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紈五指抓攏，在頭發上狠狠撓了幾下。
苦思冥想持續了很久，把為了清涼而扎的單馬尾長發都撓亂了。
“如果非要有新的借口模式，肯定是最近的案子給了美國人血的教訓，讓他們意識到‘猶豫不決’要付出的巨大代價……
美國人總是這樣的，吃一次‘太過武斷’的苦之后，國會就左一左，收緊一點；下次又吃了‘優柔寡斷’的苦后，再博弈到右一右，放寬一點……越戰失利，明顯是一次‘輕啟戰端’的教訓，那么，后來的反面教訓有什么呢……”
葉紈不知不覺，竟然腦補了十幾分鐘。
然后她終于靈光一閃。
葉紈下意識激動地抓住顧驁的雙手，上下搖了兩下，壓低聲音而又急促堅定地問：“撤僑！武裝撤僑！你覺得這個借口夠不夠用？我覺得很有希望啊！足以繞過美國國會、發動快速反應軍事行動。”
“撤僑？美國人歷史上也武裝撤僑過，1898年梅西戰爭時，就有過護僑的決議，不過美西戰爭外交交涉了很久才正式打起來。”顧驁慣性思維地想著，顯然沒有立刻GET到葉紈說的關鍵點。
葉紈很是得意：“你傻呢，當然不是歷史上那種普通的護僑撤僑，我說的是，美國人現在比往年多了一條借口，可以用更加‘進攻性防御’的姿態，去惡意揣測其他意識形態剛剛被蘇化的國家。
那就是‘對方有可能是完全無視人類外交準則的極端邪惡國家，有可能扣押美國平民和外交使節訛詐美國，所以應該果斷出兵立刻消滅’——你應該反應過來了，我說的這個反面素材，就是三年前伊朗人提供給美國的。
伊朗是20世紀來，唯一直接把對方大使館全體扣下來、無視20世紀文明社會外交準則的國家。可是，伊朗開了這個訛詐美國的惡例之后，也給了美國一種把其他敵國想象得更邪惡的借口——
他們可以說，‘我怎么知道你會不會跟伊朗那樣沒下限，把我的大使館都全員扣了，然后訛詐我’，所以為了防止美國被訛詐，就進攻性防御出兵，立刻把這種可能性扼殺在萌芽之中，把敵方政權直接消滅。”
顧驁還沒聽完，就攥著拳頭霍然站了起來，然后左手握拳右手握掌，不停地一邊用左拳捶打右掌，激動地來回踱步。
“為什么歷史上的格林納達戰爭，會這么快就通過外交斡旋、直接進入武力階段，是什么原因導致美國國會對總統動武的壓制力削弱”這個問題，已經豁然開朗、融匯貫通。
虧得當年去伊拉克給侯賽因總統帶話善后的事兒，還是他親自料理的呢，真是當局者迷了。
葉紈說的這番道理，其實后世的人很容易理解：
歷史上，13年斯喏登的事兒爆出來的時候，很多沒經歷過九幺幺的00后，都奇怪“美國人民當年怎么會通過法案、心甘情愿被總統監視的”。但經歷過九幺幺的人，就會覺得“稍微犧牲點隱私，換取安全保護，也沒什么大不了”。
每一次，都是有邪惡勢力用一種突破人類道德想象力下限的手法，挑戰了一下現有秩序，然后人民對“更積極的進攻性防御，乃至假想防衛”容忍度進一步提高。如果后來不是本某登和侯賽因總統都死了，美國人民還會繼續忍監控的。
同理，回到1980年代前期，美國民間對總統擅自動武的容忍度，已經從越戰末期的反戰扭轉過來了。
這個扭轉的契機，就是伊朗人質危機。
不要小看伊朗人那一把對國際法公信力的破壞度，因為他們其實做了一個劃時代的事情——此前，哪怕是一戰二戰期間，大家都是文明國家了，沒有出現過交戰國政府直接公然劫持殺害外交使節團的事情。
尤其一戰其實大家都比較講體面的。二戰雖然總體戰程度更高了，但蘇日德都沒干過，其他更加以文明國家標榜的就更不會干了。
上一次一國政府縱容殺害外交使團的事兒，還得追溯到慈禧假借拳民把德國公使克林德干掉。不過那一次的下場，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慈禧是“對全世界宣戰”了的，然后被八國聯軍胖揍。
其實那出兵的八國，有些并沒有被慈禧損害直接利益，但也能出兵，因為慈禧違背了國際法基本原則，挑戰了文明世界的游戲規則，所以慈禧壓根兒沒被當做文明國家對待，人家揍她時的定性就跟揍一個未開化的非酋似的。
克林德死于1900年6月，1900年屬于19世紀（同理2000年屬于20世紀，01年才算21世紀），所以慈禧的獸行應該讓19世紀背鍋。
20世紀的前78年，全人類都是清白的，本來可以建立起“20世紀這么文明的世紀不會再出現這種事情了”的國際公信力。直到伊朗人背過了“20世紀文明社會之恥”的接力棒，把全人類的處給破了。
（在伊朗人之前，非洲有些酋長也這么干，但他們只是酋長，或者部落武裝首領，不屬于文明國家領袖，最多偶爾得勢，也被定性為“軍閥”。軍閥殺外交官是有的，軍閥不代表國家，就跟1920年代國內那些軍閥一樣，他們也殺過。）
從此以后，美國人自然可以拉低“快速反應護僑”的門檻下限。因為美國是伊朗人質危機的直接受害國，他們這么干，國際社會想譴責都很難譴責。
相當于伊朗人刷新了一次文明社會的下限后，要其他所有跟美國所建國際秩序不對付的國家一起背鍋，一起承擔被突破下限惡意揣測和假想防衛的下場。
美國人只要一句“我怎么知道這個國家會不會跟伊朗一樣沒下限”，就動武了。
把葉紈所說的理論推演梗概捋清之后，就是如何形成一篇扎實的內部論文、或者說外交托辭的事兒了。
從想法，到落實到可以經得起國際社會推敲的嚴密外交辭令，還有很大差距的。
千萬別小看這部分工作的價值。
可以這么說，在1983年，要是哪個人能把上面那番假象推演，落實成久經考驗外交文件黑話、遞交給美國總統，那絕對是至少價值千萬美元的學術成果。
這一點不吹牛，因為美國總統就需要這么一份文件，來讓他“想出兵動武的時候，少花幾天時間跟國會扯皮、讓美軍反應速度更快”。
從經濟角度來算，能加速數天美軍軍事行動突然性的智力成果，得多值錢？
能第一個想出來，為總統分憂的人，如果是個美國公民，那么給國務卿當個十年八年助理、成為智庫成員，絕對是沒跑了。
可惜顧驁不是美國公民，也不想當美國公民，他只能用來換一點別的利益——比如，原先設想好的，增加后續成果的公信力。
同時讓基辛格相信顧驁的其他預言，“堤防今年其他要向民豬化過渡的拉美國家，被蘇聯滲透的風險”，把這種“主動假象防衛”的使用范圍擴大化，在格林納達用完，再去阿根廷用一用，比如把激進盟黑成蘇左，拉一把阿右的正義檔。
然后顧驁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夾帶私貨，具體怎么拉，李根總統不會過問的。
這也是美國傳統了。
就像尼克松，不會知道水門事件中，執行層的種種煞筆行徑。而且CIA和FBI做事兒的時候，經常會用“先提出幾個更不靠譜的方案，讓上級否決，然后再提出一個不那么靠譜的方案，換取執行”的手法。
因為CIA和FBI本來做的就是驚世駭俗的事情，他們已經習慣了被否決了，幾十年發展下來后，CIA和FBI的前沿執行層就習慣了，故意拿幾個不靠譜的先送上去被拒，以滿足“甲方不先拒絕乙方幾個設計方案就不舒服斯基”的心里毛病。
而甲方往往在拒絕了幾個方案后，就不好意思再繼續拒絕了，這是心理學上的人類共性。
很多甲方讓乙方改了N稿設計案后，反駁欲被滿足充分了，說不定最后繞了一圈通過的就是一開始的設計初稿。
“水門事件”在執行層時，其實就是一次“本來還不太靠譜、還想用來被拒絕的鋪墊計劃”，不小心被通過了，導致的后續災難。
而這一次，要是CIA的人執行海外滲透扶持任務時，也不小心烏龍了呢？
美國素來有讓CIA幫國務卿執行海外秘密滲透的習慣。比如杜勒斯時代，杜勒斯本人是國務卿，他親弟弟就是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兄弟是“聯合水果”公司的大股東，所以一旦有拉美國家搞土地國有化、侵害“聯合水果”公司的商業利益，杜勒斯兄弟就一個外交施壓一個秘密滲透，把對方的總統換掉。
比如，不小心把一個“本來作為一稿送給甲方看、準備被甲方拒絕的方案”，結果甲方突然腦抽實施了呢？
當然，這里的甲方，明面上是羅納爾多.貝內托總統，事實上決定和被啟發的人，有可能是已經下野的加爾鐵里前總統。
更不可能有人知道，那些“就是準備滿足甲方拒絕欲”的腦殘預備案，究竟是從誰那兒來的。
因為CIA辦事的時候，本來就不在乎這些“湊數PPT”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