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野心家  第四十八章 體系

類別: 歷史 | 上古先秦 | 戰國野心家 | 最后一個名   作者:最后一個名  書名:戰國野心家  更新時間:2018-09-03
 
“既以天下論,那么凡事向前進步的,墨家便支持。若不進反退,便要打著讓他進步。此為義戰,便無國別之分。墨家非一國之墨,乃天下之墨。”

吳起聞言不語,低頭沉思。

此時天下諸國并不諱言談及兼并和戰爭,可春秋禮儀尚有存余,像是韓國趁著會盟偷襲鄭國滅鄭這樣的事也只能發生在戰國。

可是在這戰國之初,各國至少還多少要點“臉”,將求個師出有名,既要有名,這名便要有個基礎,那就是禮。沒有禮,就沒法說對錯,也就沒法說出是有名之師、無名之師。

三晉伐齊,那還是借公孫孫之亂,田氏有弟弒兄的嫌疑。三晉與齊,還要走個周天子的形式。

可是墨家這番話,分明就是說:墨家自有自己的規矩和邏輯,禮即規矩,墨家守自己的禮,不守此時已有的禮,只要不合于義,墨家便可能與之戰。

而義……天下如今能夠對義持有解釋權的,只有墨家。天下論戰,各家一敗涂地,儒家尚未與黃老之學融合天命之說,更難在君侯之間傳播,于民間因為鐵器火藥牛耕帶來的分封制的物質基礎不再,也日趨勢微。

法家初興,但是少了對未來的描訴,也少了一根根本的內涵,只是術而不是道,只是給出了變法的合理性支持,但卻沒有說清楚變法的根源。

吳起雖然腹誹墨家將戰爭也能說得如此“合于大義”,腦海中回憶了一下這些年墨家抨擊各國政策的小冊子,又暗暗點頭。

自從墨家出版了關于天下財富總和的來源與增加的小冊子之后,對于各國的經濟政策一直都是以那本小冊子為基礎,在規矩之內從未逾越。

言行如一,又能恰如其分地解釋評判,這便是可驚可怖之處。

對于秦地的變革,墨家也是有批判有支持,如索盧參的批判,那是站在到底農業才是唯一讓天下財富總和增加的手段、還是工商業的勞動也能讓天下財富總和增加的手段的爭論。

而對于支持,墨家也認為秦地的情況特殊,不論怎么樣,相對于以前的井田阡陌與貴族封田,秦地的變革還是解放了生產力的,尤其若是配合牛耕壟作,這絕對是高于原本的制度的。

這一切都源于二十年前適加入墨家,逐漸將墨家的道義形成了完整的體系。

正如之前的儒家,仲尼有“禮”可依,于是可以按照禮來衡量這件事的對錯,合乎與禮的便支持、不合于禮的便反對。

而墨家在二十年前,談利談義,談天志,但是合乎天志的天下,到底應該是什么模樣?

墨子沒有指出,或者說指出了一個過于遙遠的、數百年內都不可能達到的“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以及最終的“兼愛”天下。

使人各的所長,使人所作的勞動都會自己所喜歡的……這對于戰國而言,太過遙遠,這是人類的終極自由夢想。

但是適出現在墨家之后,以九重樂土之說,融合墨家三表之一的天下富,指出現如今要追求的樂土應該是種什么樣的制度。

儒墨相爭,儒家原本有禮可依,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的東西對照對錯,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腳。

這是向后看,走過的路是有經驗的,于是更容易讓人接受,人們更喜歡接受直觀的東西。

墨家的天志,是向前看,當理論不豐富而且內部體系不完善的時候,想要理解很難,因為人們很難接受不直觀的、需要邏輯的事務。

但是當墨家的體系逐漸形成統一之后,演變成現在的這個模樣,儒家唯一的優勢也就沒有了。

固然有禮可依,更為直觀;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樂土可論,也是直觀。

如今方興未艾的法家,講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們的目的性只是強兵爭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么樣,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爭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們沒有描述將來到底應該什么樣,缺乏一個“主義”可供參照。

君言即法的基礎之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卻又會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夠做到君從法?這是法從君而非君從法,因為墨家在邏輯辯論上認為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適著重解決了墨子所說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的問題。

這些話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沒有任何區別。

“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無法解決時代之下信息傳播速度過慢和物質基礎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體系和邏輯,在邏輯之內,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時可以讓“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的同時,又能集眾義集權,以施政。

在物質基礎不足的時候,這是唯一一種可能變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終究就是一句空話。墨家一直認為,以利導人,方為大義,讓天下人從天下得利,才能夠最終做到“天下興亡天下人必愿負責”。

這一切又需要開啟民智,是個漫長的過程。

這一切都在默默地進行,譬如吳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討論“是否給從宋國進口的糧食加稅”這種事,就是在鼓動民眾爭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時的國到底應該是個什么。

這種看似沒有意義的事,最終才能潛移默化,當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時候,便會明白什么樣的制度才能保證他們自己的利益,才會去主動爭取。

墨家至今為止的一切政策和評論,又都緊扣“天下”與“利天下”這兩個問題,并無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過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過印刷術和辯論,牢牢地保持著“義”與“利天下”的解釋權,甚至于對于“英雄”這樣的詞匯,都讓市井間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義。

于義與利天下,天下諸子如今莫能與墨家爭。

于天下財富總和的增加、生產力的發展,天下制度莫能與泗上相較。

于廣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經很明確地指出世卿貴族是蠹蟲,盡可能地團結了商人、手工業、農奴的利益支持,并且提出了一個沒有世卿貴族的樂土構想。

于文化制度,墨家終究是中原學派,與儒家爭得是“服喪三年”還是“服喪三日”;爭的是“視死如生”還是“節葬節用”;爭的是“黃鐘大呂”還是“下里巴人之樂”。歸其根本,那是內部的文化之爭,不是夷狄與中原之爭。

這種持續了將近二十年的宣傳鼓動、持續了二十年的技術革新,所帶來的種種變化,在吳起身上就可見一斑。

若二十年前,吳起不會對自己的抱負產生任何的懷疑。

不做卿相,誓不回鄉。這若在二十年前,確實是說出來可以招致無數人恥笑以為做夢的抱負。

可現在,吳起卻覺得這抱負……如同深閨怨婦:舊制度之下,世卿執政,士人難為卿相,于是心生不滿,可不滿最終所作的決定,卻是要在這不合理之內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比之墨家所構想的鼎新天下,終究落了下乘。

現在,即便英豪如吳起,受到墨家這些學說的宣傳和影響,也開始不可避免地思索自己抱負的意義。

有泗上富庶之珠玉在前,執政治政若想超越墨家太難了,那些原本稍微做一些就可以名垂青史的變革,現在需要做的更多、效果更好才能算得上是施展抱負。

他不是世卿貴族,也沒有廣袤的封地田產,對于墨家的政策并沒有天然的出于階層利益的本能反感。

但是他知道自己已老,若是自己年輕之時墨家便已如此,他定會投身墨家,以野心施展抱負,執政天下。可現在,他與墨家的規矩不合,所能施展自己抱負的只余秦國。

適談及到抱負,談及到英雄,也談及到了殘酷的現實,似乎秦人向西拓展已經是唯一可行的路。

至于說秦地變革能否成功、能夠壓服那些世卿貴族與公族勢力,適似乎信心滿滿。

畢竟,勝綽等人就算是叛墨,也是有些本事的,如今秦君勢力已成,三縣之地世卿已經不能勝,再得鐵器,又有吳起掌兵,又有民眾支持,秦地變革已然是必然。

適只想想要引誘秦國變革之后,向西拓展。若是以往,斷無可能。然而現在,鐵器已出、馬鐙已用、火藥已燃,又有索盧參西行之舉,向西得利已經成了秦國的另一種選擇。

此時向西,依靠中原的組織術和技術代差,是吊打小朋友。可向東向南,無論是魏還是南鄭之墨,對于秦國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選擇。不能成功,便談不上抱負。

吳起明知道適說這些,為的還是墨家的利,可是適處處講的都是秦君的利、吳起的抱負,竟似乎只有這一條路可選。

適見吳起在那沉默不言,心中暗笑。

心道,這自然有技術發展帶來的代差,向西擴張秦國有利可圖。可也多虧你自己在西河多年編練武卒,你自己扼斷了秦人二十年內向東的可能,不得不向西。

這天下大勢編織成的套索,你明知是套索,卻也不鉆也得鉆,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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