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鄭城中。
幾輛馬車拉著絲綢、銅錢、金子之類的貴重物品，在一隊士卒的護送下來到了城內墨家計劃要日夜不停修筑起一道新城防的地方。
城外的炮聲還在繼續，但還可以支撐一段時間，魏韓聯軍才剛剛開始填溝渠，厚厚的城墻基座至少還能夠在魏韓聯軍的簡陋銅炮下支撐個六七天。
新鄭城很大，大到原本歷史上韓國建設成都城后，整個城墻的周長有四十五華里，嚴重地僭越。
只不過韓國大興土木擴修新鄭的時候，周天子已經沒人在乎了，那時候自然可以逾越規矩——四十五華里，不管怎么打擦邊球，也不可能每個城墻的邊長小于九里。
此時的新鄭要小于后來的韓國都城，但依舊周長二十余里，城中有菜地園圃之類的場所，農業人口還是占據多數。
空地當然不少，可是要修建新的城防，選擇的位置就不能靠原本的城墻太近，必須要有一定的規劃。
那些裝著鄭君財物的馬車，就是來支付給這些將要被拆除房屋的鄭人的。
在新鄭明面活動的墨者都已經有效地組織起來，除了在一線守城的民眾，在魏韓火炮襲擊的方向，先將民眾編為了什伍。
好在編制什伍這是有基礎的。
當年子產變法之后就曾編制國，鄭幽公死于韓人之手后鄭韓交戰了幾十年，基層組織軍事化雖然不可能普及到整個鄭國，但在鄭國的都城還是可以做到一些。
后世秦墨入秦之后，秦國守城的法律嚴苛到三軍為“壯男一軍、壯女一軍、老弱一軍”，墨家的組織術一直是秉持著全面戰爭全民參與的態度的，如今若是真的想要守住新鄭一段時間，也不得不用這樣的辦法。
新鄭的民眾對于國君和駟氏不信任，但對墨家足夠信任，所以墨家可以很容易充當一下王公貴族和庶民之間的橋梁。
幾車財物運來后，便將組織起來的民眾叫在一起，備說了一下拆除房屋建造新城防的重要性。
民眾也知道，若是王公貴族們打仗，真的要拆屋便直接就拆了，哪里還用得著與主券書之照價賠償。
徐弱也知道這種事需要先從王公貴族那里下手，才能夠使民眾信服，因而這一處關鍵地段拆除房屋建造新城防的起點，就是從一名貴族的宅院那開始的。
墨家也沒有講太多的客氣，帶著有調動城中除了貴族私卒之外一切力量的權力的璜符，直接拆除了一處貴族的庭院。
那貴族的家人隸子弟家臣倒是想要反抗拒絕，但被成組織、有背書的鄭君和駟氏做后臺的墨家帶人強拆了。
鄭國經濟發達，也是最早產生了民間訟師律師的國度，還發生過民家法代替刑鼎官方法的事，找出一個能夠估價的人并不難。
粗估了一下房屋的造價就直接拆掉，木料土石要么用來作為修補城墻的材料，要么就直接作為建筑材料使用。
這和后世商鞅立木差不多的套路，民眾對王公貴族和政府缺乏最基本信任的時候，就只能用民眾認為最高不可攀的那些人先動手。
商鞅動的是秦國政府說話不算話的手；徐弱等人動的是鄭國貴族的手。
在獲取了基本的信任后，墨家便開始了最擅長的煽動和鼓動。
這種最基本的信任，不是民眾和墨者之間的，因為這兩方之前就已經有足夠的信任，墨家經常做一些非官方的非營利性的舉動，這是最省錢最省力卻又偏偏最形容吸納人心的辦法——若如泗上那樣翻天覆地的改變，需要投入的財力人力物力太多，天下能養一個泗上，卻養不起別的地方如泗上一樣。
然而即便巧舌如簧，即便民眾對墨家有著足夠的信任，可宣揚的效果并不好。
甚至不是不好，而是極差，應者寥寥。
徐弱和幾個墨者在后面簡單了開個會，一名有著口才和能夠宣傳的墨者搖頭道：“太難了，畏首畏尾，和貴族合作守城，這根本就沒法宣揚，更沒法讓民眾盡力。”
“咱們在泗上的政策不能說，這是咱們在外活動的規矩，那這還怎么宣傳嗎？我實在找不出能夠讓民眾效死而戰的說辭。”
徐弱也聽了剛才的宣傳，民眾真的是一點都不上心。
他倒是清楚，不是鄭國的民眾不行，而是墨家和鄭國王公貴族統戰合作，那有些東西就不能說。
最根本的東西不能說，憑什么把民眾發動起來？
最根本的東西不能說，在民眾看來貴族之間打來打去那不就是在爭權奪利，贏了和他們沒關系，輸了說不定還更好……
鄭國的情況很特殊。
譬如在鄭國要求死戰的，那是駟氏一族，他們家族的勢力基本上控制上新鄭的大半。
這些年不斷和韓國交戰，民眾飽受其苦。
不是說戰死沙場的苦，死就死了，兩眼一閉，也就那么回事。
真正的苦難是不死的情況下怎么活下去。
譬如城中的農夫，當年子產變法之后，不少人是有了自己的私產私田的，等到鐵器和新作物新技術傳過來后，如果一切正常，他們的日子會過得不錯。
比如原來只能用骨器、木器、石器來耕種，也沒有壟作，也沒有新作物，鄭國的民眾至少還能夠活下去。
在原本的物質基礎上能夠活下去，一旦生產技術有了一個跨域式的發展，那顯然是可以過上不錯的生活的。
譬如原來，一家授田百畝，子產變法之后變為了私田，這在銅石并用的時代也就將將填飽肚子。一旦鐵器新作物傳來，同樣的百畝就能生產原來數倍的糧食，生活肯定是更好的。
然而……鄭國的大半數民眾并沒有如泗上一樣享受到生產技術進步帶來的利處。
連年征戰，家里的地缺乏青壯勞動力種植……
這件事后世變法后的秦國可以無視，因為秦國集權變法，重農抑商，授田制土地禁止買賣，整個秦國都差不多，也沒有大商人大貴族趁機兼并土地，畢竟沒有辦法和變法集權之后的國家暴力機器抗衡。
鄭國就不能無視。
君主沒能力集權，私有制私田制又早早出現在鄭國這個中原地區最早富庶的地方。
農夫在前方打仗，家里交著重稅勉力維持著家庭，稍微遭受一點災荒，貴族、商人們就會蜂擁而上，奪走這些農夫最后的一點東西。
這也是為什么農家的思潮會很容易在中原地區有許多信眾、為什么非要重農抑商、市賈不二價、土地公有的空想學說會被底層民眾推崇的原因。
對于底層而言，相較于中原的這種新時代將生未生、舊時代已經崩潰的狀態，其實他們寧肯接受秦國那種重農抑商、遏制貴族、使得土地這個安身立命的東西最起碼不被奪走的政策。
新鄭自耕農面臨的困境就是這樣。
鐵器的價格不低，牛馬的價格更不低，又得繳納各種甲賦，很難積累財富。
一方面糧食又逐年降價，貨幣開始大規模流通，農夫手里的錢更少了。
遇到荒年就需要借貸，借貸就需要支付高額的利息，后世孟嘗君養士的一部分收入就源于高利貸的利息。
實在還不起了，就賣掉私田，或者淪為貴族的封地農奴，或者成為傭耕者。
魏韓不是來解放人民的，魏韓和鄭之間的戰爭就是貴族之間的狗咬狗，可現實就是一旦魏韓聯軍攻入，駟氏一族肯定是要被殺掉大半的。
人死了，高利貸就不用還了，魏韓和帶來的其余六穆貴族最多也就是繼承原本的土地、擴大一下封地，總不能連高利貸就繼承。
在泗上，這個問題其實很好解決：暴力手段，清除貴族，財富重新洗牌分配，使得民眾享受到生產力進步帶來的紅利，吸著九州各國的血不至于讓泗上民眾太苦。
就算不在泗上，如果墨家真的掌權，這個問題也很好解決：貴族最多保留周禮制度下規定的一部分土地為私田，取消人身依附，多余的土地按照人口分配給民眾，高利貸的利息只承認本金的一倍，一旦利息超過了一倍一律視作已經償還了利息，多出的部分作為本金。
可問題就出在這：想要解決的手段很簡單，和偏偏這些簡單的手段不能實行。
如果要是實行，那也不用和貴族合力守城了，先得來一場起義。
這也是徐弱等墨者最頭疼的地方，都特么死到臨頭了，鄭國的貴族們還沒有一丁點的自知之明，居然還在這件事上扯淡，根本不能答應。
能夠答應守城拆除房屋會照價賠償，這在一些貴族眼中已經是做到了極致。
宣傳上畏手畏腳有所保留，這要是能夠把民眾鼓動起來才有鬼了。
在鄭國起義那是自尋死路，而且上面也沒有允許，私自發動那是要受到批判認為消耗了力量不利于長久的。
既是如此，那就還得保持著和貴族們“妥協”，但這種事一但妥協，就妥不出任何結果。
結果就是現在這樣，空喊了半天，也不是沒有信任，可就是觸及不到民眾最想要的東西，民眾還是根本不愿意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