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野心家  第二百四十七章 齊國的路(五)

類別: 歷史 | 上古先秦 | 戰國野心家 | 最后一個名   作者:最后一個名  書名:戰國野心家  更新時間:2020-05-16
 
儒家八分之后,在戰國日漸衰弱,其根本就是因為那些學說違背了時代“集權”的主流,也難以做到富國、強軍。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學說融合之前,作為“巫史”傳承中“巫”的那一派,他們缺乏在戰國解釋君權合法性的理論:正統的儒學,可以把現在諸大國的諸侯全都打成亂臣賊子。

沒有神權解釋權、不能解釋戰國君主合法性的巫,便無用。

楊朱學派曾和墨家為天下顯學,后來都消失殆盡甚至沒有留下只言片語,源于楊朱“無君”的那一套無政府主義和人文啟蒙;而墨家則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約也”、“人無分老幼貴賤盡皆平等”、“誅不義之君人人有責”之類的內容。

管子學派既要講“富國”、“強軍”,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會基礎弄出新的軍制,在軍制的問題上,則是沿用了過去的經驗。

在管子學派的“富國”之說后,軍制仍舊是封建義務兵制為主流。

而封建義務兵為主流,就必須要做到穩定。

如何穩定,那就要在發展工商業的同時,做到“民不變業”,也就是說,農夫的兒子還是農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這和管子學派的“富國”理論,其實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變業”意味著工商業的發展必然會受到極大的限制。

但這個“富國”的國,不是國民財富的總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國”的財富。

國富而軍不強,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們也只能在自己的國富理論上,違背自己國富理論的內容,融合過去的經驗弄出一個半新半舊的軍制。

民不變業,是為了軍制,也是為了國家的穩定。

那么,宋國的經驗就不可能全用,因為宋國那里的經驗,是“允許遷徙到泗上”和“勵民變業”……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變業”。

田和明白,齊國現在沒有管仲,也沒有一個人可以面對大量的農夫被驅趕出土地的混亂局面,一個都沒有,那些貴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舊時代的經驗,卻缺乏新時代的理論。

如此一來,在“民不變業”的基礎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這次政變之前,田和想到的辦法,竟然是逆時代而動。

在全天下“開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為主流變革趨勢的情況下,田和針對齊國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卻是“逆而為之”。

為了拉攏貴族,為了維系軍制,以及為了能夠使用管子學派的富國手段,田和考慮的齊國之路,是這樣的:

承認貴族的封地,并且承認貴族對于封地上的農夫的支配權,利用現在臨淄和泗上工商業發展急需糧食和原材料、并且大為有利可圖的前提下,給予貴族足夠的利益。

這樣一來,貴族可以繼續使用勞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農夫份田的基礎下,擴大經營的土地范圍,使用無償的勞動力生產糧食和原材料,獲得足夠的金錢利益。

再先給一個甜棗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貴族的稅:因為貴族可以全權地控制封地上的農夫,并且在工商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下有利可圖,那么他們就會有錢。

征收貴族的稅,用以建立一支類似于泗上墨家的義師那樣的常備軍,這支常備軍歸屬于國君所有,但是軍官仍舊由貴族擔任,只不過不再需要貴族的私兵為主,逐漸過渡到國君依靠“官山海”和“國軌”以及“貴族軍賦”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貴族封建義務兵的常備軍。

這兩個想法的前提,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源于泗上和臨淄地區工商業的發展使得糧食和農產品有利可圖、可以作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于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齊國貴族封地內的農夫再度農奴化,以此對貴族妥協、同時從貴族手里征稅以建立常備軍。

同時,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閥,使他們和國君站在同一陣線。

比如管子學派認為,冶煉和鹽這樣的行業,國家自己管太麻煩,不如在君主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貴族,開辦鹽場、冶煉行業等,直接分紅。

如此一來,齊國已經有所起色的大工商業富豪,便可以和齊國的君主綁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財閥,同時財閥又必須依靠君主的執政,各取所需。

這個政策與前兩條相配合,又可以保證勞動力的充足:貴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農夫的權力,那么假使這個貴族決定搞鹽業或者冶鐵業,那么大可以將封地上的農夫強制進行勞作,以解決勞動力的問題:泗上的解決方式,是讓宋國沿河一代的貴族經營封地、驅趕鐵器牛耕下的農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覺得這太麻煩,直接讓貴族支配農夫,強制讓農夫將“公田”的封建義務弄到鹽場里和礦山里不就完事了?

對于那些已經發達了大工商業者除了要扶植之外,還可以用“賣官鬻爵”的手段充實府庫。

比如“予而奪之,使而輟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虛爵而驕之。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有集禮我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

就好比有一個善于經營冶鐵或者制鹽的大商人,這個人本來就很有錢,而且還有足夠的背景,那么除了要扶植他的產業使得富庶之外,和可以“虛爵而驕之”。

假使這個人雖然富庶,但卻沒有貴族身份,那么可以賜予他一個貴族的身份,當前賜予他的貴族身份是虛爵。而且還要對他征稅以達到春秋之時而消之、從他身上榨取油水;順帶要讓這些商人開始講“禮”從而讓他們看上去是貴族并且支持君主。

換而言之,由君主和國家扶植一批經營大型工商業的豪門,他們可以擁有壟斷專營權,尤其是名義上海、山、礦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歸屬于國君這一“天經地義”的法理之下,更容易實施。

同樣,一些大型的、具有巨大利潤的工商業比如煮鹽、冶鐵等,不允許競爭而是由君侯指定的富商進行經營。

這樣,富商必須依附于君主,因為權力給了他們家族昌盛,而非自然的積累謀利。

這是針對整個齊國上層的政策,這個政策將拉攏貴族、豪商,并且將他們牢牢地團結在君主的周圍,形成一個封閉的上層社會。

整個變法的構想,都是在不以徹底和貴族決裂的基礎上進行構建的。

上天給了田和二十年的時間。

但田和卻認為亂臣賊子太多,以至于自己這二十年都在忙于內斗,并沒有時間去實行自己的構想。

如今他的權力即將終結,即便田剡不是自己的子嗣、并且是靠政變上位的。

田和在這一刻,希望自己能夠找到一個自己構想的繼承者,繼續在國君的位置上帶領田氏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他希望如此。

于是他想要等到和田剡相談的時候,將自己一系列的變法構想和田剡說出,并且實行。

田和的思路是有連續性的。

首先,軍制的改革勢在必行。

從二十年前三晉伐齊、二十年前越國逼著齊侯在曲阜為越王駕車、伐最大敗、費地大敗……這幾場戰爭全部都告負。

魏武卒、泗上義師、楚王新軍、秦人銳軍等等這些已經脫穎而出的軍隊,都已經進行了變革,不再是原本春秋時代的封建義務兵。

火藥和馬鐙的出現,使得戰車已經不能夠作為支柱兵種,兩軍交戰擂鼓震天戰車沖擊決勝的時代,在十余年前的潡水已經落寞,而南濟水一戰和贏邑決戰更是為戰車時代畫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戰車時代的終結,不只是戰車的終結,更是分封建制、專職武士、農兵徒卒軍制的終結。

那么,建立一支常備軍、一支完全由國君掌握的大軍,那就勢在必行。

然而,建立這樣一支由國君掌握的大軍需要錢,需要很多很多的錢。

錢從何來?

一方面要用齊國學派的管子之學,充實國庫。

另一方面,從貴族的身上弄錢。

以及繼續實行“魚鹽之利”的國策,靠工商業搞錢。

前者可以用臨淄的士階層和那些學派的學者,他們無所依靠,只能依附于君權。

后者,從貴族身上弄錢,貴族肯定不會同意,想要從貴族身上搞錢,就必須要先給貴族一些好處。

所謂欲要取之必先與之。

所以要讓部分貴族擁有完全控制封地農夫的權力,而且這一點必須要貴族清楚,在天下都在開阡陌破井田的大浪潮之下,一個穩定的、能夠給他們以依靠的君權是必須的。

給予貴族完全控制封地農夫的權力,既可以作為交換讓貴族拿出軍費,又可以讓貴族利用對農民的完全控制權進行莊園經營、增加作為商品的糧食、發展一些利用封地農夫作為勞動力的手工業。

想要從富商身上弄錢,就需要一方面繼續宣傳“貴賤有別”的想法,使得商人的地位天然低人一等;然后再扶植一批可以利用的商人,給予他們鹽業、馬匹、冶煉的開辦權。

前者作為數百年的傳統,商人的地位低下,可以保證商人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動亂:比如如今中山國的亂子,那就是泗上那里的商人想要干涉國政的一個信號,這是作為貴族的國君所擔憂的。

同時,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前提下,又扶植一些“虛爵”的豪商,使得他們離開了國君的權力就無法獲利、但經營的同時又可以提供賦稅、并且取得虛爵的貴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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