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虨所陳述事項被整理成章后，沈哲子在這表章起始處用朱筆批“特”，在座其他行臺官員們眼見這一幕，臉上閃過一絲異色，繼而便開始沉思這件事更深層次的意義，以及當中與自己職事內或會產生的牽扯，俱都重視起來。
這又關系到行臺在處理各種事務時的一個規章，就是事務處理的先后次序以及用力大小。
沈哲子主持行臺以來，需要處理的事務不再只獨限于軍、政又或者單獨某一地，言之日理萬機也不為過。雖然臺府并立、諸多屬官配合分勞，但諸多事務千頭萬緒，也難做到事必躬親，畢竟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北伐不過近半，他可不想勞累猝死。
所以在處理各種事務的時候，他往往標識輕重緩急來做分類，緩、常、急、特、特督等幾個類別，以表示對這些事務的不同關注力度。
這其中表示最高關注力度的“特督”，除了表示此事他非常關注、需要盡快處理之外，在處理過程中還要配備監察官員進行監督。
原本這只是沈哲子自己在處理各種事務的時候一個小技巧分類，可是行臺本身便是以他為主，所以很快他這一點私人的標注批示便也成了整個行臺行政的一個標準。大凡標注急、特的事務，俱都要優先處理，人力、物用方面都要進行一定程度的傾斜、集中。
反之，緩、常一類的事務則就不必過于急切，雖不至于完全擱置，但肯定也不會過分重視。換言之，力道要用在領導看得見的地方，領導都不怎么關注的事務，哪怕做的再好，效果也不大。
對于這一現象，沈哲子也早有察覺，感慨之余也就由之任之，但也并沒有將之當作一項規令以條文標識。有的時候，這種默契與潛規則反而更加有利于樹立起上位者的權威。
直至如今，各部曹官長所奏議事務能否得到朱批特示，已經成為衡量那些官長們盡職與否的標準之一。
那些官長們若是長時間得不到特批，最起碼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是才能有限，認不清楚輕重緩急，第二是德行有缺，得不到大將軍的雅重親昵。
當這種邏輯成為一種共識，即便那些官員們沒有遭到有司彈劾，在下屬們當中也會威望大失，難堪其位。
江虨陳奏完畢后，便輪到謁者臺的官長謝尚發言。
謁者臺掌管朝覲賓饗、詔使勞慰等等，簡單而言就是迎賓并公關。原本江東臺城內并沒有謁者臺這一官署構架，只是設立謁者仆射歸為光祿勛管制。
可是洛陽創建行臺后，各種覲見、賓客并訪慰事務增多，沈哲子索性便將謁者臺單設起來，除了這些之外，又加以訪賢察舉、持節察授并受怨申奏的職責，大大加強了謁者臺的權柄。
如此一來，謁者臺除了迎賓公關之外，還要負責察舉野賢、封賞四方并民怨申訴等職責。而這一改動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謁者臺擁有訪賢察舉的權力，這就極大程度的動搖了中正鄉議的權威性。事實上在這些新收復的州郡中，沈哲子也根本沒有再多此一舉的設立中正官。
今次跟隨沈哲子入洛的那些幾郡鄉流，都可以歸類為入覲的鄉賢，各種接待安排事務正規謁者臺管理。
沈哲子當下的權位，自然不可僭用入覲朝禮，但這當中也不是沒有可供取巧的地方，雖然司馬懿父子幾人陵寢都被匈奴人給挖個干干凈凈，但皇陵遺跡總還在。沈哲子也是沾了這些冢中枯骨的光，四邊覲拜皇陵，禮節生人代受。
謝尚本身便是浮華界的一流人才，兼之早年督造鐘磬禮器，使禮樂正聲歸朝，如今儼然已成行臺古禮宗師。輪到他發言時便提議讓那些鄉徒以野賢鄉秀的身份，參加接下來年前年后一系列慶典，讓他們深刻感受禮樂堂皇于朝的莊嚴。
對于這些典禮之類，沈哲子向來也都是存而不論的態度，只要不是過于繁瑣鋪張耽誤正事，便也都由之。考慮到眼下年關將近，便批示一個“急”字。
這一次的行臺會議，因為臨近年關，也可視作一場年終總結，并不獨只限于當下的西征戰事。所以凡與會者各個部曹俱都有陳述，甚至就連游離于行臺之外、處境頗有尷尬的何充都有發言。
而這些發言中，最令人關注的還是民部大尚書庾條并河漕將軍紀友的發言。無他，這兩個一個管著錢袋子，一個管著舟車物流，可以說是行臺職權最重的兩個官署。
民部乃是行臺六部之中結構最為龐大的一部，單單下轄分曹便有十曹之多，這其中度支、倉曹、庫曹、戶曹等等，職權都不遜于一般的大尚書。
輪到庾條匯報時，單單其人陳奏所涉諸多籍冊便裝滿了數口大箱子，這還僅僅只是匯總整理之后的一個結果，至于更加詳細的資料，則是足足有幾間房那么多，自然不可能完全搬運到殿上來。
饒是如此，庾條這一番匯報都持續了長達幾個時辰，聽得與會眾人俱都懨懨欲睡。至于最終總結的結果，也都很喜人，其中最引人矚目還是人口這一項。
早在數年前沈哲子平滅江東作亂之后，便開啟了一項人口普查的工作，至今歷時三年有余，總算有了一個大概的結果。行臺目下所控制區域內，不包括新進收復的弘農、上洛、河東等地，合共在籍人口達到了一百八十萬戶之多！
當庾條道出這個數字時，整個殿堂中滿座嘩然，并不是因為這個數字太小，而是太多了！要知道中朝武帝太康元年，滅吳之后全國所得戶數不過才兩百四十多萬戶而已。
可是現在行臺統治區域還未廣及南北，關中、蜀中以及河北等地俱還在敵人掌握之內。但就算如此，在籍人口竟然直追太康元年，這一結果實在令人咂舌。
沈哲子對此并沒有表現得過分吃驚，在他看來這個年代所謂的人口統計，其實并不能反應當世的人口總量，僅僅只是體現了當權政府強大與否。政府如果掌控力大，能夠將大量生民編入籍中，政府如果權威不夠，自然大量民眾亡出籍外。
太康元年，全國戶數兩百四十多萬，可是到了太康三年，人口便達到了將近三百八十萬戶之多。短短三年的時間，人口自然增長肯定不會有這么大的增幅，自然是因為統一之后隨著政權統治力增強，越來越多的蔭戶、流民入籍。
這些資料，沈哲子都是由收復洛陽之后、民間搜集來的那些典章舊籍中得來，對于庾條所報出的這一戶口數，心內還是隱隱有些失望。
江東蔭庇之風誠然一時難除，就算是有了他們沈家率先放免蔭戶的表率，肯定也是亡數諸多。可是江北自從他任事以來，在人口方面便一直不曾放松管制，尤其豫州那些鄉宗豪強更因此類問題被剪除諸多。
再加上幾場大戰所得的流民生口逐漸被安置，原本沈哲子覺得應該能追一追太康元年的籍民數，卻沒想到居然還差了五十多萬戶。折算成人口的話，便是三百多萬的人口差距！
可見，就算是有著豪強蔭庇的存在，這長達幾十年的動亂，對人口的削弱是實實在在、令人沉痛的。
雖然比不上太康舊年，但這一數字較之中興之初也是不可同日而語。沈哲子猶記得他剛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會稽作為三吳之一的龐大郡治，在籍人口居然才三到四萬戶之間，而整個江東朝廷在籍人口也還不到五十萬戶。
換言之，沈哲子北上任事、主持征伐以來，給晉祚增加了一百三十多萬戶的人口增量。
當然這么大的增長量，也并非全是沈哲子的功績，元帝、明帝時期，政權本就立足未穩，郡縣之間所用圖籍甚至還都是東吳和中朝時期的存留，本就乏甚官方權威性的統計數字。
而到了沈哲子主政時期，對整個江東的控制是肅祖在位最強勢時都不能比擬的。哪怕不計算江北新增人數，在擁有如此控制力前提下，再搭配以沈哲子所提供相對科學的統計方法，在籍人口達到百萬戶是很輕松的。
換言之，沈哲子北進這些年，給晉廷增加了將近七十萬戶的人口增量。而在此之外，還有未曾名列籍上的罪戶、屯戶等二十多萬戶。這么一算，沈哲子的功績也算不小。
人口有這么大的增量，其實也算不上是多么夸張的事情。
單單河東一地，在表示臣服之后，薛濤便獻上他家所控戶數籍冊，便有一萬七千戶之多，完全不遜于一個小型的政權，而這一數字究竟是否屬實還有待確認。由此可以想見北方這些真正強大的塢壁主們，他們在那方圓天地中保存了多么強的力量。
無論從哪方面來說，在籍人口的增長就是一個最好的消息。這一百八十多萬戶在籍人口，如果再講得更實際一點，便是一百八十多萬個獨立的納稅單位，是在世任何一個獨立或半獨立、敵對或半敵對的政權都不具備的龐大統治體量，包括羯趙的石虎政權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