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既悲劇于它的地理位置，也悲劇于國內貴族勢力強大的國情。
若是宋國稍微再小一些，從未闊過，在這亂世早就選擇一方大國做了附庸國，一如衛國，至少還能存活下去。
可宋國既不做附庸，又因為特殊的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使得宋國對于各國來說既是一塊不能放棄的要地，也是一塊燙手的山芋，誰也不敢動。
歷史上宋國亡國，那是齊、楚、魏、秦諸國一同合作的結果，國小而不居卑，強大的時候攻楚奪齊侵魏，結果最后被瓜分。
宋國盡是膏腴地，對于泗上墨家而言，就像是齊西南一樣：暫時不想要，卻又不能允許它被楚魏控制。
現在宋國的命運由不得宋國貴族做主。
宋國現在的局面，是如今天下各國最亂的。
二十年前的那場內亂，民眾和墨家利用貴族之間的矛盾，讓宋國變成了一個名義的國家和松散的貴族聯盟。
司城皇、樂氏、戴氏、蕭氏、石氏、華氏……諸多貴族并不希望任何的王權擴張，本身他們就有自己的勢力，而且向來有貴族政變的傳統。
二十年前墨家守商丘引動宋國動亂的那一次，就是因為司城皇父一族不能夠獨攬大權，而且受到了其余貴族的嫉恨。
早先就有三姓共政的貴族共和的基礎，皇父一族獨大之后，本來是有機會學學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從而一舉獲取宋國的社稷的，可是二十年前的那場政變適摻和了一腳，使得宋國徹底喪失了集權的可能。
君子院和平民院的分歧、貴族之間被墨家逼著盟誓不再互相攻伐，這都是適當初埋下的炸藥，為的就是讓宋國不可能統一也不可能集權。
皇父臧已經老去，他的兒子皇父鉞翎是如今宋國的詢政院令尹，宋公徹底無權，可是皇父鉞翎想要集權也是千難萬難。
二十年前政變之后，宋國各地各自為政，貴族們在所謂君子院整日扯皮，將一些密謀的事放在了明面上，又有墨家的武力在旁邊維系著當初的無相害的盟約，使得皇父鉞翎想要集權是不可能的。
靠近泗上那一側，受到泗上的影響最深，也是最早出現了許多變革的地方。
泗上對于糧食和原材料的需求，都使得當地的小貴族們經營土地大為有利可圖，他們放棄了對農夫的人身控制，換來了巨額的財富，同樣也失去了在貴族內部的權力基礎——被束縛在封地上的農夫，是他們的武力基礎，沒有武力基礎的貴族沒有發言權。
工商業更為發達的陶丘等地，則根本就是屬于工商業者自治，名義上歸屬于皇父一族的封地，實際上每年繳納足夠的稅賦就行，皇父一族的手也根本伸不過去。
其余地方，樂氏、蕭氏、戴氏等貴族繼續艱難地維系著自己在封地上的統治，以保證他們的軍事力量，不敢放任農民逃亡別地。
一些貴族做了一些適當的變革，比如將土地授予民眾，換取民眾的忠誠，但實際上……卻很難。
糧價日低，大量的貴金屬流入泗上，泗上的手工業品向外傾銷，種植技術的跨越式提升，都讓那些做了適當變革的貴族苦不堪言。
按照規矩收什一稅，按照二十年前的數額，貴族要被餓死，根本難以維系如今的生活。
提升稅率，授田于民的那點恩德就立刻被遺忘，旁邊就是做對比的泗上，農夫心懷不滿。
看著靠近泗上的那些小貴族放棄了對農夫的人身控制，囤積土地經營而賺的盆滿缽溢，這些有野心的貴族也只能眼饞：有錢就意味著沒人，沒人就意味著在貴族內部沒有地位和權力。
什么都要錢。
軍火、絲綢、棉布、鐵器、奢侈品……
糧食價格太低。
什一稅收的都是實物稅，繳納上去，立刻被墨家這邊收割一波，每年多收了三五斗的時候糧價都會暴跌，各種軍火和手工業品全都需要錢去買，錢又只能把糧食賣給墨家去換，定價權都在泗上，老的正統貴族們一個個窮的苦不堪言。
把持著自己的封邑封地，卻根本沒有管理的基礎，只能選擇將專營權賣給一些尋租權力的商人，用權力保障這些商人的專賣，又從商人那里獲得足夠的租金，可最后苦的還是當地民眾。
一些在泗上和宋國的商人眼看著自己的貨物不能夠賣到整個宋國，許多封邑自成體系，自己的貨物賣不進去而被當地依附貴族的商人壟斷，心中難免憤恨。
商人恨、農夫怨，手工業者本身又和墨家關系密切，小市民熱忱而又狂熱，對于人人平等尚賢非攻的理念有一種特殊的認同，這些封地內部已經夠亂了，可外部還有人在虎視眈眈。
皇父一族始終想要收攏各個封地的權力，可是當初適在宋國搞政變的時候，就沒想著宋國好。
弄出的君子院，一群貴族之間互相制約，想要集權？投票保準反對。
想要武力集權？墨家二十年前參與的無相害的會盟又逼得皇父一族不敢動手。
越發有錢的商人、變為經營農場主的小貴族、手工業者和商丘的自耕農，受到墨家那些平等道義的蠱惑，心中更為不滿。
當年弄出的庶民院只有請愿權，這是國人本就有的權力，原本的小司徒就是管這個的，凡遷都、立君、結盟，都是需要得到國人認可的，這是春秋傳統，庶民院也不過是將這種權力延續了下來。
可是……這些以為自己終于可以和貴族們“平等”的庶民院代表們，卻發現自己屁用沒有，因為二十年前適處理宋國政變的時候就留下了一個深坑：君子院有否決權。
堂下何人狀告本官的情況，整日在宋國的詢政院上演。
一邊是泗上那邊蒸蒸日上，工商業者的權利被萬民制法所保護。
另一邊是商丘的那些人有錢有力量就是無權力，心中的怨恨和不滿早已經積壓。
二十年的發展，跨越式的發展，使得土地兼并的速度前所未有的提升。
一些貴族和小貴族們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和之前數百年的積累，在一些允許土地賣賣的地方瘋狂并地，驅趕因為農具發展而多余的民眾。
靠近泗上的涌入泗上，靠近商丘的涌入商丘。
這群失地的農民沒有土地，只能在城中與人做工或者傭耕，亦或是做流傭，在城中屬于最為悲慘的階層，心中渴望土地，也充滿了對貴族的恨意。
農家的“真正平等”、“賢者于民并耕”、“重農抑商”、“商人狡詐”的學說，在商丘那些失地農民圈子內流傳的極為廣泛。
農家的學說是要均分土地、遏制商人的，這是一種空想的平等派，可偏偏對于商丘城內的最底層充滿了誘惑。
依附貴族們發達的商人們壟斷著各種貿易，貴族們放著高利貸，投機商們低買高賣，種種這些，都讓宋國內部的矛盾積累到了一個就要爆發的臨界點。
宋國有過機會，皇父鉞翎也有過機會完成集權，甚至有機會作為民選的“宋公”，取代如今的宋公，可是……宋國離泗上太近了。
泗上自從禽滑厘為巨子之后，對于宋國的政策都是出于適，目的只有一個：不給宋國任何未雨綢繆、緩慢變革的機會，把每一次變革的機會都撲滅，靠武力和貴族之間的敵對來壓制矛盾，直到這個外部的壓力一旦撤走就立刻會爆炸的地步。
皇父鉞翎稍微露出一點想要變革集權的意思，墨家就煽動那些商丘的工商業者和自耕農要求更為激進的變革，把皇父鉞翎又給嚇回去：要變革可以啊，放棄所有的貴族權力，做到真正的選賢人為天子。
皇父鉞翎是想集權，卻不是想要當自由引導人民的旗手，和墨家對著比街頭政治和在庶民市井的影響力還差得遠。
他一退縮，那些本身均衡的貴族又立刻跳出來，表示變革和集權是不可能的，我們君子院全員反對。
原本的一些小矛盾，每一次想解決的時候，泗上的黑手就伸過來阻礙一下，積小矛盾為大矛盾，直到如今已經根本解決不了。
皇父鉞翎要權力，要成為宋公，要取而代之，要擁有一個完整的宋國。
其余貴族們要權力，要貴族共和，要分封而治，要各行其政，堅決反對一個完整集權的宋國。
失地的農民想要土地，想要一份自己能夠耕種屬于自己的土地，反對貴族對土地的占有，甚至想要回到原本的授田封建制，對于新時代充滿了恐慌。
大商人們想要土地私有和買賣，想要自己的錢能夠得到土地從而繼續獲利，對于貴族們占著土地和人口極為不滿。
手工業者和小商人想要低稅，至少要求自己有對稅收的提議權，對于將大量的稅收壓在他們身上極為不滿。
轉型的小貴族們想要權力，自己放棄了封地對農夫的控制換來了土地經營的收入，可也一樣喪失了貴族權力，沒有武力支持很容易讓自己淪為最沒有權力的商人。
售賣貨物的商人希望各個貴族的封地放開市場，別讓那些依附貴族的商人壟斷，自己去賣要么被刁難要么要征收高額的稅費。
封地上繼續被更為嚴苛的防止逃亡政策的封地農夫渴望自由，渴望土地，渴望能夠離開封地。
城邑居住的自耕農和手工業者們虔誠地相信墨家關于人人平等的道義，出于對于平等同義兼愛的渴求，對于貴族的存在和如同笑話一般的庶民院感到憤怒。
各有各的訴求，整個宋國亂成一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