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張江園區的工廠里，剛運回國的一批設備正在進行調試。
張如京帶著宋維揚一路走去，他并不主動跟員工說話，員工也完全當他不存在，都在各自忙著手里的工作。
宋維揚自嘲道：“早在幾年前，我就想創辦芯片制造企業。當時我手里有點錢，于是心血來潮想玩玩尖端科技，結果仔細詢問倪院士之后，嚇得我趕緊打消異想天開的想法。”
“哈哈哈！”張如京笑得很歡樂。
像倪院士這種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一心想做自主芯片和操作系統，但他也不敢說自己開芯片工廠，只能設計好芯片讓彎彎公司代工。
困難有三：一是錢，二是人，三是機器。
而這三個困難因素當中，錢反而是最好解決的，政府如果真想搞，砸鍋賣鐵也能湊出幾百億啊。
真正困難的是人才和機器，中國政府在過去的20年里，為了發展半導體各種砸錢。但是沒有合格的人才，清華和中科大的師生再牛逼，也不可能憑空掌握相關技術。當時負責技術引進的，都是60年代和7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批，他們當年能學到什么知識？即便花錢引進了技術，天天對著別人的圖紙，也無法將技術給完全吃透，更別談進一步的做技術研發。
想要有所作為的領導們就琢磨，既然沒有過硬的人才，那咱們就花時間慢慢培養。于是不斷花錢引進技術、引進設備，跟跨國企業搞合資，一邊搞生產實踐，一邊積累技術和人才。這個思路放在其他行業是可行的，包括許多制造行業，確確實實成功了。
但是，有個東西叫“摩爾定律”，有個組織叫“巴統”，有個協定叫“瓦森納協定”。
摩爾定律的內容為：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腦可容納的元器件數目，約每隔1824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
巴統和瓦森納協定則規定：限制向中國出口最先進的高科技設備，能批準出口的技術設備，通常比最先進的晚兩代（加上引進時間和落地消化，中國拿到手的技術通常落后三代）。
這幾個東西疊加起來，導致中國引進大量落后的技術和設備。剛開始一兩年或許勉強夠用，但還沒來得及消化，這些技術和設備就已經被徹底淘汰。于是國家的扶持項目宣告失敗，過幾年政府還是不甘心，又動輒數十億元的引進技術和設備，結果又迅速被淘汰了。
所以，幾年前宋維揚屁都不懂，手里有點小錢就像做芯片制造，等他了解實情之后迅速打消念頭。別的不說，設備他就買不到，買落后兩三代的東西有個屁用啊！
現在宋維揚非常好奇，盯著工廠里的那些設備問：“張先生，你是怎么把這些先進設備搞到手的？”
張如京笑道：“你猜。”
宋維揚道：“我聽到一個傳聞，說你找了美國五家教會做擔保，保證中芯國際的芯片技術不會用于軍事用途，最后才拿到了這些設備的出口許可。”
“哈哈哈哈，”張如京嘴巴都笑歪了，“這個說法很有想象力。”
宋維揚試探道：“高盛在悄悄使力？”
張如京點頭說：“高盛和華登做的擔保，還出錢游說了一些美國部門。”
“這就說得過去了。”宋維揚瞬間想通。
去年，張如京被迫離開世大半導體，并宣稱自己要到大陸開公司。這消息傳出，中國大陸、彎彎、新加坡和美國的諸多企業，甚至主動聯系張如京給他送錢來，兩個月時間就籌集了10億美元。
其中就有高盛和華登，都是在美國有巨大影響力的公司，他們幫忙弄來高端技術設備就相對簡單了。
現在中芯國際的十大股東當中，高盛占股第一，華登占股第二，神州科技占股第三，上實（國企）占股第四，漢鼎（美國）占股第五，祥峰（新加坡）占股第六，說白了就是一家萬國血統的合資公司。
而張如京帶來的300多人團隊，也并非全部來自彎彎，還有新加坡籍程序員，甚至還有從德州儀器追隨過來的，公司高管中亦有美國人、意大利人等國際友人。未來還會加入海歸派和土木派（清華），再加上創始元老彎彎派，派系又多又亂，只有張如京能夠鎮得住場面。
等到中芯國際吃了官司，前途無望，許多外國員工就自動離開了。高盛等股東也紛紛減持，國內企業趁機增加投資，把中芯國際徹底變成了“中國血統”。
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新總裁上任之后，首要問題不是抓技術和市場，而是如何掌握公司大權、平衡派系斗爭。強勢的總裁直接壓服，不聽話就給我滾；弱勢的總裁只能當和事佬，在摩擦當中困難發展；最沒用的總裁，直接把中芯國際給玩壞了。
而且三大股東也不省心，因為持股比例太接近，誰都不能真正掌握公司，互相之間能打出狗腦子來。
宋維揚站在工廠車間里，突然產生一個念頭，那就是順其自然，讓中芯國際經歷一次大挫折。只有到了公司最危險的時刻，高盛、華登、漢鼎、祥峰這些外國股東，才會愿意把手里的股權賣掉，而神州科技才有機會控股中芯國際。
要知道，張如京的能力太強了，手里拿著100億人民幣的啟動資金，居然兩年時間就把中芯國際做到全球第四。這種下金蛋的母雞，如果不是被惡意打壓得喘不過氣來，那些國外股東怎么可能舍得脫手？
而如果神州科技不能做到控股，又如何保證中芯國際的長遠穩定發展？
那么就讓臺積電來起訴侵權，把中芯國際告到快倒閉的地步，神州科技再出手砸錢接盤，順便把張如京這個能鎮住場面的總裁保下來！
還有就是注重人才吸收和培養，一是招攬海龜，二是自己造血。
前面我們說了，90年代的中國沒有相關人才，但2000年以后就突然有了。
這些人才不是憑空變出來的，必須在中國讀完本科，再去美國那邊深造，并在跨國企業工作數年之久，才能掌握真正實用的尖端半導體技術。從這些學生出國到回國，時間跨度至少要10年以上，否則回來的就是半成品！
也即是說，必須是80年代出國的人才，回國之后才能撐起中國半導體的天空。
歷史上，中國芯片制造行業那些大佬，大部分都是2000年之后陸續回國的，其中不少就被華為和中興給挖去了。
2000年之后有個海龜回國潮，因為在這一年頒布了《關于鼓勵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的意見》，號召國有企業和機構自主引進海龜。如果這些海龜回國后主持科研項目，并且是國際先進水平或國內急需項目，直接由國家提供科研配套經費。
這些海龜回國后擔任要職，還能繼續拿美國綠卡，以前是絕對不允許的。而回國任職一段時間，且放棄美國綠卡，還能擔任國有企業和機構的法人代表，這同樣屬于2000年以后才有的規定——以前你如果拿過美國綠卡，除非特例批準，否則不能擔任國有企業和機構的法人。
甚至，這些海龜如果家人定居國外，其收入可以直接以外匯形式匯出，每年還有專門的出國探親假。如果把家庭搬回中國，配偶的工作要幫忙解決，子女上學也要幫忙解決，甚至規定了必須就近安排到條件最好的雙語學校、雙語班級，這些海龜子女參加中考和高考還能加分。
此項針對高層次海龜的《意見》一出，立即引發了21世紀初的留洋歸國潮，這些回國的海龜后來充斥于國內各種尖端行業。
而且，許多高級海龜并不需要這些福利，也不稀罕國家解決妻兒老小的生活，但他們還是選擇了辭去高薪回國。因為這個政策放出了特別信號，那就是國家非常重視高端技術人才，他們回國創業可以一路綠燈！
