養太平軍的文武官員是未來太平軍發展壯大的關鍵所在，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和孫可望及當年的艾能奇便是張獻忠在大西軍中培養出來的新生代，爾今已然扛起大西軍的重擔，更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棟梁。如果孫可望沒有異心，周士相相信這位大西軍會盟的共主肯定在史書上的成就不下于李定國，畢竟孫可望才是張獻忠的真正繼承者，大西軍真正的領袖！
周士相常感手下人才匱乏，爾今香山和太平軍的一切都是他一手強行推動，盡管有宋襄公和廖瑞祥不遺余力的幫助，可實現起來還有困難重重，這其中的原因便是沒有得力的基層官吏輔助。
光靠一個權力下鄉的架構還不足以支撐起太平軍在香山的發展，必須要有足夠的官吏維持這個構架，并不斷充實擴大下去，太平軍才能獲得源源不斷的錢糧、人力供給，獲得穩定的后方，才能在和清軍的不斷戰斗中堅持到底。
教育培養這一塊，周士相已經在做，但正如新會縣衙僅有幾個秀才在幫著廖瑞祥維持縣衙運轉一樣，教育這一塊也是步步艱，很難讓教出來的學生達到令周士相滿意的地步，更休說教員力量奇缺，教材奇缺。況且，香山縣的教育不過年初才著手，等到那些學堂里的孩子真能成長起來，最少還要幾年時間，在這幾年，周士相就必須獲得那些現成的文人來幫助。
俘虜的降官和讀書人就是放在周士相嘴邊上的寶藏，他不能因為對方的不肯歸順而將人殺了，他必須要讓這些人替自己服務，哪怕他們不情愿也得讓他們暫時低下頭來為己所用。
周士相讓徐應元把王應華提了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