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野心家  第三十五章 分權

類別: 歷史 | 上古先秦 | 戰國野心家 | 最后一個名   作者:最后一個名  書名:戰國野心家  更新時間:2019-02-17
 
現在民眾的力量更為強大,貴族的勢力更加衰弱,戴琮借力毀掉了貴族要做平民的賢人大尹,這種分君子庶民的議政制度也將各種弊端顯露無疑,或者也很不利于戴琮想要集權的謀劃,基本上可以宣告瓦解了。

而適向來又是不希望宋國集權成功、整合為一體的。

在宗法制瓦解、禮法崩潰、三姓共政和國人干政共存失敗之后,必須要有一種新的制度來在政治上將宋國整合為一個……名義上的整體。

國家的存在,有時候需要一些法理,至少是聽起來能夠自圓其說名正言順的理由。

宗法制禮法不曾崩解之前,宋國是大周三恪,殷商后裔、天子封國、周王朝的公爵。

崩解之后,三姓共政的局面,那法理就是誰的拳頭大、誰的封地多,誰說的算。沒有人拳頭最大能打過其余所有人,那就互相妥協,三姓共政。

二十年前墨家摻和了一腳,民眾發現原來我們的拳頭也不小,于是君子院和庶民院共存。

現在民眾的拳頭愈發的大,戴琮上位的名義就是“民為神主”,平民的代言人。

這不只是宋國的情況,各國其實都如此。

宗法制名存實亡之后,各國都在找新的政治制度彌合維持一個國家。

齊國是用黃帝勝炎帝、田氏代齊五德輪回;秦國是用民皆可為爵、軍國擴張人人可能得利,國君和每個有可能立下軍功的人的表面利益一致;泗上則是解民之三患、平等兼愛同義止天下之戰……

宋國則直接就是民為神主,不要長遠,不要利天下,只要眼前的利益,一個取民之粹的民選詢政院大尹。

和泗上不一樣之處就在于泗上從壓制了非攻立國派之后,一直在宣揚:以禹為圣、重定九州、利天下和利自己的統一這些內容。

換句話說,泗上存在的法理就是利天下和統一戰爭,除非非攻立國派上位,否則就必須要堅定地走下去,這也是天下人才來投的根基。

宋國則是厭戰、非攻、薄稅、獨存、分地、免役。

在這種情況下,泗上這邊就對宋國有很大的操作空間。

就像是皇父鉞翎怒斥墨家,說泗上是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的集權,卻在宋國搞整天扯淡屁事都辦不成的君子院和庶民院,其心險惡。

他也算是一針見血了,只是覺悟的晚了一些。

適始終認為,宋國是個燙手的山芋,拿到手里其實并不舒服,而且里利不多。宋國獨立與否,不在于宋國自己,而在于天下的局勢,所以天下定、宋國定;天下亂、宋國存。

既是這樣,那么就可以想辦法繼續讓宋國不可能完成集權,繼續做一個只能防守和非攻的緩沖國。

此時正是一個機會。

和歷史上的商鞅變法不同,和此時的勝綽吳起在秦國的變法也不同。

秦國的變法,那是自上而下的,君主和臣子利用才能和武力,壓制舊貴族,由那些叛墨自上而下地培養官吏,形成一個扎實的自上而下的集權國家,所以墨家在秦國的活動極為艱難。

戴琮一沒有武力,沒有泗上墨家撐腰他不要說收拾整個宋國的貴族,就是和皇父一族單斗都斗不過。

二沒有人才,他手里那幾個人才,管一兩座城邑還行,想要管轄整個宋國,效仿秦國的郡縣制度,那是癡人說夢。

三沒有自己的人才培養體系,旁邊就是泗上,有才能的人多是從泗上游學過的。

宋國這一次暴動的原因,也是因為貴族的欺壓和皇父一族想要集權編練常備軍的加稅,所以完全可以利用這一切,把宋國弄成一個支離破碎、但名義上一統的宋國。

君子院和庶民院的兩院制不可能存在了,那么就搞地方自治和地方聯邦,徹底斷了宋國集權的可能。

四年前那場大辯論之后,百家各自都有所發展,這也正是個機會。

農家既然在宋國勢力頗大,號稱真正平等派,那可以攛掇他們這一次搞事,占據幾個城邑的主導權,在那里搞農家的制度;一些入世的道家、楊朱等學派,也可以在一些地方搞他們自己構想的制度;一些無政府派別希望能夠小國寡民、復歸自然、人人道法自然擁有自然法執法權的派別,也可以分去幾城。

唯獨復古的儒家可能分不到地盤,因為這一次民眾暴動不可能再接受分封復古和禮法了,若是能夠自我變革,或許也有可能,但現在看來他們并不太可能。

在認可一部分四年前大辯論中求同存異的“同義”的基礎上,各自為政,在大義同的前提下小義各異,讓宋國繼續存在,作為百家的試驗田,使得宋國絕對沒有可能集權。

既說君子朋而不黨,但如今正統的貴族君子已經所剩無幾,各家都有自己所代表的利益,以利而聚歸納其義則為黨,宋國隨他們去搞吧。

在此設想之下,適將自己的想法大致地說了說。

有人道:“如此,就需要在和其余百家的人商議一下。我相信他們肯定是愿意的,不管是楊朱還是道家,都有入世的部分,農家更不必提。操作起來卻也不難。”

“本身諸多學派都在宋國活動,本地的信徒也不少,都是士人,管轄一地的能力至少不下于那些貴族,也更容易適應新的局面,大多都是些反禮法、反圣人的。”

此時信徒的含義,并不只是信徒,而是代表著這是一些有治國理政能力的識字階層,雖然在泗上已經不稀罕,可在別處那都是人才。

沒錢就不可能認字,不認字就不可能知道道義之別,不知道道義之別就不可能選擇道、農、儒、楊等學派。

最底層的農夫,他們其實根本弄不清楚其中的區別。

貴族既然可以憑借門客和家臣統治封地,其實一個學派依靠學派的徒眾統治一城一邑也非難事,最起碼要比那些舊時代的貴族管轄的好。

另一人道:“只是農家學派要注意一下,他們的真正平等的想法……過于空想,而且……絕對不適用于商丘和泗水地區。”

適道:“除了商丘城內的失地民眾外,他們在商丘和泗水地區富庶的城邑,信徒并不多,也沒有民眾的基礎。”

“但是,一些貴族的封地,卻正適合他們。”

“一則那里的土地確實需要均分,二則一些貴族依靠權力以門客家臣和依附的商人經營商業賺取利益,民眾確實怨怒,既怒貴族也怒商人,他們的市賈不二價的想法在那里必能受到民眾的認可。”

“但若是陶邑,你看看農家哪里有人認可?我是這樣看的,道家既有無為而治一派的,我看就可以就近安排在靠近泗上的地區。”

“一則那里工商業發達,二則土地早已經私有買賣,三則無為而治的后果就必然是大的越大、小的越小,我們可以在泗上接應,也可以使得那里繼續土地兼并使用,為我們繼續提供糧食、棉花以及人口等。”

眾人也都覺得可行,這樣一來等同于將除復古派真儒之外的學派都拉到了宋國之中。

本身楊朱、墨家和儒家就是天下顯學,再加上其余百家,等同于天下士人的大部分都在其中,剩余的也就是那些沒有什么道義理念的士人。

讓農家去泗水附近和陶邑去搞“真正平等”,那是要出大事的,而且也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最重要的是對泗上大為不利,本身靠近泗上的宋國地區的農業已經基本完成了經營兼并的萌芽,傭耕制和大片土地經營制是比自耕農更有效率的,有泗上這個工商業發達地區的需求,已經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市場:那里歸不歸墨家直轄,并無區別。

農家的真正平等的思潮,是無奈的空想,是失地農夫的幻想,因為作為最底層,他們承受著貴族的盤剝,也承受著商人的盤剝,所以他們既希望賢者與民并耕,又幻想地希望市賈不二價。

對于一些受貴族盤剝嚴重的封地,這種學說既有民意基礎,也是一種生產力的解放。

對于農家的安排,適道:“我覺得,可以將他們安排到靠近魏、楚邊境的地方。”

“將來萬一有事,那里也將成為我們重要的助力,除非魏楚都承認農家在那里的治理、不從農夫手中收回土地,也不征稅。”

這是明顯的把農家和墨家綁在一起的舉動,但即便如此明顯,想必農家也會接受,因為他們一直沒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抱負和道義,最多也就是在楚國有并耕而食、共同勞作等勞交換的空想烏托邦。

操作起來也極為簡單。

一旦墨家出兵,迅速將宋國貴族的力量掃蕩一空,在不撤軍之前,宋國的局面看上去必然無比穩定。

但實際上,一旦撤軍就是一個權力真空。

戴琮手底下沒有足夠的官吏人才去直轄;宋國內部也必然要先為大義憲律爭論一段時間;原本貴族管轄范圍之內的管理者要么逃亡要么被俘……這便是各個學派活動的機會。

等到局面穩定,戴琮就會發現,自己所能管轄的范圍其實也就那么大,各地的地方勢力都會掣肘,到時候他也只能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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