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相要解決的就是糧食缺乏的問題，如果采中汪士榮的辦法，自然不會允許以銀代糧。但是若是全盤采納開中法，另一個問題也隨之產生——將手中的土地拿出一部分來種糧，成本雖說相對明初那些商人將糧食運到邊關損耗得要少，但也是一件極其費力，也需要不少人力的事情。這就會使得商人們的利潤被減少許多，而紡織品在海外是有巨額利潤，只是大頭并不掌握在他們手中，而是在金廈的鄭氏及其他西方商人手中。兩下一算，商人們還是會覺得自己很不劃算，為了減少自己的損失，他們只有兩個選擇，要么就是抬高貨物價格，要么就是壓低收購成本。
抬高貨物價格，僅現在來看，基本不可能，因為海路被鄭家所掌握，而鄭家需要巨額海貿利益養軍，絕不可能將定價權拱手讓給商人。用周士相前世的話說，經銷渠道被人家握在手中，賣什么價就不是生產人能夠說的算了。如果商人們強行抬高價格，鄭家不再采購，那再多的貨，也只能砸在商人自己手中，畢竟他們沒有貨賣兩家的可能。顯而易見，逐利的商人只會壓低收購成本，那樣一來，損失最終只會落到作坊里的工人，種桑養蠶的農民頭上。
大明趕跑了大清，怎么折騰士紳老爺們，普通百姓可能管不著，但真要切切實實的損害到他們的利益，讓他們連溫飽都沒法解決，那問題就會又回到老路上。
蔣國柱在歸降之前畢竟做了那么多年的封疆大吏，對事情看得比較明白。他在答文中明確指出，萬歷以來的天災，已經導致中原和湖廣、西北殘破，可以說根本無自給之力，當地百姓幾乎就是生活在死亡線上。而滿清入關十七年來，一方面因為清軍的大規模屠殺，另一方面也因為明清在南方的爭奪，使得南方的糧食生產也近乎停滯，兩廣、云貴四省人口恐怕都沒有五百萬。以致很多地方空有大量土地，卻無人耕種，所以從前朝代采用的招募流民，恢復生產的辦法在眼下并不足以解決問題。
流民，肯定有，為避兵災逃到山區隱居的百姓哪朝哪代都不缺，可問題是這批人畢竟少，能搜羅百十萬人便算頂天了。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有人，那么在大量人口死亡的前提下，想要徹底解決糧食不足這個難題，其實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繁衍人口。有了足夠的人口，生產自然就能恢復上去，朝廷這時只要無治而為，過上二三十年，自然就是個盛世。而這，顯然需要時間的。所以招集流民只能作為恢復糧食生產的一個手段，不能當成主要手段做。
蔣國柱做了幾年江寧巡撫，對江南情況的了解比其他人都要深。雖說江南一直號稱清廷的財賦重地，但其實糧食也僅僅能做到自給程度。當年清廷三路大軍入云貴，從江南調撥的糧食極其有限，主要是為清軍提供了大量銀餉和一些輜重。洪承疇在云南時，曾給清廷上書委婉指出清軍在云貴濫殺屠城，掠奪錢糧，這背后主要的原因其實也是因為江南糧草不足支撐清朝大軍使用，令得清軍必須在占領區燒殺搶掠。通過對當地的掠奪，也是清軍十幾年來，甚至在入關之前就定下的基本方針，用書中的話說便是“就食于敵”
。等到敵人殺光了，人也變少了，那時事情便變得簡單，一道恩旨免個幾年賦稅，任地方自己慢慢恢復便是。
江南無糧的原因就是付出與收獲不等。
種糧所得趕不上種經濟作物所得，百姓自然會選擇后者。紡織品價格下跌，會讓他們買不起糧食，但他們肯定不會埋怨壓低收購價的商人，而是會埋怨太平軍。這世上從來不缺流言，也不缺背后煽動者，官府一直要求百姓棄經濟作物改種糧食，百姓不愿意，突然紡品價格大跌，不是官府的錯也是官府的錯了，何況，這本來就是官府的錯。
蔣國柱提出的辦法是糧食補貼，通過高額補貼讓百姓種糧所得不低于，或者說不差種棉、種桑太多，以此來鼓勵百姓自愿種糧。但這種作法只能短期內而為，不可長期，也只能僅限在一府或數府之地，不可在全國推行。原因很簡單，哪怕是通過清欠和通海等案聚斂起大量財富，周士相的銀庫也吃不消這等花錢如流水般的補貼。
蔣國柱認為應將糧食補貼的這部分錢轉嫁到商人頭上，由官府出面成立類似鹽務總局一個性質的紡織總局，規定所有作坊必須接受紡織總局的統一管理，然后控制紡織品流通，在金山衛等港口設卡專營，凡出口海外的織口必須經港口抽取稅收，稅收所得再用于補貼農民種糧。
這個辦法和汪士榮的辦法一結合，等于是在從事紡業的商人和作坊主頭上剝兩層皮，兩人都未考慮過商人會將損失轉嫁到農民頭上。本質上二人提出的辦法就是重農抑商。
周士相現在要魚與熊掌兼得，那么思來想去，既要讓百姓肯種糧食，又能讓商人們能夠承擔“開中法”的損失，只有一個辦法，抬高貨物價格。如此一來，解決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將海路控制在手中。
周士相現在可以補貼農民一兩年，甚至三四年，只要江南的糧食產出穩定，這幾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但是整個北中國有多少人，又有多少省，將來出關收復關外又要多少糧草。總不能太平軍旗幟所到之處，和清軍一樣將餓得哇哇叫的百姓先屠個一遍吧。
同鄭家的水師一樣，控制海路又成了周士相急于解決金廈的一個理由。
張長庚提出的辦法則是興修水利，引入良種，為佃戶減租減息，并且將北逃地主的田地分給無地農民。興修水利是治本的事，也是利在千秋的事，只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辦成的。引入良種，高產作物，周士相也一直在著手，只是廣東方面卻遲遲沒有傳來有關紅薯種子的消息。
其實，周士相對于引進紅薯并不熱心，在他看來，他要做的是讓活下來的漢人同胞能吃上米面，而不是以什么紅薯墊飽肚子，使得人來人往盡是“菜色”。玉米也是高產作物，且適宜在北方大規模種植，這個周士相倒是特意吩咐廣東從海外尋找。
最終，周士相決定開辦紡織總局，由紡織總局統一管轄松江等的的織戶和經營者，并行“許可證制”，迫使商人和從事紡業的百姓必須向官府交納糧食；同時推行種田補貼，鼓勵農民種糧食，對其中優秀者給予嘉獎，減免賦稅或予以賞賜。同時查緝商路，于港口設關收稅。另外則將各地清欠分司轉為正式衙門，接收從前府縣官辦之事，推行建村設鄉，整合農村，提高生產效率。另外，則是在江南開始推行“糧票”制度，減少金銀流動，使“糧票”成為唯一流通法定“貨幣”。
對福建鄭家動手已是迫在眉睫，周士相在等福州的捷報。福州一下，四鎮太平軍則立時撲向金廈，迫使鄭森來朝，鄭經臣服。
傲骨鐵心說謝謝江山萬萬歲書友的10元打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