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厲害吧？戰功卓著，最終為啥落得一個殺身之禍？比他更操蛋的宋朝官員一抓一大把，怎么沒一個丟了性命的？
這里面的關鍵就是身份認同的問題，岳飛再怎么厲害，在大宋官員和皇帝眼中也是個異類，因為他不是科班出身，而是一個純粹的武人。
他得不到宋朝主流階級的認可，稍微犯點錯誤，不光沒人幫你說話，還全是落井下石的，這就叫階級認同感。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雖然這時候的知識分子有時代局限性，但他們還比較純粹，踏踏實實做學問、用良知說話、愛惜名譽、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才是他們的最高追求。
不管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爭論的只是學術問題。大家都認為自己的觀點才是對的，才是對國家有利的，并誓死捍衛寸步不讓。這種爭斗并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更不是為了政治利益互相傾軋，底線比較高。
其實這種爭奪對國家和社會利大于弊，理不辨不明。凡事必須拿到桌面上掰扯清楚才能知道好壞利弊，不能一方說了算，別人連提意見的機會和能力都沒有，這樣就失去了糾錯功能。
沒有一個人或者一個組織可以做到永遠正確，越是重大的決策就越要更多聲音一起爭論、推演。
不怕慢就怕錯，走慢點沒關系，只要方向正確總是在前進的。但要是走錯了方向，走得越快越完蛋。
這種重大決策只需要錯一次，就很可能抹除掉前面的九十九次正確，讓國家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因為它會耗費極大的社會資源，再想改回來，還得浪費更多。
宋朝的派系斗爭和黨爭大多是屬于學術上的爭論，不管輸贏都不摻雜性命攸關的問題，這就讓參與者的道德底線不會太低。
試想一下，如果誰輸誰就會被入獄甚至殺頭或者滿門抄斬，那爭起來還顧得上道德嗎？必須是什么齷齪招數都得用出來，力求把對方先置于死地。什么臉面、節操都忘了，因為輸了就是死，這就是人性。
假如壓力沒有那么大，輸了不過就是暫時失勢，就像考試考砸了回去再復習一年，把自己的學問做好還可以重頭再來。
那時政客們的道德底線就會相對高一點，不會隨便用那些齷齪招數。因為以后自己還得東山再起呢，名聲很重要。
從王安石為蘇軾求情這件事上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對于沒事兒就給自己搗亂、還鼓動別人一起搗亂的蘇軾，王安石并沒采用趕盡殺絕的手段，而是就事論事，免得以后沒人再敢張嘴說話。
而保守派也一樣，逼得王安石辭職不干了，保守派取得了階段性勝利，司馬光也沒揪著王安石不放。
該認同的道理照樣認同，該反對的新法依舊反對。一切只對事兒不對人，并沒說王安石下臺了，他的所有主張就都是錯的，就都要推倒重來。
洪濤認為這一點才是宋朝最值得夸贊的地方，允許不同聲音出現、不以言獲罪、不搞人身毀滅的終極大招兒。在殘酷的政治斗爭同時，保住了人性中好的一面兒，盡量抑制住人性的惡。
也正是因為王安石、李公麟都是知識分子性格，所以他們才有心情和自己這個瘋駙馬討論國家大事，且不認為這是對牛彈琴。
因為純粹的知識分子有個非常明顯的屬性，他們愿意講道理，尤其是和同類講道理。能用道理說服別人在他們眼中是最高的成就，誰不服就抓起來逼著人家低頭，在他們眼中就是臭流氓和人渣，很沒德性。
這次洪濤沒給兩位高官留任何顏面，他本身也是一個愿意講道理而且口才不錯的大噴子，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和世界觀。只要和對方有碰撞，那必須口吐蓮花把對方說服為止。
而且他研究過南宋朝廷的弊端，并針對其進行過徹底的改變，還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所以噴起來就更言之有物、更有針對性和更具說服力。
當然了，這個話題太大，哪怕是其中的某個具體小問題，想完全說明白也不是兩三個小時能做到的。
今天的主要戰場基本都在青苗法上，這也是新政中最被人詬病和最難區分好壞的一點。不管做為防守方王安石還是進攻方洪濤，都把這塊陣地當做了兵家必爭之地。
青苗法好不好？單就這部法規來講肯定是好，它確實減少了農民的負擔，還增加了國家的稅收。
但法規這玩意從來都是由人來執行的，宋朝有沒有執行青苗法的基礎呢？洪濤的回答是沒有！
從宰相到村里的小地主都是舊法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不會心甘情愿的從自己兜里掏錢幫國家解決農民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他們也就都成農民了。
人這個玩意，從古至今向來是用屁股決定腦袋的。原來農民租種地主大戶的土地耕種、借高利貸買農具牲畜，一切收益都歸地主大戶，也就是歸于士人階層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等于是讓農民向國庫借錢交利息，跳過了地主大戶士人這個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能樂意才怪。
這時候還能指望他們去幫著實行新法嗎？他們只能一邊很不情愿的糊弄事兒，一邊想辦法給農民增加負擔，把他們損失的利益盡可能多的彌補回來。
就算是不打算從農民身上撈錢的官員，現在也不得不向農民伸手了。因為新法是朝廷由上至下強制執行的，還做為考量官員政績的硬性標準。
這件事兒做為現代人應該特別熟悉，因為它就曾真切的發生在我們身邊。當GDP成為升官的首要指標時，官員們會如何做就可想而知了。
越是心狠手辣的缺德官員就越是能想辦法獲得更多的政績，最終倒霉的還是農民。因為這些成績都是從他們身上割下來的，血淋淋的帶著熱乎氣被送進了國庫。
這樣一弄農民的負擔不僅沒讓青苗法減輕，等于是一邊應付打著青苗法盤剝的酷吏、一邊還得多掏一份兒地主大戶的錢，負擔反倒加重了。
大部分農民是看不到這些幕后原因的，他們只知道原來沒有青苗法的時候自己每年還能剩二百斤糧食，青苗法一實施年底自己就剩五十斤糧食了。
其余那一百五十斤糧食哪去了？農民們算不出來，只能怪在青苗法頭上，這是天經地義的。
結果呢？就是新政在朝堂上被保守派官員們指責、在民間被廣大人民群眾罵。宋朝的商業再發達，它依舊是個農業社會，農民的境遇決定了整個國家的走向。
皇帝一看，新法弄了半天兩頭都不受待見，能有信心繼續堅持下去才怪。失去了皇帝的全力支持，除非把外星人弄來還有可能，只要是地球人，啥安石也沒戲。
再然后呢？就該找背鍋俠了唄。即便皇帝想說這個餿主意是自己出的，朝臣們也不會答應。皇帝必須要完美，不能有大錯，即便有也得由臣子們代替。
所以吧，誰是跟著皇帝變法的主要人員，這個鍋就得由誰來背。比如王安石，他就是改革的急先鋒，成功了會變成千古一相，失敗了就變成千古王八蛋。
玩政治和做買賣一樣，投入的大才有可能收獲大，同樣道理，獲利大風險就跟著變大，世界上沒有風險小、獲利大的好事兒，生意和政治其實是一種游戲。
這僅僅是就法規本身而言，但任何一部法規都不是單獨出臺的，制定它的人和組織都有非常明確的目的，想借著這部法規干什么呢？
具體到神宗這位年輕皇帝身上，洪濤聞到了濃濃的戰爭味道。好好的這么急于充盈國庫、整備軍隊，總不會是要進行大閱兵吧？
現在宋朝只有兩個主要敵人，一個是西北的西夏、一個是北面的遼國。不管是要對西北還是對北用兵，都需要大量的錢財。
看來這位皇帝大舅哥脾氣還挺大、心氣也挺高，他不想再兩邊受氣，要放手一搏。賭贏了，他也能成千古一帝；賭輸了，大不了再和談唄。反正這些年朝廷光干這個事兒了，熟能生巧，也沒什么大不了的。
皇帝這么想、這么做倒也沒什么不對，趕上了戰爭時期的人民肯定是受苦，但如果能用一輩人的苦難換來兒孫幾代人的和平，也算是一種可以獲利的長期投資。
有些人總說不該把人民卷入戰爭，那是害民。但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利益，想得到更多好處就必須付出。你不愿意付出、他不愿意付出，那誰來付出呢？難道說你這輩子過舒服了，就不管兒孫了嗎？
付出是沒錯的，目標也沒錯，但如何保障這筆付出的回報率就是政府的責任了。
不能說皇帝一高興就付出一次，賠了還是賺了先干了再說。這樣的付出真就沒啥意義，趕上這么一位皇帝老百姓就只能自認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