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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舊事，源于很多年前的墨子。
當時魯陽公準備攻打鄭國，于是問了問正在游歷的墨子的意見，也就是那一次公造冶和魯陽公比戈戰而勝之揚名天下的那一次。
當時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于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于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
這番話只是義，而當時墨家眾多善于守城的弟子云集鄭國附近，那是利弊，最終導致了那一次魯陽公攻鄭的計劃流產。
之所以四五年前泗上輿論轉向之后曲解這段話的緣故，那是因為由“非攻”轉為了“一天下則無攻為大利”。
墨子和魯陽公的那番話的意思其實很簡單，魯陽公說鄭國有罪，我準備干涉鄭國。墨子說這就像是別人家的兒子不好好學習，他爹拿著棍子打，你也拿著個棍子給那孩子一頓打，說我這是順從他爹的意思，這不扯淡嗎？
換而言之，如果墨家的思想不修正，在四年前菏澤會盟的時候，很可能搞出一個菏澤版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各國不論大小平等，各國不得干涉他國內政。
墨子的話放到后世幾千年后的地球上，其實道理還在講我家里有事，用不著別人家管。
問題就在于當泗上強盛之后，適就開始修正墨家的思想，因為泗上墨家現在做的事，就是別人家的孩子不爭氣，自己拿著棍子上去動，然后還大談這是天志，這是天下普遍適用的真理。
窮則不干涉內政，達則順從天志以誅不義。
這時候再提這個故事，就難免需要另尋解釋。
這時候鄭國的君臣在公開場合和墨家使者談及這句話，其實在墨家使者聽來是有些尷尬的……
譬如繒、薛、費等小國，墨家不但“順于天之志”，還直接改變了各小國的制度。
墨家內部斗爭已經結束，適的修正派已經占據上風，對于墨子的理論都有了修正后的解釋，就像是非攻一樣，非攻只能治標不治本，天下定于一就無攻了，無攻才是解決非攻的最可靠方式……
當然關于這番對話，墨家內部也有自己的解釋。
鄭國知道墨家這時候來鄭國的意思，很顯然是想要借助鄭國轉移一下韓國的注意力。
墨家也知道這時候來鄭國，鄭國君臣很容易想到墨家的用意。
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鄭國想要自己被利用，而墨家正好可以利用。
鄭國是否有罪，不在于鄭，而在于韓。
當年鄭國也沒有親近墨家，可一樣被魏韓瓜分掉了國土，經歷了短短二十年國土丟失一半的慘境，鄭國君臣也早已想清楚了。
只是這番當年止楚攻鄭的言辭，這時候說出來其實墨家的使者是略微有些尷尬的。
墨家使者略微尷尬之后，忙道“其時，魯陽文君也不過是為了私利，并不能夠真正地順從民為神主、解民三患的天志。是故鄭被姬鄭所治、與被楚羋治理，并無區別，故而他為私利而戰便是不義，是以子墨子止之。”
墨家內部的修正解釋，就是嚴格區分鄭人、鄭公族的區別，以此為自己將來定天下于一有在內部的邏輯合理解釋。
鄭國君臣倒是不在乎這些，他們提這件事主要是為了引發這一次關于泗上援鄭的議題，聽墨家使者這么一說，一名子陽余黨便道“數十載過去，天下依舊，大國之君多為私利而行不義，能夠如泗上那般真正為義而戰的人實在是太少了。”
“如今韓國一心想要吞并宋國，都是出于韓宗私利。鄭國雖小，卻也參與過昔年菏澤之盟，也在諸夏戰爭法上簽署了本國之名。”
“鄭國君臣自知不能夠知曉天志，也不能夠解民三患，可韓國入鄭，也不能夠解民倒懸，反倒是讓民眾多受戰亂之苦。”
“韓有陽翟、負黍，屯兵于潁水，距離鄭都不過百里，若韓有意，數日可至，鄭國民眾皆恨韓，還請墨家看在百姓戰亂之苦，給出保鄭之法。”
鄭國現在真的就處在危機之中，不是說如果這時候不參與宋國事、和墨家刻意保持距離韓國就會放棄吞并鄭國的野心的。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如果魏韓聯合干涉宋國，魏國必然會再次用鄭國的土地酬謝韓國，因為此時的魏國已經不是當年文侯時候的魏國了，北失中山，西河有險，趙人翻臉，楚奪榆關，也正是最需要盟友的時候。
鄭國君臣想的清楚，之前二十年的經驗也確切地告訴他們是否有罪小國是無法申訴的。
本來鄭國對于四年前的菏澤會盟充滿了期待，希望那一次會盟墨家會繼續秉持非攻之志，以新的國際法代替已經崩壞的周禮體系國際法，以泗上的軍力維系各國和平。
然而四年前菏澤會盟帶給鄭國的是絕望，墨家絕口不提各國平等之事，而是大力鼓吹天下定于一是不可逆轉的大勢、是真正解決戰亂之苦的治標治本的手段。
這一次墨家使者來到鄭國，讓鄭國君臣看到了一次轉機。
墨家的使者想了想道“昔年齊攻魯，魯侯問政于子墨子退齊之策，子墨子說需得做好三件事。”
“更早些，齊魯之戰，曹劌論戰，想必你們也知道戰前所問之事？”
鄭國君臣自然知道這兩件事。
實際上這兩件事，說的并不是一回事，但都是根據具體情況所分析的。
曹劌所論，共有三問。
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墨子所論，亦有三問。
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亟遍禮四鄰諸侯，驅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為者。
曹劌和墨子面對的都是魯國，也面對的都是齊魯之戰，但兩者說的三論的時代背景不同。
曹劌之時，尚未春秋，國野有別，車戰為主，兩軍交戰，只要國人肯戰，那么未必就不能以少勝多，而且當時齊魯之間的差距不是太大，長勺之戰齊國大敗。
墨子之時，春秋已末，再無國野，動輒數萬圍城。
墨子很清楚不管是上遵鬼神還是下利百姓，那都已經來不及，所以給出的建議就是通過外交手段，利用各國的矛盾，迫使齊國退兵。
最終曹劌打贏了長勺之戰，墨子也發動弟子游說各國使得齊國退兵，都取得了想要的結果。
如今鄭國的事，也需要具體的情況具體分析。
但墨家使者早有說辭，問道“子墨子所言，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實則是一回事。”
“天帝生人，故而希望人民安康富足，民為神主，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而尊天事鬼表現在治國上，就是愛利百姓。”
“卻不知鄭國上下，百姓可曾得利？可曾得愛？若得利得愛，則可戰。昔年泗上不過有沛邑，百里之地，民得愛利，可破魏楚，況鄭五百里之國？”
一番話，鄭國君臣都低頭不語。
墨家一直在談利民愛民，那么怎么才算是利民愛民？
鄭國不管是公族、七穆、還是駟子陽余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什么？還不是為了自己的權力，財富？
好在鄭公乙道“寡人非是沒有愛民利民之心，只是韓國圍困鄭地，自三十年前無日不戰。欲戰，則要有錢糧軍賦，民眾必然受苦。”
“可若不戰，那么又會助長各大國不義之心，使得大并小、強吞弱行于天下，這是讓天下更加苦痛的做法啊。寡人怎么可以助長這些不義野心的滋長呢？”
“況且昔年子陽執政，多有變革之心，墨家也多贊賞，然而強敵環伺，如何敢變？”
這話雖然是場面話，卻也不是沒有道理。
要變法，就必然觸動貴族的利益，七穆之爭，哪怕駟子陽一黨聯合公族擊敗其余六穆，自己吃肉百姓喝湯，那也可以使得民眾有效死之心。
然而結局卻是駟子陽被殺、鄭國內亂，七穆叛逃，去魏韓那邊做大夫去了。
針對這樣的場面話，墨家使者沒有用宣義部一貫的口吻先批判一番，而是說道“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說辭。”
“既是上遵鬼神下利百姓此時皆來不及，又要保護鄭國社稷使得韓宗為私利而開戰的野心不能夠得逞，這就只能考慮外交之事。所謂厚為皮幣，卑辭令，亟遍禮四鄰諸侯，便是此意。”
“但是，韓國負黍、陽翟皆近鄭都，在外交事成之前，鄭國需得做到一點，最起碼要有保衛都城的能力，至少要能做到韓軍圍困都城半年不能攻下的準備，他國方能支援。若不然，數日城破，縱然外交各國，又如何來得及？”
“是故這件事本身，還是鄭國內部的事，內部的事不能夠解決，外部有再多的支持也不能夠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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