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野心家  第七十五章 共商大事

類別: 歷史 | 上古先秦 | 戰國野心家 | 最后一個名   作者:最后一個名  書名:戰國野心家  更新時間:2019-03-12
 
讓楚王現在就表態不干涉宋國,不太現實,局面還未穩定,各國還在觀望魏韓的態度,楚王在內部也必然面臨著貴族的巨大壓力。

但那些派出去測繪的人,當初說好了可是為了繼承大禹遺志,一切與戰事無關,這是各國都承認了的。

這件事楚王還是可以下令禁止傷害的,只是現在遲遲不下令,怕也是有用墨家安撫貴族的意思:戰或不戰,未可知,請貴族們稍安勿躁。

自苦以極派的意思也是簡單明了,以暴制暴,以恐怖對抗恐怖,以殺戮對抗殺戮。

以暴制暴有時候是最好的辦法,就像是搶劫殺人一樣,講道理固然有用,但抓到后判處極刑更為有效,用死亡的威懾來讓對方投鼠忌器。

重要的是墨家確實有依靠刺客殺貴族的能力,適考慮一下道:“這也的確是個辦法。”

“一方面和楚王交涉,另一方面以恐怖為威脅,他敢殺我們的人,我們就殺他們,貴族們未必齊心。”

“只要不齊心,那么這件事就大有可為。”

眾人點頭稱是,也確實如此,只要貴族們不齊心那便有操作的空間。

楚王若下令不得傷害,如果所有的貴族齊心動手,倒逼楚墨開戰,那怎么講都沒有用。

但只要有人因為這種死亡威脅而退縮,這件事的意義就不同,少數幾個貴族選擇動手,楚王便可以用違抗王命的理由動手收拾貴族,正好集權。

這件事要做就要趕快,皇父鉞翎既然身上沾著血,那這也是個殺雞儆猴的雞。

當年田午是屠了武城以求拖住泗上追擊的腳步,槍決田午的警示是為了天下諸侯以及大夫們考慮一下后果,不要輕易再做屠城的事。

今日槍決皇父鉞翎,除了要讓高高在上的貴族被底層踐踏在腳下的矯枉過正外,更多的也是一種威懾。

貴族們不齊心,也未必就一定敢于殉道,只要還沒有徹底翻臉,他們也不敢動手殺墨家的人。

泗上內部的事情討論完畢后,便又提及了這一次宋國的善后事,也就是百家學派進駐宋國,分政分權自治的事。

自從四五年前那場大辯論之后,農家的人便在泗上常駐,一部分農家子弟加入了墨家,另一部分則繼承和發展了農家的道義。

這一次宋國的混亂中,農家的人也算是弄潮之人。

發展后的農家道義和墨家的道義逐漸開始出現了分歧,而且這種分歧是從一開始就有、且無法彌合的。

以泗上的村社為例,合作社制度的普及,使得農家看到了另一種可能。

但是墨家認為,泗上不足以作為整個天下的例子,因為泗上的軍力足夠并且掌握政權,所以可以如此。

天下別處的農夫大部分被困在土地上,他們對于大義天志的了解,并不足以支撐他們直接越過這道坎。

換而言之,泗上認為宋國的土地兼并、民眾失地逃亡做工、流傭和雇工的人數越來越多,這是一種有利于天下的事,并且是支持的。

但是在泗上,為了保證兵員,以及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使用合作的方式逐漸改變村社的形態:即土地集中使用是正確的,但土地集中于誰的手中是個問題。

農家最開始期待的模式,是賢者與民并耕、市賈無二價,以勞動量作為一種等價物,進行無利潤的交換,譬如我種糧食所消耗的勞動換取同樣勞動紡織的布匹,這樣誰也不吃虧,做到真正的公平。

這也是因為雙方所代表的階層利益不同產生的分歧。

墨家自從適執掌以來,代表的是手工業者、城市小市民、工商業者的利益,兵員的主力是手工業者和自耕農,并且對于將來的構想是對外擴張、通過兼并土地和市場開拓,渡過艱難的“棉吃人”、“蠶吃人”的階段。

農家最一開始代表的,卻是無地農民的利益,這些農民承受著三重剝削,尤其是泗上之外的地方,承受著貴族君侯土地封主的剝削、承受著商人操控物價的剝削、承受著泗上手工業品傾銷的剝削。

他們反對商人,嫉恨商人,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商人通過和貴族勾結,就像是鹽一樣賺取高額的利潤,農夫本就需要承擔軍役和勞役,再加上這種支出,隨時處在破產逃亡的邊緣。

宋國靠泗上太近了,新時代的苦難在宋國上演的也越早,譬如靠近泗上附近的土地大量兼并,用于經營,提供泗上所需的農產品和原材料;泗上對于這件事也是一種默許甚至于支持的態度,因為泗上缺乏廉價的勞動力人口,宋國兼并土地,泗上發展工商的同時穩定泗上的兵員基石,一舉兩得。

這就是農家和墨家的分歧,也是經過發展之后農家所代表的利益:因為種種原因無地失地的農民。

適覺得等量勞動交換以至于市賈不二價的想法,是標準的空想,但他們自稱的真正平等派倒也沒有錯,但是這么搞不行,也不符合此時市場無限、土地無限的情況。

那場大辯論之后,農家看到了一條新路,也就是泗上那邊的村社合作制的路,他們便將大量的精力放在了泗上之外,希望通過宣講從而越過泗上認為必須要走的過程。

因為之前是有公田制度的。

詩曰: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這種井田制下的集體勞作,在村社中仍舊有很強的殘余,既然這樣,是不是可以直接跳到泗上這種模式?

譬如在村社中宣傳鼓動,直接發動暴動、利用宋國大量失地農民集結于城邑的現實,直接暴動奪權,通過刺殺貴族、武裝農夫的方式,一步到位。

對此,農家和泗上是有過溝通的,但泗上的態度很明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一度鬧的農家和墨家之間的關系很不愉快。

適也苦心孤詣地和農家學派的領袖許析談過,說泗上的情況是不可復制的。

其一,墨家在起事之初,就有四五百集結了天下精華的底子。

其二,當年魏楚爭霸、齊越相爭,為墨家在泗上發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其三,墨家是先解放了大量的自耕農,分給他們土地之后,再逐步利用利誘使他們選擇了合作制度。

其四,依靠少數人陰謀刺殺之類的辦法,并不能夠解決問題。

泗上的意見是既然現在泗上已經開始了建設,不如農家的人在泗上一同合作,依靠泗上的軍力物力,逐步發展。

但農家的人并不同意,他們認為時機已經來臨,在宋國完全可以干出一番大事,對天下農夫懷有極大的幻想,認為他們振臂高呼必然云集響應。

泗上則認為農夫被困于土地上,數百年的制度之下,他們的見識注定了不可能一呼百應,這純粹是空想。只能通過泗上模式,利用政權建設和軍事武裝,一點點轉化發展。

而且對于農家在奪權之后的計劃,墨家也全然不同意:重農抑商,標準物價,甚至于反對靠近泗上的大量經營性的大片土地。

雙方的分歧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其實總結起來就是個很簡單但卻無法解決的分歧。

即,墨家所謂的九重樂土之說,就宋國泗上附近這種模式的一重,是不是可以直接跳過去?

包括土地兼并經營、工商業雇工發展謀利種種,是不是一定要經歷?可不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利用村社公田制度的殘余,直接跳到土地歸民眾集體所有的這一步?

舊時代有苦難,新時代也一樣。

就像是那些因為失去土地被迫逃亡泗上的農夫一樣,問問他們,喜歡在城邑做傭工嗎?他們當然不愿意,他們更希望有一份自己的土地。

甚至于不少人感慨:還不如回到禮法時代呢,最起碼那時候自己還能安穩地做個農奴,耕種公田之余還能保障自己的土地所有,土地不準售賣。

到現在,田畝變革,宋國的土地可以買賣了,富者阡陌相連、貧者無立錐之地,沒得辦法,只好逃亡泗上來做工開墾。

農家看到了這種苦難,也從之前的苦難中吸取了教訓,震聾發揮地喊出了十足空想的“市賈不二價、勞動量為等價物交換、土地歸天下人所有耕者有其田”的口號,然而注定了他們的口號是要失敗的。

而且稍有不慎,反倒會被君王利用,成為重農抑商的思想來源。

之前農家在宋國發展迅猛,甚至于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口號。

即取締當年為了宋國將來內亂的君子院和庶民院之別,所有人都可以推選賢人按照人口比例進入詢政院;土地歸屬于全體宋國民眾所有;限定最高物價;甚至極為激進地喊出了一個“在真正平等之下國人共政的土地公有的宋國”的口號。

論起來如今墨家的思想和農家的思想,看似很像,實際上早已經分道揚鑣,墨家現在是寧可走最殘酷的現實,也不走看似美好沒有物質基礎的空想,并且一直在論證這一重樂土發展的必然性。

只聽口號,似乎和墨家很像,但考究細節,又全然不同。

原本農家的計劃,是利用戴氏和皇父氏的矛盾,趁著詢政院重選的機會,一舉奪權,實行變革。

然而事起突然,農家的計劃旁落,墨家既然選擇了動手和出兵,農家也立刻響應。

因為墨家不準備直接管轄宋國,加上宋國的局面造就了大量的支持農家的人口為基礎,所以這一次農家在宋國的勢力更加牢固。

墨家的想法,則是既然農家在宋國的勢力已成,那么宋國的局面就要分開來看。

靠近泗上的地區,萌芽已經出現,而且迅猛發展,舊制度所剩無幾,而且為泗上源源不斷地提供糧食、廉價勞力和原材料,宋國東部是不能動的。

遠離泗上的地區,萌芽還未萌生,貴族以及依附于貴族的商人壓迫民眾太苦,那里的舊時代殘余也最深,正適合農家這樣暴烈的手段徹底掃清。

而且想的就是讓宋國成為一個個自治的聯合體,農家既然不認可泗上的路線,那就不如做盟友去宋國發展,借他們的力量掃清宋國西部的舊時代殘余,又保留東部的新時代萌芽。

因而當碭山城破之后不久,農家學派的領袖許析就再度被邀請,連同其余學派的一些人一起參加一次晚宴,商討一下宋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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