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文化官員、詩人、作家、畫家、書法家和攝影師的許得民，其實專業跟文藝不沾邊。他中專學的是財會，在國營廠做過會計，在復旦讀的是經濟學，在復旦做老師教的還是經濟。
他的人生，似乎有點跑偏了。
兩人從科幻聊到文學，又從文學聊到中國的經濟形勢。
反正又不在政府從事經濟發展工作，許得民聊得很隨意，他說：“中央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現在處于一個很關鍵且尷尬的時期。這種關鍵和尷尬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理論問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還能否適應市場經濟；二是現實問題，國企到底應該怎么改革！這兩個問題，涉及到中國的國家體制，搞清楚了，萬事大吉，搞不清楚，舉步維艱。”
宋維揚笑著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無非是勞動價值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商品，仍然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因素，這兩個因素仍然是有勞動二重性決定的，價值仍然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勞動，價值量仍然是凝結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所以我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完全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許得民說：“問題是，現在的中國和世界形勢，跟馬克思那個時候很不一樣。價值不止是由勞動這一個生產要素創造的，而是由所有的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除了人的一般勞動以外，還有土地、資本這些要素。特別是資本，這兩年展現出太大的威力，資本價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勞動價值。”
“確實如此。”宋維揚道。
許得民說：“于是我就琢磨著給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做一個補充，即商品的價值是由全部社會勞動創造的，不僅是活勞動，還有死勞動、物化勞動和過去勞動，這些都是價值的生產要素。”
宋維揚笑道：“學長，你這話可不能亂講，放以前是要被打成‘理論走資派’的。”
許得民雖然只補充了那么一句話，卻全盤推翻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變成了薩伊的要素價值論。這兩派屬于死敵，已經對立了100多年，認可要素價值論，就等于動搖了我黨的正確性。
許得民攤手道：“所以這是個死循環啊，要想合理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引入要素價值論，引入了要素價值論，就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推翻了。這個理論問題必須解決，當下也有很多經濟學家在討論，但說來說去都沒有找到合理解釋。幸好我是管文化的，用不著我來著急。”
“哪有那么麻煩？”宋維揚笑道，“土地屬于全民共有，是全體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之下，一拳一腳打下來的江山，所以土地本身就是人們勞動價值的載體。至于資本，那也是勞動所得，完全可以歸為一般勞動成果。這不就符合勞動價值論了嗎？”
“你這是歪理，經不起推敲。”許得民說。
宋維揚道：“能解釋就可以了，而且不一定是歪理。”
許得民道：“也只能這樣了。”
宋維揚說：“其實問題的關鍵點在于，《資本論》主要剖析的是傳統市場經濟，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該如何反映并解釋現代市場經濟。我覺得吧，應該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剩余價值理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這些馬克思論著當中，發掘整理相關論述，并結合現在的經濟形勢進行豐富和發展。社會事物是在不斷變化的，只有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才能指導我們解決前進中所遇到的新問題。”
“哈哈哈，”許得民笑道，“你畢業以后，應該調去政府部門做理論研究。”
“還是算了吧，我就一個看了點《資本論》的半吊子，吹牛可以，做研究不行。”宋維揚搖頭說。
許得民問：“教你經濟學的老師是誰？”
宋維揚說：“我讀的專業是社會學。”
許得民愣了愣，啞然失笑：“你這個學弟啊，肚子里的墨水還真多，什么都能聊得頭頭是道。你是企業家，那我再問你，中國的企業應該怎么發展？”
宋維揚說：“中國企業的發展，面臨兩個基本問題。第一，中國企業發展是在體制變革中進行的，而且還將繼續在體制變革中發展。這個體制，可以理解為國家經濟體制，也可以理解為產業規章制度。這是中國企業發展的大前提，國企發展不容我置喙，就說私企吧，一要緊盯改革形勢，二要協力構建產業規制，把這兩個方面搞好了，才能跟外資企業硬碰硬。第二，中國企業必須在世界產業體系中年找準自己的位置，并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壯大。如今世界經濟一體化，關起門來發展是不行的，我們一方面要抵抗外資入侵，一方面也要想著主動殺出去。”
“這個概括得好，高屋建瓴！”許得民再次提高了對宋維揚的評價，主動留下電話號碼，“這是我單位上的電話，以后多多交流。”
宋維揚笑著收起電話號碼：“我就隨口亂說而已，當不得真。”
“你不用謙虛，”許得民道，“就你剛才對中國企業發展的論述，完全可以展開來，寫成一片論文，投到社科雜志去發表。如果寫得精彩，說不定還能上內參。”
“考慮一下吧。”宋維揚說。
許得民不是什么大官兒，他整天跟藝術家打交道，從一開始就被邊緣化了。聊這么多也就結個善緣而已，對喜豐公司的發展并沒有實質性幫助，或許有一天能夠通過他認識其他領導。
兩人都是會聊天的，在飛機上一通神侃，把隔壁座位的乘客聽得滿臉懵逼——聊深了聽不懂啊！
許得民好像是要去京城參加一個文藝工作討論會，下飛機后，宋維揚跟他揮手作別，叫了一輛出租車直奔賓館。
賓館是喜豐的京城銷售公司提前訂好的，宋維揚在房間里看到了半天書，到晚上的時候，大哥宋其志終于帶人來了。
“央視標王真那么有用？”宋其志一見面就問。
宋維揚笑道：“當然有用。”
宋其志說：“那不得2500萬以上吧。”
“少于3000萬想都別想。”宋維揚道。
“只是黃金時間段的廣告而已，太多了！”宋其志咋舌道。
嘉豐酒業現在的情況很糟糕，在宋述民手中，產品已經漸漸走出西康，在鄰近省份也賣得不錯，1992年達到年銷售1.6億元的最高峰。
但到了鐘大華手里，嘉豐酒業的快速擴張戛然而止，省外市場幾乎全部丟失，省內市場份額也急劇下滑。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1994年元旦，政府突然對酒類征收消費稅。糧食類白酒的消費稅率高達25，這等于直接吃掉銷售額的四分之一，酒廠利潤銳減，這也是嘉豐酒業連月虧損的重要原因，并非全是鐘大華搞出來的。
宋其志說：“為了甩掉不良資產，買斷國企工人工齡，再加上鐘大華留下來的爛攤子，嘉豐酒業現在負債4000多萬！《焦點訪談》雖然把鐘大華搞下去了，但也把嘉豐的牌子搞臭了，產品越來越不好賣。我專門去監獄找咱爸出主意，但收效甚微，情況比幾年前都不如。現在又拿幾千萬來拍標王，萬一效果不好，酒廠就直接黃了！”
宋維揚笑道：“央視好端端的，為什么要搞一個標王出來？”
“賣廣告費唄。”宋其志說。
“這是第一屆央視標王，如果拿到標王的廠子倒了，你覺得其他企業會怎么想？”宋維揚問。
“標王不行……嗨，我知道了，”宋其志猛拍大腿，“央視為了豎起標王的牌子，方便以后賺更多廣告費，他們肯定會大力幫忙宣傳，不僅僅是黃金時間段的幾秒鐘而已！”
宋維揚說：“商標改得怎么樣？”
“別提了，”宋其志大搖其頭，“嘉豐酒就算牌子臭了，但好歹還有很多老顧客。你讓我換一個新商標，經銷商和消費者根本不認，新產品積壓在倉庫里賣不出去啊！”
宋維揚笑道：“那正好借央視標王的東風賣新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